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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报告

“欧洲文艺复兴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欧洲文艺复兴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2015年9月19-20日,“欧洲文艺复兴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和中国国际文化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相关单位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二十余位专家在会议上宣读了学术报告。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椿年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椿年研究员主持了9月19日上午的开幕式。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研究员致开幕词,他肯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并建议对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应注重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世界历史研究所姜芃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姜芃研究员作了题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研究文艺复兴”的报告。姜芃首先对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经典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论,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中包括对古代文化的热爱、城市文化的重大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等因素;然后她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断裂问题进行了阐发,提出是否要复兴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她认为,在当下中国,发扬传统文化仍有必要。报告特别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有关生活的艺术和品质方面的典范价值,这对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人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最后,姜芃在报告中指出了文艺复兴时代的阴暗面,尤其是文化腐败与道德腐败的共生现象,而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是其重要根源,这种现象对当下的中国不失为重要警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启示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他认为,中华文明曾长期领先世界,中西方文明地位之转变发生于14-15世纪,而文艺复兴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因此研究文艺复兴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具有重大价值。他指出,反对神学蒙昧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和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刘明翰还在报告中介绍了我国学界对文艺复兴的新研究成果,如我国有学者主张把文艺复兴时代的下限定在17世纪上半叶。他最后展望了中华文明的光辉前景,认为文明具有普遍共通性,文艺复兴的价值不仅限于欧洲。

上海师范大学周春生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周春生教授侧重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消极方面,其主要原因和表现是:世俗文化的产生和享乐主义的发展对道德领域造成冲击;社会生活的普遍商业化导致金钱势力无所不在,艺术家不得不受制于钱才交易的残酷现实;日常生活中暴力横行,包括教宗在内的权势者腐败不堪;强权政治的泛滥,马基雅维利就是集大成者,他的理论预示着奉行强盗逻辑的扩张时代的到来。报告最后提出,应重新评估文艺复兴抬高理性和理性至上的暗流。

四川大学王挺之教授

  四川大学王挺之教授的报告主要阐述意大利城市史的一个侧面。报告题为“理想城之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他运用大量图片和实景照片介绍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理想城”梦想。这一理念的提出,跟意大利良好的城市发展基础有关,也与当时各城邦的文化竞争有关。王挺之认为,当时的城市发展可分为四个类型,分别以佛罗伦萨、费拉拉、罗马和皮恩扎为代表。费拉拉堪称现代城市规划的发祥地,那里进行了理想城的实践。当时意大利的城市规划理论多彩纷呈,可分为七种模型。其中的一些方案得到了实施。报告在总结中指出,理想城概念既是城市建设实践的产物,也与理性精神、与技术手段的发展相关;它致力于构建环境优美、生活便利的城市空间,是完美主义者的理念。

世界历史研究所姚朋博士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姚朋博士从一个侧面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史。他从文艺复兴时期巫术的内涵和猎巫运动出发,提出“妇女有文艺复兴吗?”报告认为,文艺复兴的兴起与以迫害妇女为特征的猎巫运动是同步的,当时妇女是猎巫审判中的主要受害者,她们的生存状态跟中世纪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可能在持续恶化。妇女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是消极的,文化仍停留在精英层面。对绝大多数妇女来说,并不存在文艺复兴。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研究员介绍了俄罗斯学界关于“文艺复兴与俄国”的研究。他指出,在俄罗斯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在整个东欧地区,真正受意大利影响并有自己的文艺复兴的只有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文艺复兴的概念不可套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俄罗斯有无文艺复兴”的问题,他认为当前俄罗斯学界争论很激烈,主要有三种观点:1)俄罗斯有发生文艺复兴的前提,但由于内乱和蒙古的统治,内部条件不具备,因而没有发生文艺复兴;2)俄罗斯有过文艺复兴,但表现形式不一样,彼得大帝时产生了近代化,若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则是文艺复兴;3)俄罗斯没有文艺复兴,虽然18世纪开始也有人文主义,但不是意大利式的人文主义,复兴的对象不是古罗马和古希腊,也不可能复兴基辅罗斯。

  张椿年研究员在发言中首先对此前报告者的一些论点进行了点评。他介绍说,关于中国有无文艺复兴,存在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徐光启、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代表。关于文艺复兴的截止时间,可以从更为广阔和全面的背景来考量。关于文艺复兴的阴暗面,他认为应该从整体上看待这些问题,其中牵涉如何评价中世纪的问题,但大的方面来说,应该肯定文艺复兴的价值。随后张椿年作了“欧洲文艺复兴对中国的影响”的报告。他指出,文艺复兴是在意大利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其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作用,对古典著作的崇拜,追求个性解放,批判禁欲主义,等等。但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各有特色。随后张椿年介绍了近代中国对“文艺复兴”历史和概念的引介。190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法国人的《西洋史》史时,已经提到文艺复兴。1924年蒋方震出版《文艺复兴史》,早期的中国学者对文艺复兴基本持肯定态度。1947年,郑振铎、李健吾等人在上海成立“文艺复兴社”,意在推动中国的“文化复兴”,故中国学者早期对文艺复兴的介绍带有十分现实的意向。

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的报告题为“中欧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文艺复兴’”。报告从近代中国文化名流关于文艺复兴的介绍和评价出发,阐述这个概念如何介入中国的历史语境。如梁启超将清代朴学之复兴比附为文艺复兴,认为这一复兴跟后者的科学精神类似。胡适则把宋学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并在美国宣讲此观点。傅斯年强调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对立,逻辑上梁启超一致。赵轶峰不主张过分地将西方历史概念运用于中国历史。他还介绍说,蒋百里(蒋方震)已然指出,梁启超将清代朴学比附于文艺复兴过甚其辞;梁漱溟则认为,清代考据学中没有复活儒学阳刚的人生态度。报告最后指出,不可将朴学与宋学过分对立,如戴震既是朴学家,也是理学家。而且,中国古典传统并未中断,这与欧洲是不同的。因此,将文艺复兴概念运用于中国历史应该谨慎。

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

  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拜占庭文化存在深厚渊源。首先,拜占庭文人带来了大量希腊文文本。其次,拜占庭教师在教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再次,拜占庭在沟通古希腊和基督教等文化元素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最后,在古代手稿的对勘方面,拜占庭的作用难以估量。他还列举了上述几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如贝萨隆枢机主教。

四川大学何平教授

  四川大学何平教授的报告题为“文艺复兴与英国”。他试图从几个方面解构关于文艺复兴的传统言说。如关于文艺复兴的起源和意义的反思,关于北欧、西欧和阿拉伯文化的贡献,以及关于加洛林复兴的地位的再评估等等。报告着重指出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卓越贡献,认为牛津大学的贡献早在几百年前就不亚于达芬奇等人;他还援引哈斯金斯的经典论点,强调12世纪文艺复兴与15世纪的联系。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从财富与宗教奢侈品的关系探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她认为,消费文化对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消费文化中,宗教奢侈品的地位尤其重要,如在以达芬奇等人为代表的创作中,宗教信仰和自然美的欣赏交融在一起。她论证说,在信仰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与中世纪人差别很小。但是随着城市富裕阶层的兴起,消费投向奢侈品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于是就产生了对宗教奢侈品的需求。这反映了基督教发展的新趋势:信仰的大众化和祭品的普及化。

外交部驻意大利前政务参赞李玉成

  外交部驻意大利前政务参赞李玉成报告主旨为“《廷臣论》中的文雅教育”。他主要介绍了自己翻译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作家卡斯蒂尼奥的《廷臣论》中的相关论述。这位作家认为,作为当时的权力中心的宫廷,其风气十分不堪,应该塑造良好的习惯和风度。这就是他写作该著的初衷。卡斯蒂尼奥认为,对完美的廷臣而言,文雅和从容是最为重要的风度。文雅之根本在于单纯、从容、自然,但这一切都需要刻苦的学习才能培养起来。另外,文雅是隐藏的艺术,与装腔作势和炫耀铺张断无关联。李玉成指出,《廷臣论》虽是16世纪的作品,但其关于文雅的行为举止的观点,在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随后作题为“从Renaissance看文化传统更新的源和流”的报告。他认为,Renaissance一说实为历史之误会,古典文明乃古希腊生产生活方式之产物,而文艺复兴所谓的复兴,实际上是新文化之诞生。随后,他对文艺复兴推崇的古希腊文明的阴暗面进行了揭露,认为雅典实际上不容许有独立自主之精神。报告尤其对基督教和中世纪的价值观进行了批驳,认为二者绝对没有人文精神。

世界历史研究所邸文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邸文研究员的报告介绍了文艺复兴与德国的关系。她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德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三方面。在哥特艺术和尼德兰传统以及意大利的影响下,16世纪初德国涌现了丢勒、荷尔拜因等艺术大师;从15世纪中叶开始,在意大利的影响下,胡登、伊拉斯谟、马丁?路德等开始展开对教会的批判,为宗教改革作了舆论准备,促进了思想解放。接着她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代之间的巴洛克艺术,认为这是新宇宙观和宗教观的调和在艺术领域的反映,巴洛克在今生与来世之间摇摆,象征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氛围。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军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社会和文化视角下对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的探讨》。他结合国际学界的文学批评成果,对国内关于三位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些认识进行了澄清。他指出,深入研究但丁的作品和生平纪录就会发现,他的写作指导思想和整体构思是保守的,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由于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恢复和维护旧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只是部分表现出对新社会情感的同情。王军援引意大利评论家De Sanctis的观点,认为但丁反对资产阶级新人,称其为贪婪嫉妒傲慢之人,他们所追求的财富是堕落的根源。《神曲》中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仍占重要地位,哲学家仍需要神学家来指引;在宗教方面,但丁虽然批判了罗马教廷,但矛头并未指向教理教义及以其为基础的伦理规范,而仅仅是教会人员的腐败。关于彼得拉克,他认为,这位桂冠诗人内心充满了冲突,为彷徨于新旧价值观之间无法做出选择而万分痛苦。彼得拉克模仿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写出了内心的隐秘。这种矛盾心理在其代表作《歌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表现了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世界观。关于薄伽丘,他援引De Sanctis的评论:观念世界中的思想自由被否定,然而实际生活却是另一回事,人们也可以以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名义去追求享乐。王军还介绍说,晚年的薄伽丘差一点把《十日谈》付诸一炬,是彼得拉克劝说才留下。国内对《十日谈》故事的很多解读把意思弄反了。王军总结说,只有在他们之后,意大利才进入人文主义运动时期,才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婧敬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婧敬博士以伦佐?瓦拉的《论快乐》为中心,探讨这位人文主义者的伦理思想。报告紧密结合瓦拉著作的文本,对其快乐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她认为,瓦拉不是享乐主义者,而是强调快乐应与城邦的幸福相容。瓦拉仍然坚持基督教的理性,尝试在基督教信仰的框架内构建人文主义伦理,如认为天国幸福乃人间幸福的延续和完善,二者并不矛盾。他倡导的快乐中,既有天性的舒展,也有理性的节制,这是瓦拉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

  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报告题为:“文艺复兴与政治和谐:人文主义者‘和谐国家’设想的重提和再判”。他从长时段的角度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进行了概览,认为二者在近代的历史选择方面有所不同,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其历程是文化在前,政治改革在后,最后是经济和科学;而中国近代走的是先经济发展,再政治文明,最后才是文化发展的循环。如今文化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朱孝远指出,文化发展,首先要靠教育。文艺复兴的一大贡献在于它“要把社会搞好先要把人教育好”的理念。而文艺复兴之所以会延续350年,一个原因就在于人的教育和改进不是件容易事。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应该发觉马基雅维利之前的“政治学”的价值,认为不能割裂政治学与伦理学,马基雅维利之前的政治思想提供的是另一种途经。

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教授,从彼得拉克的作品《幸运与背运的救治》的翻译工作出发,论述了彼得拉克的理论管。她介绍说,彼得拉克在这部作品中探讨了人、财产、事业、家庭、声誉五大主题,总共讲述了两百多个故事,除了前述主题,还论及死亡等重大人生问题。他的目的在于引导读者思考人生方方面面的问题,居安思危,走出人生的情感困境。

  会议报告中间,与会者就发言者的论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关于妇女在文艺复兴中的地位、理想之城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文艺复兴时代教廷的腐败、古希腊哲学与文艺复兴人生观的关系等等。北外王军教授在会上呼吁学界关注外文文本的翻译,认为必须充分重视和肯定这一基础性工作。

  陈启能研究员最后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性点评。他指出,学问的精髓在于创新和思考。在这方面,有必要更加深入地领会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为接受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观点,或者仅限于去证明这些观点;而应该在认识论、方法论、哲学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必须立足于文本,努力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这才是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陈启能研究员最后指出,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加强了学界的联系和信息交流,有利于推动我国文艺复兴研究的深入发展。

  总之,这次会议是我国学界近年文艺复兴研究的一次展示,既有对传统论点的阐发,更有新论点的评介和阐发;而且,许多论者都结合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现状,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意义作了全面的探讨。

  (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黄艳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