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暨“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代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石庆环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2012年10月，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办、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暨“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代史”学术研讨会在沈阳隆重开幕。

　　本次学术年会学者们围绕下述四个中心议题：1．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代史，2．新形势下世界近代史的学科地位与独特性，3．世界近代史专题研究：新方法、新视角、新史料，4．世界近代史教学与教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首先，大会发言与上下互动结合是本次学术年会出现的一个新局面。

　　按照会议议程，有12位学者进行大会发言。其中，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对长期存在于我

　　国学术界的关于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提法这一误区进行了辨析，进一步阐明了革命与世

　　界近代史的关系。高毅教授认为，世界近代史的提法并不科学，实际上，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学界将其人为地分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产阶级革命史。而世界现代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史。实际上就目前来看，这个阶段是不存在的。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近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革命史。理解历史、现代性与现代文明都离不开革命。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自由民主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

　　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就当前因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中日关系极度紧张局势，阐释了中日关系的演进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杨教授指出，中日两国之间并不像普遍宣扬的那样，存在两千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杨教授又把中日关系的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将现阶段划定为第五阶段，即中日关系新时期拐点的出现。

　　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尚未得到完全复苏的背景下，探讨《金融资本形成与资本输出的历史时间和过程问题》颇具现实意义。沈汉教授认为，货币资本的形成其实远远早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的出现也不是到19世纪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之时方才出现的，它也不是起源于重商主义时期，而是早于重商主义时期。

　　北京大学许平教授对《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问题的阐释颇具前沿性和现实意义。许平教授认为，在16世纪之前，欧洲人与东方之间经历了三次大碰撞：亚历山大军事扩张、十字军东征和《马可•波罗游记》。向往东方和寻找中国成为欧洲发展和世界变化的一个动力。在16—18世纪之间，欧洲人认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视中国为东方之光。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含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许平教授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欧洲人的文化误读，并指出这种文化误读源于欧洲启蒙时代西方文化中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

　　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以《世界历史进程的悖论：整合与碎裂》为题，阐释其对世界历史演进动力及规律的新认识。王玮教授认为，人类历史是在两种力量或运动的冲突与协调的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的，这两种力量或运动带来全球一体化以及世界秩序和运行规则的合理

　　化，二者构成了历史运动内部的“悖论”，它们分别引导了世界的整合与碎裂趋势。

　　此外，辽宁大学石庆环、南开大学付成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张忠祥、渤海大学曲升、北京大学徐健、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和安徽大学尹建龙等几位学者，分别就《世界史意识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美国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及其时代影响》、《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近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海洋自由原则概论》、《16—18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德意志商人和东方贸易》、《沙龙：法兰西的文化象征与民族记忆》，以及《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关系调整》等问题，进行了观点的交流与探讨的发言。

　　大会发言学者独特的视角及新颖的观点引起参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热议，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台下学者采用提问题或挑战与质疑发言人观点的形式，进一步把学术研讨和交流推向高潮。

　　其次，分组讨论、深入博弈和交锋是本次学术年会的又一个亮点。

　　根据会议安排，参会的一百五十多位学者按照中心议题分成四个讨论组。在“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世界近代史”讨论组中，学者们就历史记忆、文明摄取路径和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锋。北京大学郭华榕教授从《历史记忆与学术人格》切人，追忆了他与王荣堂先生的真切交往与密切关系，重温了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回忆了王先生的高贵人格。同时郭教授特别强调在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背景下的世界近代史研究其整体意识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南京大学于文杰教授的兴趣集中在《13世纪前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和特征》问题的研究上。他指出，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在特定的历史时序与语境中形成了自己的路径和特征。郑州大学陈天社教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文教授从政治角度讨论了《哈马斯纲领的理论渊源》和《非政府政治在联合国中地位与作用》。哈尔滨师范大学于春苓教授和鲁东大学王书丽副教授从经济的角度对《俄罗斯石油经济》和《金融监管视角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问题进行了阐释。首都师范大学赵军秀教授和辽宁大学邱建群副教授从外交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对《如何认识和理解20世纪初英国的“外交革命”》和《关于1917年无限制潜艇战》等问题，进一步从微观视角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的外交与军事问题。辽宁大学权赫秀教授所涉及的《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及其意义》问题，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对中韩传统关系进行了定位与解析，视角独特。大连大学姜德福教授和杭州师范大学李冈原教授从宗教与文化史角度研究的《近代转型时期英国教区教士的多重社会角色》和《公民社会视阈下的英国文物古迹保护模式》等问题，颇具新意。此外，浙江丽水学院王赳教授的《城市公共空问与女性》，临沂大学魏秀春副教授的《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食品掺假状况及社会对策初探》，湖北大学郝祥满副教授的《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意识的全球化：以日本城市垃圾粪便清理对晚清的影响为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副教授的《论卡梅哈梅哈一世时代的夏威夷社会》的研究，分别从妇女史、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的角度审视社会问题。

　　在“新形势下世界近代史的学科地位与独特性”讨论组中，学者们集中在历史时空概念、世界史学科建设以及地区与国别史、和平学问题的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俞 金尧研究员提出的“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的观点备受关注。他认为，“当时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时候，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的科学。”浙江大学刘国柱教授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认为，只有把历史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才能避免片面的概念化问题的出现。山东师范大学刘文涛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董小川教授的兴奋点却集中在世界史学科建设上。二位教授分别指出了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有助于学科发展的问题。

　　本次年会中关于地区与国别问题讨论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史研究呈现强劲态势。大会 提交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美国史专题研究范畴。例如，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的 《美国的非(洲)裔牛仔研究》，其对美国黑人和边缘群体的关注研究意义重大。西南大学黄贤全教授的《试论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滞后的亚文化因素》，其对阿巴拉契亚无形道德规范文化与宿命论人生观的定位与阐释，有助于解释该地区发展滞后的现象。此外，哈尔滨师范大学杨超副教授的《尼克松政府时期“肯定性行动”在黑人就业领域的实施》、渤海大学曹升生副教授的《美国地方政府中的专区》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国庆讲师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与三K党》等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思考和探究。二是近代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研究的新亮点。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学者们以六卷本《德国史》为切入点，强调治史要突破传统的大政治史的限制，并提出增加思想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内容的必要性。例如，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的《英国近代政治改革滞后的理性思考》、河北大学张殿清、张家唐教授的《大伦敦发展的历史考察及对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启示》和山东大学孙一萍副教授的《宫廷礼仪、国王肖像与18世纪法国王权的去神圣化》等文章，就颇具代表性。特别是阎照祥教授从经济和政治发展规律、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水准及社会阶级结构三个方面的限制人手，对英国近代政治改革滞后的根源作深刻剖析，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关于和平学的研究，南京大学刘成教授的《和平学研究视角下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和首都师范大学何平教授的《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当代》非常具有典型性。刘成教授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同步，为了实现和平，暴力反而成为手段。因此，实现和平的方式和内容是和平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何平教授认为，当代国际体系正发生重要变化，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末的历史看作英美主导设计的国际秩序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冷战仅是其中的一段插曲。此外，山东临沂大学伏广存教授的《军事改革在近代一些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启示》和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胡浩副教授的《论犹太人的解放与犹太社会转型》等论文，也参与了该议题的讨论。

　　在“世界近代史专题研究：新方法、新视角、新史料”讨论组中，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史料、史观、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包括政治经济史和环境灾荒与医疗社会史在内的专题性问题研究上。涉及历史观议题的论文有：江西师范大学梁民愫教授等的《近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与莫里斯一多布经济》，南开大学丁见民教授的《族裔政治语境中的美国印第安人史学》，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的《被压迫者的上帝——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上帝观》，湖南师范大学刘大明教授的《巴士底狱神话考》，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副教授的《浅谈美国国务院档案》，河南大学张礼刚副教授的《外国学者研究哈斯卡拉运动述评》，南京大学博士生初庆东的《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编纂的形成(1930一1950)》等。关于政治经济史专题研究，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的观点颇具新意。张教授从希伯来政体思想概念的流行、基督教学者阐述圣经与政治体制架构的关系、“政治希伯来主义”在西欧绵延三个世纪和欧洲早期政治思想家对希伯来政体的赞誉等多个方面，阐释了希伯来政体对西欧早期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响。此外，安徽大学历史系张本英教授的《浅论迪斯雷利的帝国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黄艳红副研究员的《税收、特权和舆论——法国旧制度末期革命话语形成初探》等，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近代英法两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对环境灾荒与医疗社会史问题的讨论，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以《19世纪泰晤士河污染和工业社会的环境问题》为切入点，突出强调环境问题必须在民族国家以及国际层面积极主动思考与探索并采取预防性对策，必须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及应加强关于环境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徐再荣研究员的《美国灾害史研究的发展趋向及其特点》，辽宁大学滕海键教授的《环境史：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史学》，南京大学闵凡祥副教授的《互助与前NHS时代英国国民医疗照顾和疾病救助》，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祖国霞副教授的《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环境运动中的女性》，江苏南京晓庄学院丰华琴副教授的《英国伦敦慈善组织协会社会理论及实践活动的评析》，四川外语学院陈黎黎讲师的《论1930年代美国鹰巢隧道矽肺灾难》，河南科技大学毛利霞讲师的《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关于河流污染治理的博弈》等论文，从多个角度阐释了英美两国历史上的环境、灾荒、疾病和医疗救助等问题。同时还对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

　　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与教改”讨论组中，与会学者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世界近代史教材与教改的问题上。杭州师范大学张卫良教授提出了“运用启发式、专题解析式和历史逻辑式教学‘三位一体教学法”’，就教学方法问题发表看法。安徽淮南师范大学杨荣教授提出，“必须利用课程教学内容的独特优势，创新世界近代史教育教学模式”的观点。此外，成都大学周圣明教授的《通识教育视野下的世界近代史课程建设构想》，广州五邑大学陈新田教授的《世界史教学中的“通”与“专”》，吉林大学徐萍副教授的《关于新形势下世界近代史教学的几点思考》，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副教授的《关于世界近代史教学若干问题的新思考》的论文，又从教学理论和实践多个层面，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改革问题提出了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强烈责任感。除了教材与教改问题外，西华师范大学李健、南京大学刘金源、北京化工大学刘杰、兰州大学柴彬、中山大学李爱丽、曲阜师范大学张兆敏和辽宁大学李艳枝等多位学者，还就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诸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印度的社会建设问题、美国的劳动所得税减免政策、驻日公使与19世纪末中朝宗藩关系、影视与历史问题、近代英国走私贸易问题、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和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与世俗政治等，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在分组讨论中，学者们从史学家的现实情怀与终极关怀出发，对涉及本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传统史学与新史学、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以及生态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实质性的交流，把本次年会的学术研讨进一步引向深入。

　　最后，本次学术年会在会议规模、开会地点的选定及新理事会构成等方面也凸显其特点。 首先，本次学术年会规模空前。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主办单位辽宁大学等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多所高校、科研机构、杂志社、出版社、学报编辑部的一百五十余人名学者，提交论文近百篇。

　　其次，本次学术年会在沈阳辽宁大学召开，其寓意深远。1984年5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成立于辽宁大学，本次年会是研究会成立以来第四次在辽宁大学召开。为了纪念研究会的主要创始人、首任会长、已故辽宁大学教授王荣堂先生，大会还专门安排了“王荣堂先生与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的专题报告。

　　最后，本次学术年会顺利完成了理事会换届选举程序。经民主选举产生出由北京大学高

　　毅教授为理事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俞金尧研究员为秘书长的新一届理事会。

　　与往届理事会相比，新一届理事会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队伍，在年龄分布上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使年龄结构日趋合理；在绝对年龄值上理事会更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向。此外，新一届理事会在地区覆盖面以及学科分布等方面更具代表性。特别是伴随一批新生代学者充实到理事会，使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更加充满活力和朝气。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