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教授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

　　2022年4月27日上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毅生书院共同主办的“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第140讲在线上开讲。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发表了题为《从革命和现代化到国家形成：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主持，李金铮教授担任与谈人，校内外共有8百余名师生参加。

　　此次讲座主要是围绕着李怀印教授的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展开。在第一部分，李教授从中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梳理了本书问题意识的由来。其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西学界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且应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兴趣于现代中国的快速崛起，开始利用跨国史与全球的视角，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中对此进行解释，如“加州学派”学者认为中国在1800年以前并不落后于西方，现代中国的成功不过是其过去数千年累积的领先世界经济的再版；而“新清史”论者认为清朝并不是一个稳定统一的“东方帝国”，其发展过程“并没有与欧洲分道扬镳”，并质疑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中国的强大是否能持续下去。

　　李教授认为，“新清史”论者提出的问题，并非“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所能解决。因为“革命史”范式只能关注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政权问题，而“现代化”范式只能关注到中国与西方的趋同问题，却不能解释趋异问题。因此，他认为要想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问题讲清楚，就必须 “超越革命与现代化”，从全球史、比较历史的角度，建构解释现代中国形成的新体系。

　　在第二部分，李教授介绍了《现代中国的形成》的分析架构。其指出，“地缘格局”“财政构造”“政治认同”是构成现代国家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所谓“地缘格局”就是要把现代中国的形成放到国际环境环境下考察；所谓“财政构造”，就是要关注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决定着其可供汲取的资源规模；而“政治认同”，则决定着资源的动员和使用的有效程度。

　　在第三部分，李教授阐述了现代中国形成的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中国从传统的“华夏王朝”向清朝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转型；第二个环节，是晚清民国中国从一个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第三个环节，是共产党将一个在财政、军事、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打造为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国家。李教授特别指出，在第二个环节中，不能将近代中国理解为从帝国直接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断裂过程，而要注意转型过程中疆域、央地关系等要素的连续性。

　　在第四部分，李教授提醒我们，不同的历史坐标会导致不同的历史认知取向，并比较了“革命视角”“现代化视角”“国家形成视角”下学界对晚清时期、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及对共产党革命认知的不同。

　　最后，李教授对本讲内容作了总结。他认为，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四个层次，即成型于1949年的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型于1945年的现代主权国家、成型于1750年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清朝以前的“原初中国”，其核心特征是形成过程具有渐进性与连续性，而非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

　　报告结束后，王先明教授与李金铮教授分享了自己对讲座的体会。王先明教授表示，李怀印教授此项研究的问题意识十分突出，其在学术脉络中呈现并辨析自己的学术意识，并关注所讨论问题与时代需求的内在关联，这种缘于学术史，同时关注现实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前沿问题，体现出李教授基于历史纵深的思考后，对中国命运的历史关怀。

　　李金铮教授表示，李怀印教授的系列著作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的典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看待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问题：宏大叙事是历史研究的目标，微观研究的最后目的其实也是宏大叙事。但同时，他也提醒与会者，宏大叙事需要长期的积累，青年学者的研究还是要选取以小见大的题目。此外，对书内涉及的央地关系、小农经济与集权分权的关系、东北问题对中共的重要性等问题，李金铮教授也作了简要交流。

　　讲座最后，李怀印教授热心地解答了听众提问。本次讲座在热烈的“线上掌声”中圆满结束。

（袁凯旋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