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学科建设与世界通史编纂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

　　2022年10月29日，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全球史研究室主办的“全球史学科建设与世界通史编纂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罗文东研究员代表世界历史研究所对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欢迎。他指出，党的二十大刚刚胜利闭幕，此次研讨会是全球史领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的一个重要学术研讨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由一个在东亚地区有影响的大国，走向具有全球性影响大国。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全球史学科建设和加强世界通史编纂研究，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决策部署、服务于党的对外开放战略。全球史研究室除做好自身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组织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特别是组织有关专家对全球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包括教材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创新方面，尽快推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罗文东书记针对历史观和历史学、唯物史观与世界史、全球史与世界史、全球化和全球史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与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刘文明教授围绕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做了发言。他谈到，经过18年的发展，中心已经在组织学术活动、教材编写、人才培养、基础理论思考、学术研究和出版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中心编写的《全球史文献选读》、《全球史概论》完全是自己的探索思考，出版二十多期的《全球史评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反对意见，如：有人将全球史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还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有世界史了，不需要全球史。今天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多。全球史要超越民族国家史，有这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这是全球史所带有的一个特点。当前发展过程中，实证化和微观化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很多优秀的著作都是以实证为基础。如何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更好结合起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王大庆教授围绕学生培养方案和通史教学工作，谈了对通专结合问题的思考。如在组织给本科生讲授“世界通论”课程时，一半从问题出发，一半从历史进程出发，尽量将实证与理论结合起来，让同学们思考什么是世界史。通与专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他认为，“通史”的“通”字要贯穿所有的文明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刘家和先生曾专门写文章讨论过，世界通史或全球史教材的编纂应该提倡中国通史的贯通性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董欣洁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全球通史的编纂，都需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界定全球史。在她看来，全球史即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它与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技术革新有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于通史编纂如何进行。她认为，我们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和人们的交往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出发，将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结合，编写既体现中国特色又能够与西方学界平等交流对话的著作。当然，如何兼顾地方和全球，既体现历史的整体性，也要容纳个体经验，这个是特别难的一件事。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出现就是全球史，它的交往是全球史，它的分化、分散和孤立隔绝本身也是全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似孤立隔绝的东西，其实背后也有一个整体的因素，如世界各地的农业起源背后就有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影响。纵向来看，在通常所谓轴心时代之前，有原始轴心时代，古代西亚和埃及的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断绝，而是被轴心时代吸纳，一直到今天仍深深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瞿旭彤副教授认为，历史书写从来都是历史解释，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也是一个集体的行为或者一个共同体的行为，有三方面重要内容，分别是族群认同、国家建构和社会想象。历史学要处理天人之间、古今之间、中外之间的关系，核心仍旧是古今之变，或者说现代性的问题。我们活在三重世界中，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间，我们也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即前现代的以身份以血缘为前提的世界、由资本和货币推动的现代世界、由技术和数字主导的当代世界。三重世界重叠下，如何在通史编纂上将西方的古今之变转化为中国自身的连续性历史叙事，是一个很大的思想挑战。

　　中国科学院大学苏湛副教授认为，从物理学的立场出发，历史学和物理学研究的东西相同，即系统。20世纪系统论关注的是三件事，就是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这三个维度的流动就是一个系统的动力学基础。全球史要像研究一个物理系统一样，思考三个流的通路，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有一个难点，当然这也是历史学本身的难点，它是小样本研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要比物理系统复杂性要大得多，它的多样性也高得多，在多样性高的一个系统当中，我们的样本反而更少，这样就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出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东西。要克服小样本研究的困境，有三种办法可以考虑：第一，虽然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孤立的样本，但是对于国家史民族史这种局域史，样本还是有很多的；第二，要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视角，比如说人类学、动物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第三，努力抓取历史的数学结构，引入计算机模拟的研究方法。这在社会学中已经有很多运用，历史学可以参考。首都师范大学曹小文副教授对中国全球史与世界通史的思想发展历程做了简要回顾。她提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关于文化四步走的思想对三大体系建设仍然有借鉴价值，即：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的真相。第三步要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起一种化合作用，然后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到它的好处。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再荣研究员认为，作为世界史分支学科的全球史，与作为一个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全球史，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作为分支学科，全球史的学科建设包括平台建设、期刊建设、师资和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它的发展至今还是比较薄弱。作为一个研究视角或者方法的全球史，它的影响很大。但要注意几个问题。近现代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或者不能被贬低的，不能因为要超越民族国家史学就忽视它。西方中心与西方中心论是不同的，西方本身在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不能说为了削弱、取消中心，就故意淡化。现在政治史衰弱了，文化史、环境史、社会史兴起了，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人物有时候恰恰比很多东西发挥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能对其视而不见。目前编纂中国版的世界通史面临着几大难题：第一是研究不充分，本身基础研究还不够；第二个是如何体现中国人的视角问题，世界通史一定要具有中国的视角、中国人的体系，反映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观点和看法；第三个是操作问题，中国大部分的世界通史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谓集体创作的结果，而国外的通史著作更多一个人写或者两个人写，更容易成体系。

　　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就生态视野与世界通史的关系提出了三方面思考。首先，生态视角在过去的世界通史编纂中，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非常的匮乏，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环境问题还没有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二是环境史研究成果还不丰富。其次，生态视角在世界通史编纂里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世界通史编纂中加入环境史的内容，有助于理解人类从何处来，人类为何陷入当前的生态危机，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等重要问题。对于传统历史学的课题，生态视角也可以提出新的认识。再次，如何把生态视角落地，贯穿落实到通史编纂中。他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可以加入生态环境的变迁等最基本的内容，探索人类自然观念的转变，甚至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通史编纂的一条主线。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全球史还是世界史，一定要向自然科学看齐，首先要思考人是什么的问题，人在物质意义上是什么的问题。想要做好全球史，研究人员需要对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人类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有所掌握。世界历史研究所姜南研究员认为，世界通史编纂既要回应人类的永恒关切，也要回应人类在特定时代的特别关切，如当今时代人类对整个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关切，全球化逆全球化的矛盾，单极世界是否会朝着多极世界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等，世界通史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为人们的这些关切提供一些不同程度的答案。其他与会学者也结合自身专业谈了对两大问题的看法。

　　最后，全球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文涛研究员对会议进行总结。他指出全球史学科建设与世界通史编纂这两个主题相关性很大，因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考虑通史编纂。而要做好通史编纂，学科建设也是基础性工作。与会学者结合各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考，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包括如何体现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如何做到博专结合、如何将中国史与外国史统筹考虑、如何兼顾传统主题与新兴主题等内容，都有独到的理解，诸位学者的发言情深意切，引人深思，对全球史学科建设与世界通史编纂将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崔鑫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