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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纬: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经纬(林昶 摄)

  人民网8月19日电 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华大学联合主办、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16年年会暨“日本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学术研讨会12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经纬在发言中指出,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改造到扶持的转变过程,至今仍对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存在着重要影响。

  张经纬认为,战后初期影响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诸因素,并非先前中外学者所分析的平行并重,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诸因素形成一个逻辑因果链,最终依归是各自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旧金山体制”形成。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实行了民主改革,天皇由总揽统治大权的国家元首变为“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建立起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相近的君主立宪制。一方面,它反映了《波茨坦公告》反法西斯联盟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将日本变为和平民主国家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美国消灭其西太平洋竞争对手,大霸权消灭小霸权的战略目的。

  冷战局面的形成和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

  张经纬指出,二战后冷战局面悄悄酝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全球战略和东亚战略。凯南的“八千字电报”为美国提供了冷战的思想理论基础,丘吉尔的“铁幕讲话”拉开了冷战的序幕,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

  凯南多年在驻苏使馆工作,是美国外交界的苏联通。1946年2月22日,凯南奉美国国务院之命拟就的“八千字”电报发回国内,该电报认为苏联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战争。凯南看法与美国国内的对苏强硬立场是吻合的,因而成为美国冷战思维萌发的逻辑依据,凯南也由此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智囊人物。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小镇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铁幕讲话”,也称“富尔顿演说”。内容有五个方面:第一,美国应该肩负起领导自由世界的历史责任;第二,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实现英语民族对世界的统治;第三,一条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里雅斯特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东边受到苏联高压控制,苏联还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第五纵队,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和威胁;第四,攻击苏联在国内实施暴政;第五,鼓动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史学界一般认为,丘吉尔的铁幕讲话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时隔一年后,杜鲁门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标志着“杜鲁门主义”出笼。“杜鲁门主义”主要包含两项内容,即第一,希腊和土耳其出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向,这影响到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安全,因此美国必须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第二,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美国必须支持各国选择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和丘吉尔的铁幕讲话仅仅是舆论鼓噪,那么,“杜鲁门主义”则是以前者为理论基础的行动纲领和实际举措,因此可以说,“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

  冷战开始之后,在欧洲的铁幕两边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两个阵营的对垒已具雏形,而在当时的东亚地区这种局面尚不明朗,局势的发展仍存在着变数。战后欧洲分区占领的前车之鉴,迫使美国从占领日本那一天起,就在考虑未来的东亚盟友问题,其核心目的是是其亚太战略不能受到威胁,必须保证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国共两党实力的消长转换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

  张经纬认为,从雅尔塔体系建立直至战后最初几年,美苏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及态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演变的结果成为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关键因素。

  美国政府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同时也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不可小觑。美国对日政策由“博顿草案”到PPS/10号文件的转变,从时间节点上看与上述中国战场的形势变化也是吻合的。1946年底至1947年初,对日媾和的“博顿草案”出笼,这个草案是罗斯福时期的外交班底搞出来的,延续了罗斯福的外交思维,认为远东稳定的关键是中国,对日本必须给予严惩,因此,拟定对日政策的基础仍以中国为中心。1947年10月14日,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出台了PPS/10号文件,这个文件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把日本和菲律宾变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利益的基石,为达此目的须停止承担对中国的“不合理义务”,恢复对中国的“超然姿态”和行动自由,同时通过调整对日政策,使日本成为东亚的稳定力量。这个文件标志着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开始由中国转向日本,这是对“博顿草案”的否定,是对战后对日政策原则的挑战。

  正是在上述中国国共两党的势力消长发生转换的过程中,美国开始考虑它的东亚盟友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美国亲日集团的鼓噪才显得那么迫切和重要。

  日本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和美国利益集团的鼓噪对美国转变政策提出迫切要求

  张经纬表示,在中国战局形势逆转的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社会状况也日渐恶化,如果说中国战局的形势逆转是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日本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则是对美国转变对日政策提出了迫切要求。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和平时期靠进出口贸易尚能支撑其经济发展,战争时期一旦被切断贸易通道其经济运行立现危机。然而由美国主导的民主改革并不顺利。解散财阀遭到日本政府内保守势力的抵制,他们动用临时军费支付数额巨大的军需品生产合同和复员军人的退职金,由此导致通货膨胀,致使零售物价增长两倍。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又导致劳资矛盾日趋激化,1946年春季开始,从东京到地方,罢工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1947年1月,“全国工会临时斗争委员会”发表《二?一总罢工宣言》, 1月31日,麦克阿瑟签署了禁止“二?一总罢工”的命令。

  经济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后,美国占领当局担心日本共产党势力坐大,因此,决心在关键时刻对日本施以援手,从经济上扶持日本,使日本社会尽快恢复稳定。

  首先,减缓日本战争赔款。战后初期,美国制定日本战争赔款政策的初衷是根除日本的战争潜力。1946年1月至8月,占领当局曾指定1100个工厂为拆迁赔偿对象。1949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NSC13/3号文件,彻底终止了拆除赔偿计划。结果,应拆迁的工厂大部分保留下来,拆除赔偿完成额仅相当于原计划的7%。

 

  

  第二,中止解散财阀。1947年12月,依据盟军统帅部的指令,日本国会通过了《限制经济力过度集中法》。该法规定任何企业有垄断行为或可能对其他企业构成垄断威胁时,须予以解散或改组,根据这一法律,325家大企业被日本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列入清查名单。至1948年初,随着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法律不断遭到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的质疑和抨击。1948年9月,以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为团长的分散经营检查委员会,提出一份分散经营解释报告,其实质是限制分散经营的实施。其结果是被列入清查名单的300多家企业被豁免,只有11家大企业被分解为若干小企业,6家大企业奉命改变了结构和活动方式。至次年8月,麦克阿瑟宣布正式宣告解散财阀、排除垄断的工作结束。

  第三,放宽战犯整肃。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在政治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使日本政府的整肃运动向右转,整肃对象由法西斯势力转向日共和左翼团体。这些对日共和左翼势力的整肃活动,显然有助于日本这个新盟友成为一个“干净的反共堡垒”。

  总体来看,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不是彻底的改弦更张,而是围绕总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局部调整。然而,这种局部调整或者说局部转变,却是影响之后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关键一步。因为它改变了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和盟友,确立了美国未来东亚政策和对日政策的发展趋势。1951年“旧金山体制”的形成和“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都对战后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