中国德国史研究会2012年年会暨“德国历史：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齐晓东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2012年9月13—16日，中国德国史研究会2012年年会暨“德国历史：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以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人民出版社等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七十余位学者会集一堂，围绕“德国历史：宗教与社会”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议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协办，共收到论文37篇，德国历史新地图2幅。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德国的宗教与政治”、“中德史学与文化研究”、“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经济建设及社会问题”、“现代德国对外关系和社会政策”五大主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前沿性观点。

　　第一场讨论的主题是“德国的宗教与政治”。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教授在题为《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强化世俗政府问题的一些分析》的发言中指出，宗教改革确实强化了世俗政府，特别是强化了德国诸侯的邦国政权。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德国世俗的邦国分裂势力得到快速发展，与试图统一帝国宗教与政治的皇帝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得到帝国诸侯和贵族的积极支持而遭到帝国皇帝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以《路德后期的宗教改革》为题，梳理了宗教改革运动后期出现的主要的教会改革措施，着重探讨了路德宗教会形成的曲折过程，其信义教理、义务教育理念以及信义宗在北欧迅速传播的社会基础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立新教授分析了《政治在路德宗教改革中的作用》，认为政治(或说政权)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以事实为根据断言：如果没有以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1486—1525年)为代表的诸侯贵族的有力支持和庇护，宗教改革运动不可能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周施廷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斯宾格勒和纽伦堡宗教改革——浅析宗教改革关键时刻知识精英的政治作用》，文章以第一个接受宗教改革教义的城市纽伦堡市为例，深入分析了把握城市政权的知识精英成功地响应和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原因、过程和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邢来顺教授的论文《“文化斗争”：现代世俗国家与传统天主教会势力的较量》，似乎是对“德国宗教与政治”讨论专场的总结。文章中，他借助19世纪下半期俾斯麦发动的一场文化斗争分析指出，德国历史上的所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两种权势的分庭抗礼；德意志的世俗政权与罗马宗教政权从中世纪的分离到近代的对抗，这段历史铺垫了德国诸多历史事件特别是外交事件的一贯背景。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中德史学和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中德历史主义学派之比较——兼论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他通过中德历史主义学派之比较研究，对于为什么“同是”一个历史主义学派，在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初期的德国，其结果是获得了个学式的主流史学地位，而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其命运却是类学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问题。他为此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即中德双方各自的传统国家与精英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不同表现彰显出史学思潮的不同趋势。在湖北科技学院历史系陈崇阳老师的题为《鹰与龙——近代以来德中历史比较概观》的报告中，以鹰(普鲁士)与龙(中国)为象征，比较了近代以来普鲁士与中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相似性。他认为，德国和中国都曾经在西方和东方之间进行过艰难的抉择，并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岳伟博士提交的《联邦德国中小学的纳粹史观教育研究》一文主要对德国中小学纳粹史观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纳粹德国的教育方式不仅有悖于德国近代以后的传统教育模式，而且不利于培养人的基本德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姜丽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德语文学中的宗教——以斯蒂芬•茨威格、伊尔泽•艾辛格等德语作家为例》。她通过介绍和分析斯蒂芬•茨威格和伊尔泽•艾辛格两位犹太作家的主要作品，揭示了他们内心的宗教情绪和人性压抑的悲叹，进而分析了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时期所怀有的希望。上海外国语大学姚宝教授的《浅析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不同历史观》，以反犹史实为例，着重介绍了近年来他对于德国人历史观念的考察和研究结果，他认为德国人深负屠犹罪责的历史重压已是举世闻知，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学界对于犹太人的自我反思，或对于犹太人的信仰历史和民族特性增加关注，应是避免矫枉过正的必要之为。

　　第三场讨论的主题是“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运动”。复旦大学哲学系刘平教授在《思想微澜与社会狂澜：以马丁路德的救赎学范式转换为例》的发言中提出，为什么马丁•路德博士在德国威登贝格宫殿教堂大门上贴了一张《九十五条论纲》，这一学界争辩的微澜能够迅速地在整个欧洲社会掀起一场狂澜，以至于世界历史以此划分了时代?他的答案是，推动一个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力量或要素，并不仅仅是为生活其中的人们所感知到的因素，而是最初可能不为大多数人所察觉的新价值观、新思维方式和新思想成为一个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且无法复原的动因。马丁•路德的救赎学或救恩论集中、适时并公开地表达了这一久蕴待发的新观念。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谢文郁教授在题为《德国宗教现状和路德的神学思想分析》的报告中，从哲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和探讨了路德神学思想中的内在张力和生命力，强调神的主权和人的良心在判断权问题上的张力，认为正是这种动力性张力构成了基督徒的生命力，进而成为近代西方思想史的动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富森教授的《马丁•路德民族思想研究》，讨论了马丁•路德的民族思想对于德意志民族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这一影响在建立民族国家和民族教会、实行经济自主和司法自主、开展国民教育和重视民族语言等方面都充分地表现出来。华中科技大学德语系林纯洁博士的发言《属灵的操练：马丁•路德的家庭伦理》，具体分析了马丁•路德的家庭伦理观及新教的婚姻伦理。他认为，新教的婚姻伦理是一种以婚姻为天职且使之归属于世俗领域的新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新教教会主张从人性出发，废除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反对将婚姻设为圣礼，坚持在世俗的家庭中履行天职，进行属灵的操练，借以参与上帝的创世秩序。

　　第四场讨论的主题是“德国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作了题为《浅析德意志中世纪封建社会中的农村与城市》的发言。她在分析封建领地制度中农村居民与城市市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法权地位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德国中世纪晚期史逐步地异化于西欧历史主流、没有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城市通过市场联合其周边农村以壮大自身，并联合其他城市形成相对自主的区域性经济圈，进而严重地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继承博士在其关于《工业化时期德国西部城市的崛起及其影响》的发言中，叙述和分析了欧洲西部的崛起及其工业化过程，指出社会工业化与城市的合理建设是德国近代经济迅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突出表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衡林教授的发言《专家对19世纪上半期德国交通政策的影响分析》主要探讨专家治国问题，认为在德国，专家们并不谋求直接地在政治上有所发展，而是将自己视为超党派的公众良心。政府听取他们的意见，则体现了政府尊重科学及其重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研究员在《社会问题还是宗教情结?——(犹太人)对传统种族价值的颠覆》的发言中，通过分析莱辛的《犹太人》，指出犹太人曾被当作欧洲的社会问题，在以德国为典型的欧洲各国反犹情绪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期间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宋全成教授的文章《外国人在德国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运用了人口学的统计方法和人口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深刻分析了德国移民尤其是各类“难民”对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德国已经成为非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

　　第五场讨论的主题是“现代德国对外关系和社会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正柏教授在题为《阿登纳政府后期至大联合政府时期联邦德国与美国的矛盾和分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联邦德国建立后，为了保护联邦德国的安全，阿登纳政府的外交立场是坚定地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试图在西方联盟的帮助下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复兴；同时强硬地对抗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并坚决地拒绝任何“中立”和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报告详细分析了这种外交立场的原因和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寅达教授在其《纳粹德国的社会政策》报告中，以大量不容置疑的史实和现实材料为据，深刻探讨了纳粹德国的社会政策对当前德国社会的影响，以严肃客观的态度评析了纳粹政府为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做的工作。同时，郑寅达教授针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解玉军教授的《马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头衔献疑》的报告进行了解惑式发言，指出德国历史上的“女皇”、“皇帝”称谓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与罗马(欧洲)帝国皇帝的权力直接相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周建明教授的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对外贸易策略》，特别列举和分析了德国面对世界范围的谴责而努力扩大对外贸易的种种做法，例如低调宣传、出口货物不盖产地印章、商业交往不用德文等，借以减缓贸易方对德国商品的排斥心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健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普鲁士鹰旗在广州——18世纪50年代埃姆登亚洲公司的广州贸易》，从埃姆登亚细亚贸易公司创立的国际贸易环境、公司成立、商船的广州贸易、普鲁士人的反应以及公司失败的原因五个方面，详尽地展现了一个在中西贸易史著中被遗漏的重要事件——埃姆登亚细亚公司的广州贸易，并在分析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开明专制主义政治的基础上，探讨了该公司从成立到发展及至破产的深刻的历史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王宏波副研究员的文章《从俾斯麦的社会政策看近代德国的社会变革》，指出俾斯麦政府制定并实施的针对雇佣劳动者生存风险、由国家承担最终责任的社会保险制度，是近代德国社会变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德国在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转变时期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要特征。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肖建东博士的文章《袁世凯政府时期中德经济外交》，叙述德国政府扶持袁世凯上台、中国政府利用德国实力双方努力扩大和加强双边贸易的历史过程，并充分肯定了这段中德贸易交往史的成功经验。

　　总的来说，中国德国史2012年年会暨“德国历史：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是一场规模不大、讨论集中、问题明确的学术聚会，所提交的论文基本呈现了我国德国史学界在“德国宗教与社会”方面的研究状况和趋向。本次年会的召集人之一、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刘新利教授在主持开幕式及总结评述时代表会议组织者时说明，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从两个方面与德国史学界相契合。一方面，2012年在德国美因兹市举行的第49届德国史学家大会以“资源”(Ressourcen—Konflikte)为主题，试图探讨“资源争夺”在德国社会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2017年将以德国史学家为主要召集者举行世界性的“马丁•路德五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由此可以说，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与山东大学联合举办的本次年会，一方面是中国德国史学界与德国史学界同步共行的尝试，另一方面也是为五年后以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为主题的世界性学术活动进行准备。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