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报告厅

鲁茨·拉斐尔教授:现代历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

  2015年6月9日上午,德国特里尔大学著名历史学者、蜚声国际的2013莱布尼茨科学奖获得者鲁茨·拉斐尔(Lutz Raphael)教授在中德科学中心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官员的陪同下,一行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此次,拉斐尔教授发表了题为“现代历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演讲。

  首先,拉斐尔教授梳理了当代历史学研究中关乎历史真实和历史真相的争论。他认为,自1960年代以来,历史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变成了一门显学,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其深层原因在于历史真相和历史知识作为普遍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历史真相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在讨论历史真相和历史知识的时候,往往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是经常提到的焦点问题;同时,在捍卫历史学地位的时候,它们亦是支撑。因为,正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给了大众所需的历史常识和历史真相。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历史研究基于的假设和特点是:其一,所有的知识来源于经验。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个态度却相当暧昧,因为显然,对于过去,历史学家无法亲自面对和进行直接的观察。其二,实证主义历史研究与本体论的现实主义相关联,即实证主义认为,世界独立地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之外,并且,这个外在的世界是可以为我们的认识所认知的。换言之,过去的确存在于现有的知识之外,而经由历史文献,我们就可以重构过去,或者用客观的研究方法重新阐释和叙述过去。其三:经验主义认为,历史事实或数据可以通过理论得到验证的,由此,历史事实其实就是历史知识的最主要成分和因子。其四,实证主义强调归纳的逻辑,认为归纳是最好的方法来得出普遍性的概念和规律性的模式。

  基于以上四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历史研究有一个预设的立场,即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历史事实的积累,以及研究新的、未经检验和发现的史料。由此,拉斐尔教授认为,实证主义为历史学研究奠定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基础,以及为公众如何看待历史树立了职业化和学术化的尺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实证主义历史学者而言,他们反对后现代理论,以及反对那些只强调文本历史研究的字面含义的研究。实证主义历史研究强调历史真相,强调职业标准的好处和必要性,强调历史学和其他科学门类的相通。

  然而,对于自19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和建构主义历史研究学者而言,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上述观点显得有点妄自尊大和傲慢有加,他们认为,实证主义历史研究在认识论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实证主义和历史编撰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基于非虚构立场的解释或者叙述,且这种历史研究无疑属于人文领域,与科学无涉。

  之所以有这样的对立,在拉斐尔教授看来,其深层原因就是双方所秉承的认识论不同,并且,通过考察自1900年代到现在的现代历史学研究和历史编撰,就可以完成对这些理论争执的语境化考察。因为显然,对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而言,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模式,已经深深嵌入了历史学家的学习和研究,也深植于历史学家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通识性观察和得出的观点、结论。考察历史编撰的历史就可以反观和映射历史研究如何嵌入了这些认识论,以及,还应该看到这些理论和认识论的争执本身还关乎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历史编撰的另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就像其他人文和科学领域一样,历史学正是在拒斥哲学的过程中树立了自身的权威地位,树立了自身和多样的关于政治、道德、社会和普世历史的模式。由此,历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论讨论因为学科自身的局限性也是相当狭隘的。从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的特色而言,历史学家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对经验式的问题兴趣浓厚,以及他们热衷于建构完满的分析工具。

  针对这些理论争执,拉斐尔教授考察了自1900年代至今以来,现代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1900年代――现代历史学初创阶段,即为第一个阶段,历史学研究机构先是在西欧和北美各国,继而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相继成立,在这一阶段,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断寻找新概念和新的认识客体,并且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作为自17世纪以来的主要理性主义成果,与刚刚诞生的现代历史研究有着复杂的交集,并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不同西欧国家的社会知识和认识论传统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而言,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甚至,实证主义可以做如下解释: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达成了一个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表达,认为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以及人类知识是可以理解得了它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结合体,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通过康德、马克思和斯宾塞延续了其传统,并且,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历史研究在20世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拉斐尔教授认为,在这个阶段,历史研究者多把自己看成是工匠而不是科学家,他们相信通过实证主义认识论,通过公正检视和研究历史文献,就可以得出关于过去的正确结论。因此这个阶段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反对任何理论和任何预设,在他们看来,预设和理论无疑会破坏历史学家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他们反修辞,反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研究那些发生在过去的、独一无二的有意义的事件。但是,也应该看到,正是这样的方法论为历史学家研究他们自己社会的文化价值打开了方便之门,以及打开了另一个空间,即:不只是特定的事件,对于普遍性规律的认知也是一种可取的方法论。由此,正是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逐渐通过自己的研究,削弱了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学的确定性,因为这种历史学研究太过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研究,换言之,马克思和韦伯们把提取的历史数据看成是更大范畴的社会现象的一种指征。韦伯直言不讳,批评这种简单的经验主义研究,其意在指出:对于过去的观察,因为不同的方法论解读,会有不同的理解,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结论。韦伯进一步指出,如果运用理想型或者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那么,就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不但如此,其他专业的学者认为,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的片面性和相对性构成对历史研究的极大危害。

  在1950和1960年代,拉斐尔教授将它称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以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核心,关乎客观性的讨论已经多半是道德和政治的了,捍卫事实研究的学者和捍卫整体方法论的学者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似乎,“客观性”成了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的一个高贵的“梦”。尤其是,这一时期正好契合了冷战的高潮,东西方的学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时期,对于是否“可以否定史料的权利”,以及历史学被涉嫌用来操纵公众舆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在19世纪大部分时候,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在这一时期,演化而来的逻辑实证主义拒绝承认历史唯物主义。

  拉斐尔教授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逐渐兴起,对历史数据的序列性研究和连续性研究兴起,由此带来了历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接触的强化,即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前所未有地联姻,从而带来了研究方法的借鉴和理论的重新定位。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工具实证主义历史研究兴起,这激发了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连续的历史史实、数据和资料,以及讲究规律科学和强调理论或普遍性的历史解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对于事实研究的强化以及方法论的改善,使得历史学家相信,科学的实践就在眼前,人们普遍谈论量化,谈论历史研究终于走到了客观的社会科学这一步。与传统的实证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这种工具实证主义显然拒斥任何形式的伟大理论。

  然而,在理论的高度,以爱德华·卡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尝试修正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在1961年成书、影响巨大的著作《何为历史学?》中,卡尔摒弃实证主义传统的反修辞立场,摒弃老式的归纳逻辑,对社会理论张开了怀抱。卡尔接受相对主义作为历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成分,以及尽量避免相对主义造成的研究不足。拉斐尔教授认为,卡尔的声音是有代表性的,即,历史学家尝试消去老套的经验主义传统,而将新的理论维度嵌入了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

  拉斐尔教授强调,自1980年代到至今为现代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经历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研究路数兴起,新的认识论文化大行其道,建构主义、后现代历史研究对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构成了挑战。自1980年代以来,工具实证主义历史研究式微,而在认识论方面,新实证主义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在拉斐尔教授看来,这些新的方法论,相对于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而言,有三个特点:其一,后现代思潮普遍拒斥新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秉承的“客观性”立场。后现代历史研究以一系列解释,诸如“主体间性”、“合理阐释”和“效力范围”作为客观性的替代。其二,后现代历史研究强调事实和价值判断的分野,强调理论和历史事实的区分。其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后现代历史研究拒绝任何为历史真理、真相问题和确定性提供基础性的答案,而是热衷于为历史研究――以及广义为社会科学研究----寻求社会和文化上的合法性地位,并且也热衷于为科学研究模式树立一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标准。

  作为结论,拉斐尔教授认为,在面对自19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冲击的时候,温和的建构主义历史研究可以构成对历史学的保护。因为拉斐尔教授的观察是,自那以来,实证主义式和新经验主义式的历史研究都没有能够回潮,究其原因,他认为,当代哲学和科学理论已经将重点放在更为复杂的建构主义,强调人文和社会研究的通识性逻辑。正是这个时代,让历史科学的建构特点不再被忽视,因为总要选取特定的历史事实以及某些历史事例进行研究,以完成探究历史研究的相关性。因此,作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历史研究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叙述性构图和阐释、文本研究、文本叙事构成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历史知识的语言形式和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新文化史的写作就是将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看成是研究者个人的写作和艺术技巧。

  拉斐尔教授指出,尽管在各国历史研究中展现的形式和程度不一,但是,历史研究认识论的重新定位和重新定向是不争的事实。并且,放宽眼光,19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强烈反实证主义趋势,恰与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论转向密切关联,与认识客体的定义发生变化有关,即:历史研究从社会科学向人种志和文学研究转向。从历史研究语言的表达而言,传统实证主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踪迹”被“表现和陈述”(representations)所代替。

  当然,不可否定的是,历史研究者普遍认同,认识客体仍然是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只是,拉斐尔教授指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讲故事、叙述故事的艺术,以及建构过去的艺术,始终是历史学家份内之事。与此同时,相对于新近庞大的原始历史资料来源而言,重新诠释和挖掘那些已经诠释过的历史,就会有相对的风险。对此,拉斐尔教授认定,精巧地将职业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加以改进,以适应需要认识的客体,如此,这种“表达和陈述”就应该获得肯定,以及事实上,拉斐尔教授指出,这种以“表达和陈述”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研究方法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无疑,在拉斐尔教授看来,经由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新时代,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历史研究已经被“消解”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姚朋博士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