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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世界:多学科角度的回望

  2014年6月17日,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世界历史研究所跨学科研究室承办的“20世纪的世界:多学科角度的回望”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单位的40余位学者,从社会主义运动、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宗教、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等多学科角度,对20世纪的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

张顺洪所长致辞

  世界历史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20世纪是充满巨大变化的世纪,可以说是人类迄今为止变化最为复杂的一个世纪,从多学科角度总结回望,很有价值。我所前几年由学部委员廖学盛研究员主持的课题《20世纪的历史巨变》,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帝国的瓦解、国际关系的转变几个方面,对20世纪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亚洲的地位上升;在21世纪可能重新回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不同学科共同研讨20世纪的变化,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和当今世界历史发展变化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柏春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柏春对于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的科技发展史进行了回顾。他认为,中国的科技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大国关系的影响非常大。60年代以前的科技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1895年至1930年。这个阶段科学与技术都以救国为目标。学制改革后,科技纳入教育体系。出现了学术共同体,如中华工程师学会、1915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科学家和工程师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兴修了诸如京张铁路、钱塘江大桥那样的大型项目。第二阶段,从1931年至1948年。这个时期的科技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但还没有能力生产重要武器装备。第三阶段从1949至1965年。这个时期的科技发展受苏联援助很大。科技发展的远景规划,其意义远远超出两弹一星,我们真正建立了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中苏交恶后,中国才开始尝试引进西欧、日本的技术。

李春放研究员

  世界历史所李春放研究员从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了20世纪科技革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1900年至1945年,在科技大革命的影响下,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自相残杀的能力都在大幅度提升,全球国际体系严重失衡,逐渐陷入空前巨大的危机之中。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互动能力继续大幅度提升,在全世界产生进一步的“时空收缩”效应。交通工具的“速度革命”在这方面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次,随着营养学和医学的进步,人类的死亡率急剧下降。这无疑会加剧马尔萨斯效应,从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造成重大影响。第三,世界发展更加不平衡,全球国际体系中力量分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第四,市场经济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发展促进了相互依存,呼唤宏观调控机制,可是自由放任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妨碍了这种机制的建立,酿成了大萧条的悲剧。第五,军事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导致惨烈的全球大战。最后,“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大萧条造成普遍的政治动荡和革命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和两极体系。

  20世纪下半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表现为如下几点:一、交通革命和通讯革命导致了所谓的“时空的压缩”和“距离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势必大幅度扩展和强化,从而为形成更加紧密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创造条件。二、信息化战争时代的降临意味着传统战争模式的根本转型。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和军事战略环境随之发生巨变。三、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逐渐增加,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各种国际压力下,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海外殖民帝国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使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现代民族国家扩散到全世界。在长期列国争雄的西欧率先出现了超国家行为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的数量之多、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联合国是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覆盖全球。国际非政府组织种类繁多,不胜枚举。非国家行为体还包括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和“基地”这样的恐怖组织。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展和深化,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拓宽和加强国际制度的作用。全球国际体系朝着复杂的多层面网络结构的方向演进。

方在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方在庆研究员在“20世纪科学史回顾”的发言中,分析了科学史发展的历程。他认为,科学史这门学科是从乔治•萨顿开始的。在萨顿之前,科学史自身虽然已有很长的发展,但却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化的学科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萨顿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并建立起科学史的教学体系。因此人们常常将萨顿看作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科学史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以下几种变化:一,从学科史到通史再到科学史的变化。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后,科学史从通史中解放出来,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科学革命的研究,印刷术、航海的影响等。1960年后,生物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二,从内史到外史,即从思想史向社会史的转换。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是个典型的案例。三,从综合史到多种形式并存的研究。这是由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开辟的新方向,标志着科学史研究的转向。

张光明教授

  北京大学教授张光明做了题为“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的发言。 他指出,由西方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潮为落后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提供了以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自身社会矛盾的思想工具。在俄国,1861年改革后,俄国专制主义扶植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矛盾尖锐化。普列汉诺夫一代引入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应运而生。在布尔什维主义指导下,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者获得了政权。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出现了不少问题,潜伏着很多矛盾。张广铭教授认为,“东方社会主义”其实是20世纪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社会主义与东方落后社会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东方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的一种手段。

黄立茀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黄立茀研究员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分析了匈牙利政府转型后对于历史事件的操控。她指出,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自80年代末以来,一直受到执政当局的重视。1989年,议会宣布该事件为人民起义,并将起义日定为国庆节,建立纳吉雕像、纪念碑和烈士墓,拆除苏军纪念碑。2002年,纪念博物馆建成。与此同时,成立了56年研究所,开放档案,开展学术研究,并举行大型纪念活动。2010年,民粹主义的青民盟上台。现任领导都曾是罗兰大学的学生。利用民情,顺应民众对欧盟的不满,倡导民粹主义。匈牙利执政者塑造集体记忆有三部曲。首先,官方文件是基础;其次,拓展载体,利用塑造记忆这一途径;第三,开展纪念活动,激活心中记忆。对集体记忆的操控通常有以下目的:覆盖、清除不符合转型的记忆;形成新的记忆;促进记忆演化以形成有利于执政党的现实情绪。

李彬教授

  清华大学李彬教授在题为“世界新闻史中的中国想象”的发言中,对中国的世界新闻史学科进行了反思。他称,世界新闻史是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类似的学科名称如外国新闻史、全球新闻史等。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有一个唯一的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初衷与主体,始终是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会,而不是研究新闻史的中国学会。在这个一级学会下,目前设有一个二级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换句话说,这里的逻辑关系是世界在中国之下,这反映了世界新闻史在当下中国新闻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此相反,学科的边缘化相对的却是“异乡”的中心化。所谓中心化,是指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在当代中国业界学界全方位、深层次的“大举入侵”。仅以学界为例,我们的学者以及学生一事当前,往往必先以美国为样本,美国如此如此,所以中国如此如此,几乎成为普遍的思维定势。就世界新闻史而言,改革开放之初还有两条或三条叙事线索,一条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条是资本主义国家,有时还有一条是第三世界国家,而如今基本上成为西方一条叙事了,即使谈及非西方世界,也是作为陪衬点缀于这条线索周围。更值得深思的是,学界业界对此并不以为意,而是觉得自然而然,天经地义,因为据说要与“国际”接轨,还有“普世”的价值为据。于是,如下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他乡作故乡。

吴必康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吴必康研究员讨论了20世纪的民生问题。在他看来,没有民生,就没有历史;不懂民生,就不懂历史。民生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基础。中国古代的民生思想“民生关乎天下安危”。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讲“国王的安危系于老百姓”。20世纪的民生问题,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进步最大,灾难最大。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聪明的时代,也是最愚蠢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大战带来巨大数量的人口死亡。除战争外,还有疾病、失业;与此同时,老百姓民生保障最好的时代是20世纪后期。人类的寿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二、新旧矛盾混合。这里面既有传统农业的矛盾,也有工业化城市化的矛盾。三、灾难与出路并存。农民起义具有合理性与破坏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解决了民生问题。制度创新也提供了新的思路。总而言之,科学技术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魏明孔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魏明孔研究员对于20世纪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积累与理论创新进行了评析。从资料的积累角度看,取得巨大成果,如敦煌文书、甲骨文、简帛、明清档案、1930-40年社会经济调查。改革开放后,商会档案、房契文书、云南博物馆藏契约文书、徽州文书、晋商资料、西夏文书、中华大典,等等。从理论创新角度看,新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最早是考据学、社会学、食货派等;改革开放后,是计量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史、历史学背景的经济史、社会学背景的经济史等。经济史研究表明,过去一个世纪中,存在如下问题:资料消化不够、对资料功能估计过高、碎片化、理论引进囫囵吞枣、研究方法浅尝辄止、过度数据化等等。我们要充分运用多学科方法,提高经济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刘军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军研究员在“加拿大与美国工会率比较”的研究中指出,加拿大与美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加拿大工会很大程度是在美国工会支助下发展的,但两国工会近几十年来却呈现极为不同的发展趋势。1953年两国工会率首次持平;1954-1965年间,两国工会率互有高低,加拿大高的时间开始多于美国;但从1966年开始,美国工会率再没有高过加拿大。从1976年起美国工会率几乎逐年下降,加拿大工会率在1984年则达到二战以来的高点。工会率问题折射出复杂政治传统、文化价值、法律制度,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不仅是一个工会问题。因此,它需要用跨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

李林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李林副研究员作了“技术统治下的现代与反现代——20世纪的宗教与世界”的发言。他认为,20世纪世界发生的事情,大多与宗教有关系。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宗教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一、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将原初世界改造为人文世界的手段。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现代技术的本质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同一的。二、宗教的“现代”回应方式主要有三种:现代主义、经世主义、科学主义。三、宗教出现了反现代的方式。

毕健康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作了题为“宗教与发展——20世纪埃及变革的新视野”的发言。他说,20世纪埃及社会变革的主题,是独立与发展。1922年埃及获得形式上的独立,1952年七月革命成功,埃及开始实现真正的独立。所谓发展,对于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伊斯兰教国家而言,实际上是发展道路的抉择问题,即走伊斯兰道路还是走世俗的现代化道路。埃及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但近代以来的埃及一直走世俗的发展道路,发展道路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然而,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以来,一直深深地扎根于草根社会,历经多次镇压死而不僵,顽强生存。1984年以来,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半合法组织参加埃及人民议会选举,2005年在遭到强势打压的形势下仍然获得88个议席。“阿拉伯之春”后,兄弟会乘势摘取“革命果实”,穆尔西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的首位“民选总统”,从而凸现出埃及国家与宗教的矛盾,亦即发展道路问题的严重性。当前埃及的政治斗争,似乎是民主与稳定问题,但是以军方为主的世俗力量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对抗,本质上是世俗与宗教的博弈。埃及的世俗发展道路,荆棘丛生,面临挑战。

吴英研究员

  世界历史所吴英研究员作了题为“唯物史观在20世纪中国历史地位的变迁与思考”的发言。他认为回到马克思,准确解读原著,对唯物史观做出重新诠释,并运用新的解释体系对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做出解析,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恢复唯物史观活力及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他首先回顾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地位演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逐渐提高、影响逐渐扩大的阶段。它从李大钊系统介绍唯物史观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止。第二个阶段,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并延续的阶段。这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少数历史研究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以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第三个阶段,是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在某些领域遭到质疑和削弱的阶段,这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持续到现在。唯物史观是否有重新解读的可能,并运用新的解释体系对重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做出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解析?他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对照文本、对照历史、对照逻辑,我们能够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姜南副研究员

  世界历史所姜南副研究员在“大国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发言中指出,在战后从西欧开始的、以建立超国家机构为特征和起点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联合进程中,大国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法德和解为战后西欧的一体化扫除了障碍,奠定了欧洲联合的政治基础。其次,戴高乐为了恢复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宁可接纳西德这个法国宿敌,利用西德的战败国地位去争取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而不愿让英国这个传统大国加入进来威胁法国的地位。农业方面的差异也是法国拒绝英国的原因之一。英法这两个民族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导致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过程一波三折,使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推迟了10年之久。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共同体推出《单一欧洲法令》、签署《欧洲联盟条约》,欧洲一体化逐步走向深化复兴之路。在共同体由停滞走向深化的关键时期,法德加强合作,发挥了轴心作用,对推动一体化的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综上所述,决定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原因是法国同德国关系的发展,导致这一进程迟滞10年的原因,是法国同英国关系的不协调。法国、德国、英国是欧洲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从正反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证明。

邓超博士

  世界历史研究所邓超博士作了题为“20世纪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主要争议”的发言。他提出,和平运动是20世纪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不仅包括大量的社会组织,而且常常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和平的追求者们大多以为,自己知道“和平”一词的含义,这根本毋庸置疑。可是实际上,不同的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差别很大。并且,在如何获得和平的问题上,这种分歧甚至达到激烈的程度。此外,笼统地看来,追求和平的事业肯定是正义的、美好的,因而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平事业却屡屡遭到误解、诽谤甚至审判,不乏争议和批评。正因为如此,和平运动也始终存在着种种理念分歧。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发言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跨学科研究室主任姜南对为期一天的研讨会进行总结,并向与会的各位学者表达了谢意。

  (世界史跨学科研究室张文涛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