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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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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拉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的多视角探讨

  为了深入研讨亚非拉国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探讨其变革与稳定的个性与共性,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史研究室依托“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亚非拉子项目组”,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2014年7月28日在京举行“亚非拉国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人民日报社等高校、科研院所和媒体的专家学者约30人,从不同的视角深入研讨日本、印度、南非、阿根廷和埃及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一、亚非拉国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南开大学董国辉教授发言

  南开大学董国辉副教授梳理了20世纪阿根廷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对下述重大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答:为什么阿根廷从一个繁荣的拉美大国演变成“失败国家”?他说,20世纪初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第五位),21世纪初的排名掉到80名以后!他指出,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即初级产品出口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的二元分裂,导致政治结构的二元对立,使20世纪的阿根廷政治在极端保守与民粹主义之间左右摇摆,阿根廷始终没有达成政治共识,没有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与经济发展失败之间的恶性循环。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副研究员发言

  张跃斌副研究员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全面回顾了二战以来日本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他说,二战以来日本的和平是一种偶然性和平,缺乏根基的和平,因此并没有解决“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在美国的卵翼下,日本借助于几场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实现了快速经济复兴,但美国对日本经济介入很深,日本经济实际上依附于美国。这与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与美国的主仆关系是一致的,因此美国是日本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从政治上看,长期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革新性政党如社会党和共产党基础不牢,因而战后日本社会和政治稳定,但政治腐败影响日本政局稳定。同时,日本的集团主义传统,民众对权威的服从,强调对弱者的扶助,也有利于日本社会稳定。

  二、城市化、阶级阶层、民主问题与社会稳定

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副研究员发言

  在动荡的拉丁美洲,20世纪墨西哥社会基本稳定相当引人注目。王文仙副研究员从城市化切入,找寻墨西哥社会稳定的根源。她提出,20世纪墨西哥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即1900—1940年缓慢发展阶段、1940—1980年加速发展阶段和1980—2000年平稳发展阶段。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是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产物,又在墨西哥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是“城市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等等。这些问题蕴含着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墨西哥政府在城市治理以及社会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

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助理研究员发言

  杭聪助理研究员探究20世纪南非城市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的南非不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南非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或经济快速增长拉动的,城市人口生活质量提高,来自农村的移民对城市生活比较满意,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他对20世纪的南非社会稳定,进行了分期研究,着力考察南非城市与社会稳定或社会失稳的关系。

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发言

  毕健康研究员从埃及阶级层问题切入,着力探讨20世纪埃及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关系到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分配也是硬道理,关系到社会公正,如何分蛋糕的问题。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阶级、阶层的划分与社会流动上来。阶级、阶层是客观存在,是否认不了的现实存在。就相关问题,他简要地谈了几点粗浅认识:(1)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强理论指导,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抓住问题的关键,牵住牛鼻子。《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甚至指导意义。(2)对于我们观察和认识发展中国家包括埃及的阶级阶层问题而言,二分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看来过于简略,宜以三分法(上层、中间阶层、下层)和五分法(上层、中上层、中间阶层、中下层和底层)为补充。这样,我们对阶级、阶层问题探讨应该更接近社会实际。所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而是一个跨越资产阶级和广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大阶层”。无论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职业、收入与社会声望来看,“中产阶级”内部差异极大,因此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强的过渡性阶层,称之为“中间阶层”可能更接近实际。既然“中产阶级”是西方的一种虚构或建构,因此“中产阶级”的革命性或保守性就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3)无论纳赛尔政权还是萨达特—穆巴拉克政权,抑或今天的塞西政权,都是资产阶级政权。但是,从社会流动或阶层变化来看,纳赛尔时期中间阶层、中下阶层乃至部分底层较好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遭到严重打击。相反,自1970年代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大资产阶级或卷土重来,或与官僚资产阶级结合,总之大资产阶级复兴。与此同时,中间阶层、中下阶层和底层利益受到直接冲击,以至于一些埃及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重建”。埃及社会的两极化,应该引起重视。

首都师范大学金兴礼博士发言

  首都师范大学金兴礼博士从协和式民主(又译协商民主)切入,竭力破解“印度民主谜题”,这就是:高度分裂的社会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印度人还比较贫穷,文盲率高,印度民主的质量由此受到影响?高度政治暴力与维持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矛盾吗?他认为,四大要素使协和式民主契合印度现实,印度由此建立起稳定、高效的民主:(1)大联合政府,在政府体制内解决分歧;(2)族群自治,比如成立语言邦有效地弥合了族群分离倾向;(3)比例代表制;(4)少数群体否决权,其副作用是决策效率不高。总之,金博士从民主政治角度考察了战后印度社会稳定问题。

  三、纵深考察日本的社会变革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经纬研究员发言

  张经纬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甲午战争与地区、国家的稳定”。他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对东北亚和东亚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从以清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变成日本作为新的猎食者加入西方列强在东亚抢夺利益的新局面。对于甲午战争与日本政治稳定的关系,学术界是有争议的。甲午战争后,日本从藩阀政治逐步走向政党政治,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开始启动。

河北大学连会新副研究员发言

  河北大学连会新副研究员从官僚制和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角度,探究战后日本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认为日本官僚制和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战后初期日本官僚制与行政制度改革,以《日本国宪法》、《内阁法》、《国家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的实施为标志,日本进入了资产阶级文官制度时代。在这次改革过程中,除盟军总司令部发挥的主导作用外,也离不开日本国内改革势力的积极配合。此次改革,适应了战后初期经济恢复的要求,也为后来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世界历史研究所文春美副研究员发言

  文春美副研究员考察了二战前日本东洋史学者的“满鲜史观”。她注意到,日本对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过程,与日本学术界加深研究这些地区的活动同步进行,为的是给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学理依据。她指出:由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历史学者们提出的“满鲜史观”等“殖民主义史观”,是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殖民统治朝鲜和中国大陆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正如日本学者上原淳道在《东洋史学的反省》 中所指:“时至今日,清算日本历史学的残渣,即‘去除殖民化’,依然是研究东北亚历史的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艳茹副研究员发言

  张艳茹副研究员考察了近代日本社会变革与史学思潮的双向互动进程。从幕藩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转型这样的重大社会变革,反映到史学上则是史学思想的多样化、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深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等等。然而,随着近代日本国家主义色彩不断加强,国家逐步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对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明治宪法体制建立后,作为统合国家的手段,不断强化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依托的“国体优越性”的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法则和价值观的观念。在史学领域出现了久米邦武事件等学术压制事件。1930年代,皇国史观之所以成为国家检定的正统史观,正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统制国民思想的需要。

天津社会科学院刘树良助理研究员发言

  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刘树良考察了战后初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他说,战后日本的非武装与被美国占领的现实,使日本政府积极寻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日本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美苏对立、美国的占领,促使以芦田均、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的“追随强者”,最终与美国结盟,以维护日本国家安全。

  四、印度社会变革的多角度考察

北京大学王红生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的王红生教授是我国著名印度史专家。他注意到,20世纪印度的发展道路,既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进程,又不无争论。他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印度发展观的演变,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第三条道路”发展观、自由化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包容性发展观,等等。印度发展实践表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而精神层面的力量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

山东大学张淑兰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张淑兰教授着力探讨印度政党体制与国家整合的关系。印度复杂的社会结构造成国家的政治分裂,不成熟的民主造成政治动员的乱象。与种族、种姓、宗教等社会因素相比,地区因素更重要,不仅影响到全国性政党的选举结果,而且影响到全国政党体制的发展变化。反过来,政党体制是国家治理和整合中的核心意识形态工具,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全国性大党的竞争直接影响到国家整合和国家治理的效果,地方性政党的崛起不仅没有造成国家的分裂,反而促进了印度中央地方关系的缓和。可见,政党体制与中央、地方关系是审视印度社会稳定问题不可或缺的视角。

北京大学南亚系印度籍讲师辛格博士发言

  北京大学南亚系印度籍讲师辛格博士系统评述了2014年印度大选,解析“莫迪旋风”后面的印度经济、政治和文化。他的发言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语言风趣生动。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晓霞发言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冯立冰发言

  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晓霞和冯立冰,分别就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乡村与城市的失衡与重构和1950~1960年代印度发展过程中的美国因素,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世界历史研究所许亮助理研究员发言

  许亮助理研究员系统分析了1959~1970年中、苏、朝(北朝鲜)三国关系。他说,从1959年到1970年间,平壤先是亲近北京,后又向莫斯科靠拢,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对于平壤来说,尽管同两个盟国的关系都经历过困难时期,但还是维系了同盟关系。总的来看,中苏的分裂,对于朝鲜来说挑战还是大于机遇。

  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子项目负责人、首席研究员毕健康在总结发言中说,会议上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发表了颇有价值的见解,为项目组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精神食粮,我们要认真学习,努力消化。总的看来,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是一个宏大的题目,需要综合研究,尤其是要提高理论素养,竭力抓关键,努力做到纲举目张。要抓住一个国家某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我们并不是唯稳定论,社会公正、社会公平是我们的价值追求。我们研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就是要以民生为本,探讨如何更好地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保持社会稳定。

  这次会议讨论表明,不同亚非拉国家在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上既有共性(一般性),又有个性(特殊性)。显然,城市化对于墨西哥和南非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城市化也未必是埃及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垮台,经济问题并非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外部因素的影响则具有普遍性。对于韩国、墨西哥、伊朗和埃及乃至日本,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研究亚非拉国家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政治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话题。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埃及民族民主党一党独大,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在当时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具体地说,就是要总结这些国家如何运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调节和处理好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和阶级基础。反言之,就是要研究这些国家在调节利益分配上有什么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汲取。阿根廷的教训,需要高度重视,值得深入研究。概言之,我们要努力找寻政治制度改革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具体机制。

  本次会议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亚非拉史研究室承办。世界历史研究所资深专家李春放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王红生、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丽萍和文春美分别主持各个时段的学术研讨。人民日报社原处长、资深记者、主任编辑王南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精彩评论。

  亚非拉室主任毕健康研究员致欢迎词并做会议总结。

  让全体参会学者尤其是亚非拉室科研人员深受鼓舞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廖学盛研究员莅临现场,全程参与会议。

  (亚非拉史研究室 毕健康整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