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国史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12月1-2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法兰西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的30余名法国史和法语系学者参加本次会议。

　　1号上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沈坚教授致开幕辞。他总结了这两年来法国史的几次重要会议，并对2019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的纪念活动做出了展望。沈坚教授密切关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鼓励大家填补法国史研究的学术空白。

　　第一场报告的主题为“战争与和平”，由浙江大学董小燕教授主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刘常津老师从细节着眼，探讨一战时期法国与中立国之间的关系，作了《绝对中立还是相对中立？——从巴黎和会前夕法国代表对中立国的处置方式审视中立概念的差异》的报告。他认为，在巴黎和会选址问题上，威尔逊提议以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作为和会召开地点，法国则强烈反对在任何中立国召开和会，由此引发双方在“中立”（或中立国）定义上的明显分歧。报告首先梳理了“中立国”的概念，随后从情报资源、经济政策和战争调停及中立国诉求等三个方面列举历史事实，以说明法国的“相对中立”原则，最后得出了法国对待中立国的态度深受实用主义、大国情结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结论。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语系齐赵园老师的报告围绕“默麦尔事件”展开。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默麦尔脱离德国并由协约国集团共管，具体事务由大使会议下辖的默麦尔使团负责，而在军事问题上，使团须听命于协约国军事委员会。法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于1920年2月进驻默麦尔，对该地区实行了为期三年的占领，直到1923年2月国际联盟正式承认默麦尔归属立陶宛为止。报告依次探讨了默麦尔问题的起因、法军占领默麦尔的动机和目标、立陶宛夺取默麦尔的经过、法军撤出默麦尔的深层原因、对当下的启示等五个方面，试图以立陶宛为案例来说明，尽管一战后掀起了民族独立浪潮，民族自决意识高涨，但弱小民族获得生存空间的道路仍然艰难曲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姜南研究员作了题为《二战后法德之间的敌对与和解》的报告。她阐述了从二战结束到1947年以后法国对德态度从对立到缓解，从力图削弱甚至肢解德国到与德国和解甚至合作的历程，并指出法国态度发生转变的几点原因：首先，二战后国际局势发生转变，冷战把西欧推到美苏对峙的前沿阵地，法德都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化解宿怨、实现和解成为法德两国的共同需要；其次，美国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扶植西德的政策，而法国依赖美国的援助、支持和保护，其对德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另外，德国的分裂使法国暂时打消了对德国的戒备之心。

　　第二场报告的主题为“战争与记忆”，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洪庆明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的汤晓燕研究员以《浅谈克莉丝汀·德·皮桑的和平观》为题，探究了法国第一位女性作家和人文主义者克莉丝汀·德·皮桑以“和平”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她将皮桑的和平观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偏爱强大的君主。皮桑认为不同社会适应不同的统治形式，而当时分崩离析的法国无疑最适合君主制。第二，主张和谐的政体。皮桑呼吁尊重所有人的价值，为弱者提供安全保障。第三，强调女性的重要性。皮桑重视女性天性在维系和平中发挥的作用。她指出，皮桑的政治观念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在宗教的等级社会框架中讨论政治；重视实践；平等观念时而闪烁。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黄艳红研究员作了题为《记忆的能量与重负——科索沃传奇和近代塞尔维亚》的报告。文章借助了皮埃尔·诺拉“第二次的历史”的概念，分为作为历史事件的科索沃战役、传奇的构建、记忆的再造、政治利用四个部分，论述了发生于1389年6月28日科索沃战役如何经过口传加工和民族主义者的书面建构，成为植根于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的塞尔维亚历史的核心事件。他指出，科索沃传说在19世纪为塞尔维亚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和强大的情感力量，但其中的暴力色彩和复仇主义也造成了消极后果。科索沃记忆环境中孕育的塞尔维亚青年终于在科索沃战役的纪念日，在萨拉热窝点燃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从而引出了余论“历史记忆的另一面在于遗忘”的迷思。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庄和灏副教授的报告题为《清末法国保教政策演变及历史定位》。他梳理了法国在华实行保教政策的起源与原因，以及保教政策由强硬转向以现实外交与价值认同并举的对华外交新方针的历程。结论认为，保教政策作为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基石，是其抗衡英国在华势力的一种长远设想。但最终效果证明，这只是法国人的“一厢情愿”。由于该政策出台前缺乏对中国社会固有宗教信仰、传统观念等进行充分考量，致使其在推行时阻力重重。普法战争的惨败，1905年前后进一步与梵蒂冈交恶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法国对华外交策略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三场报告的主题为“记忆与社会”，由姜南研究员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天岳老师的论文《历史记忆视角下的贡比涅“停战车厢”》，围绕“停战车厢”概览了法德从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报告指出，随着一战停战协议在贡比涅森林的福煦元帅座车上签订，以“停战车厢”为中心的历史文化聚落逐渐形成。二战中法国败降的签字仪式于同一节车厢中上演，法、德两国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书写发生了“主客易位”的戏剧性变化。在经历了对战争的追忆与反思后，如今针对“停战车厢”的纪念，更多反映着人们面对过往时一种平和、包容、理性的态度，“集体记忆”从对抗与复仇向和解与共生转变。

　　中山大学历史系周立红教授的报告题为《胡格诺派农民变成法国人：马佐里克四兄弟的一战》。报告从微观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朗格多克地区科洛尔盖村的胡格诺派教徒从旧制度时期对抗王权的力量转变为忠于祖国的法国人的过程。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出了三点思考：1.左派思想谱系问题。胡格诺派农民从支持法国大革命转向支持共和，构成法国左派的重要组成。2.农民的政治意识问题。一战打响时，马佐里克家虽然对儿子的离去感到抱怨，但还是和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把应征入伍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为保卫祖国而战。3.群体认同问题。由于胡格诺派大多并非特权阶级，其与共和国之间不一定完全对立，而是有可能达成一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芳博士的论文题为《制造历史——关于铁面人的逸闻、记忆与想象》。文章开头指出，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披露了一个死于巴士底狱中的神秘囚犯。这样一个平淡乏味的故事，从18世纪初期开始，成为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逐渐被演绎成一个传奇。但对于这样一个逸闻如何演变成为历史传奇的过程以及原因，却少有人关注。因此，该论文从伏尔泰不严谨的史学工作以及绝对主义君主制时期秘密政治与偷窥欲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铁面人”逸闻是绝对君主制秘密政治体系的产物，在流言蜚语、社会记忆与集体想象的相互作用中，被赋予暴政、专横、堕落、下流等多重负面意义，又成为冲击秘密政治、反绝对主义王权的武器。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詹娜副教授的报告题为《17-18世纪法国贵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报告指出，只关注制造业与商业对城市的影响过于局限，观察这一时期贵族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17-18世纪贵族向城市迁徙，开发土地，建造住宅；第二，贵族对城市景观的影响，改善了居住环境；第三，贵族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导致城市奢侈消费兴起；最后，贵族还推动了城市中音乐、戏剧、沙龙等文化艺术的发展。

　　第四场报告的主题为“启蒙与革命”，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郑春生教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庞冠群副教授的论文题为《高等法院是否导致了法国旧制度的崩溃？——一个学术史的分析》。高等法院究竟是君主制的维护者还是其发展途中的绊脚石？该论文基于学术史的分析，梳理了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19世纪，对法官辩护的声音是时代的主流，学者们倾向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高等法院的功绩。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在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下，美化绝对君主制，抨击高等法院法官阻挠改革、引发革命的观点逐渐居于上风。20世纪中后期，英美学者介入高法研究，更新了被年鉴学派边缘化的高等法院政治史，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间。因此，传统的政治史议题依然具有探索的余地。

　　浙江大学张弛副教授的报告《孟德斯鸠论“征服精神”与“商业精神”》，试图从孟德斯鸠的“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这组概念切入，着重分析孟德斯鸠提出这组概念的历史语境以及意图。报告首先剖析了概念内涵，认为征服精神属于过去，商业精神属于现代。接着批判了潘戈和马南对孟德斯鸠商业思想的解释，提出孟德斯鸠对重商主义的驳斥及孟德斯鸠对和平的国际商业关系的展望。报告最后阐释了孟德斯鸠商业思想形成的原因，认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成为孟德斯鸠思考商业问题的转折点，认为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论战，乃是在路易十四王朝之政治遗产的张力和内在困境中衍生而来，并非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理性和抽象的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大明教授的论文题为《1793：制宪与吉伦特派的倒台》。文章深入到1793年国民公会的制宪细节，描述了雅各宾派想方设法阻挠吉伦特派制定宪法，最终与巴黎公社合作，共同促成吉伦特派倒台的历史过程。他在结论中提出，被山岳派反复攻击为“乱党”的吉伦特派事实上是“第一批真正的、始终不动摇的共和派，他们遵从法律，强调秩序，没有任何破坏共和国统一的打算。但在国民公会中居于少数的雅各宾派为了维护巴黎公社和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策划和实施了“为了推翻和摧毁一种民主的政府形式和全民普选的选举方式的政变”，并由此开启了法国大革命频繁政变的先河。

　　浙江大学乐启良教授的论文题为《革命者、立宪者和修宪者——试论西耶斯之制宪思想的演变》。乐启良认为，决断主义宪法学家、实证主义宪法学家和调和主义者对西耶斯的制宪思想聚讼纷纭，但是，西耶斯实际上经历了从革命者向立宪者和修宪者的转化。在革命阶段，其政治思想带有强烈的决断主义，但在立宪和修宪的阶段，其理论思考则拥有不可辩驳的有限性和规范性。从这三重身份来剖析西耶斯的革命制宪理论，才能有助于消除宪法学界存在的各种误解。他指出，近代法国对宪法的能力充满幻想，并由此沾染了某种“制宪狂热病”，西耶斯也不例外。由是观之，人们必须抛弃法国革命者把宪法看作万能灵药的幼稚幻想，宪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兼顾社会正义和程序正义。

　　第五场报告的主题为“文化与宗教”，由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加丰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王文婧老师围绕法国新教著名文人、历史学家拉·波普利尼埃尔及其历史著述，作了题为《拉·波普利尼埃尔与法国近代早期历史书写》的报告。她指出，在16世纪遍布信仰偏见的法国，波普利尼埃尔遵从历史应以真实性为第一准则，历史学家著史必须保持客观，避免被偏见和激情蒙蔽的治史原则，其著述遭到新教教会的谴责和封禁。但波普利尼埃尔“超前”的观念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置于文艺复兴以降法国或者欧洲对于历史与诗歌、真实与虚构关系讨论的脉络思潮中，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普遍怀疑观念的影响。因此，文章结尾认为，透过波普利尼埃尔的案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16世纪在法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唐运冠讲师的论文题为《游戏与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宫廷社会的构建》，分为游戏与宫廷身份、宫廷贵族的游戏社交与游戏义务、宫廷游戏与路易十四的绝对君权构建以及游戏社交、宫廷伦理与早期现代性等四个部分。唐运冠指出，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宫廷社会中，游戏是宫廷贵族身份特权的重要标志和宫廷重要的社交手段，甚至对个人在宫廷的人际关系和恩宠状况起决定作用。游戏的社交特性，使它在“优雅”的宫廷伦理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优雅”的伦理尽管是以宫廷贵族的特权意识为中心，但它对理性和鉴赏力的推崇，也使17世纪的宫廷游戏沙龙成为18世纪法国文化沙龙的先声。

　　中山大学学珠海校区历史学系王印副研究员作了题为《十八世纪的去基督教化？——法国宗教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产生》的报告。他首先对“法国社会的去基督教化是由法国大革命引起”的笼统观念提出质疑，并指出，法国的去基督教化的确带有某种突变色彩，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变化处于一种更加连续的演变逻辑之中。报告分为18世纪的“去神圣化”、“拒绝圣事”事件及其引发的政治后果、宗教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形成与去基督教化的关系等几个部分，结合18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信仰状态，对冉森派危机所引起的一系列纷争及其在政治上带来的主要变化，尤其是宗教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产生过程进行探讨，进而审视其在去基督教化进程中的影响。

　　第六场报告的主题为“社会与教育”，由刘大明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历史系吕昭博士作了题为《法国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移民与市民化》的报告。她选择移民人口数量庞大、来源多样的阿维尼翁作为典型案例，利用城市研究中的 “市民化”概念来探讨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移民如何构建社会关系，融入城市社会。报告指出，中世纪晚期人口的死亡和迁徙打破了依附于乡土的家庭纽带，导致了城市居民以不安全感和孤独感为特征的社会心理。这促使兄弟会组织在城市社会中普遍繁荣起来，成为城市新移民群体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通过参与兄弟会的集体活动，阿维尼翁居民形成了突破堂区、新老城区以及其它空间区隔的社交网络，促进移民融入城市空间，从而构成了城市社会在动荡时代背景中发展和复兴的社会条件。

　　浙江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孟亚莉老师的论文题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初等学校的法语教学》。文章分为法语与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兰西民族复兴、法语与共和制巩固、初等教育中的法语教学三个部分，论述了1870-1914年期间语言政策如何重新成为这一时期关注焦点的政治因素，以及法语教学在初等学校的具体实施，旨在厘清法语推广与法兰西民族与共和制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法语书面语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得到广泛传播，法语口语的大范围运用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实现。法语由“先生的语言”变成法兰西民族的语言，可以被视为平民政治地位上升的体现，并被打上了宣传共和国价值观的烙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倪玉珍副教授作了题为《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的报告。文章开头指出，法国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反思，导致社会范畴受到关注和社会学说的兴盛。在此背景下，圣西门继承发展了孔多塞和观念学派的思想，把社会视为不断生长变化的有机体，探索“社会生理学”，揭示了欧洲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初步设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促成了法国从革命向社会重建的重要转变。它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科学地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在行动时保持清明的理性。

　　在学者们的发言和讨论结束后，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端木美研究员发表了闭幕致辞，她对本次会议中发言人和点评人认真参与的态度、提供的高质量论文给予了肯定，感谢浙江大学师生的努力和组织者乐启良教授的精心安排，并回顾了这些年来法国史研究会的成就和不足，期待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未来愈发辉煌。

（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肖伊梵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