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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辉教授:“1837年一代”与阿根廷现代化“悖论”

  2018年6月19日,世界历史研究所特殊学科拉美史学科举办学术活动,邀请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董国辉教授作了题为“‘1837年一代’与阿根廷现代化‘悖论’”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学科负责人王文仙研究员主持。亚非拉美史研究室、欧美史研究室等科室的人员参加了报告会。

  董国辉教授在报告中深入剖析了阿根廷经济由盛转衰的思想根源。他首先对阿根廷的“1837年一代”进行界定。意指以“五月协会”为核心的一批浪漫主义青年作家和思想家,因1837年成立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文学沙龙”而被称为“1837年一代”。这些人物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以小说和诗歌等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批判罗萨斯的独裁政权,基于自身对阿根廷历史的理解提出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他将“1837年一代”的政治活动分为三个阶段:1837—1838年、1839—1852年、1853—1880年,并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介绍。

  董教授梳理了“1837年一代”的思想主张,包括对阿根廷历史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寻求一条抑短扬长的发展道路;强调阿根廷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性,以构建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归属感为使命,追求国家统一的最终目标;强调根据欧洲和美国的宪政模式来改造阿根廷政治,建立一个以社会精英为领导核心的宪政民主制度;主张吸引欧洲移民和发展教育来改造阿根廷的国民素质;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强调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赢得发展。

  董教授指出,“1837年一代”奠定了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1880年一代”则是这些思想的践行者。由此,阿根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经济高速增长,确立了以民族自治党长期执政为特点的寡头民主政治,在农牧产品出口、国民教育、城市化、工业发展等方面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现代化又呈现出一些“悖论”:过度依赖农牧产品出口,使阿根廷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肥沃的潘帕斯草原,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加深了经济的二元结构;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外国资本的流入,使阿根廷经济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过度维护出口集团的利益,培育了服务于“精英”的寡头民主政治,造成了阿根廷社会的分裂。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分别就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美国和拉美发展鸿沟形成的根源、寡头民主的运行模式和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拉美史学科杜娟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