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澳美同盟关系：源起、形成及影响”

　　2022年12月7日晚19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分会长汪诗明教授受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以及美国研究中心之邀，通过腾讯会议作了题为《澳美同盟关系：源起、形成及影响》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系“南强世界史”和”“强基拔尖人才”系列讲座，由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高艳杰教授主持，来自厦门大学和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听众参加了此次讲座。

　　汪诗明教授此次讲座旨在探讨澳美同盟关系。讲座伊始，汪教授在感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邀请后，首先抛出了几个关于澳美同盟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为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方面要追随美国？为什么澳大利亚在国家防御安全方面做不到自保？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如何选边站队？澳美同盟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围绕上述四个核心问题，汪教授展开了讲座的主要内容。

　　首先，汪教授从同盟关系切入，认为只是把目光聚焦在当下，可能无法完全预测澳美关系的发展走向。要回答澳美同盟的核心问题，还需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学界关于澳美同盟研究成果丰硕，但澳美关系的属性问题，相关研究并未交代清楚。关于澳美同盟的起源，学界多将目光聚焦于二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时期，而汪教授认为澳美同盟可以向前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讲座主体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澳美同盟的源起问题；第二部分论述澳美同盟形成动因；第三部分澳美同盟的演变历程；第四部分则是分析澳美同盟的影响。

　　汪教授指出澳美同盟的形成有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是美国庆祝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二是美国大白色舰队访澳。关于澳美关系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时。1900年11月，悉尼《每日电讯》报道已表示澳大利亚对美国的重视，美国也派出参与美西战争中圣地亚哥湾海战的旗舰“布鲁克林号”前往悉尼以示祝贺。汪教授认为，从美国政治家的视角看，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具有国家意义。从这个意义看，美国和澳大利亚有着相似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虽为英国的自治领，但在内部管理制度方面则是联邦制，汪教授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当时向澳大利亚联邦祝贺的重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拥有广袤的领土和海洋，一定会成为西南太平洋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迈向太平洋的海洋战略需要同澳大利亚建立多方面合作关系。

　　关于美国大白色舰队访问澳大利亚，汪教授认为此次访问对澳美关系影响深远。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新旧殖民主义国家的交锋重塑了地缘政策形态，其关键的两场战争影响了澳美同盟的发展。首先，1898年的美西战争拉开了殖民争夺的序曲，意味着美国的强势崛起。而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日本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澳大利亚担心日本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尤其是日美两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构成了挑战。

　　澳大利亚的这一认识与自身的安全忧患意识有关，其作为一个地大物博和人口稀少的国家，广阔的海洋对于当时的澳大利亚意味着无屏障。此外，澳大利亚一直视自身为欧洲国家，“错放位置”的国家观念导致其对邻国不信任以及对自己不自信，英国“欧洲为先”的战略定位使得澳大利亚对自身安全更为忧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澳大利亚与日本于1902年签订了同盟条约，并于1905年续签条约，但《英日同盟条约》只是一个相互利用的条约，并未给澳大利亚带来安全感，日澳也因为移民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摩擦不断。

　　而同一时期，日本也因移民问题与美国出现纷争。美国为了震慑日本，决定派舰队到太平洋地区巡游示威。但为了避免激怒日本，美国表示此次例行巡游只是应有关国家邀请，澳大利亚随后也适时向美国发出邀请。美舰访澳不仅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增加了澳大利亚的安全感。从长远看，此次访问是未来两国防务合作的一次预演，成为两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前奏。

　　在这一事件中，汪教授认为澳英美三国的表态也揭示了澳美同盟关系的起源问题。英国这一时期因为实力下降无暇顾及澳方安全，希望美国在防务上伸出援手。澳大利亚认为由于英国的战略重心并未在这一地区，其需要美国的保护。而美国则为了展示自身实力，也希望通过此次巡游得到其他国家认可。此外，美国在舰队访问澳事件上，处理的也十分妥当。其主张澳大利亚通过英国向美国邀请，并公开发表声明解释此次巡游并非威慑日本。

　　澳美同盟形成动因则与二战密切相关。汪教授表示澳大利亚参与二战主要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澳大利亚主要参与了欧洲战场。澳大利亚不但参加了英国的远征军，而且将主要兵力也部署在中东和地中海，成为欧洲战场对抗德国的主要力量之一。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澳大利亚紧随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在政策上逐渐倒向美国，澳总理约翰·柯廷甚至发表了著名的“转向美国”的演说。而后新加坡的衰落使得澳大利亚深受冲击，1942年日本大规模空袭澳大利亚更是加剧了其恐慌心理。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空袭，被称为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事件”。空袭事件直接导致了澳大利亚在安全方面寻求美国的保护。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后，被迫南下，澳大利亚逐渐成为美国的大后方。澳美军队联合作战，标志着战时澳美军事联盟形成。澳美军队不仅遏制了日本在南太平的侵略气焰，还建立了相互合作与信任的基础，为战后澳美同盟的缔结树立了模板。

　　但汪教授指出澳美同盟并非一帆风顺，两国在战后对日战略存在重大分歧。澳大利亚要求参加对日受降仪式、参与对日军事占领与管制、严惩日本并尽快召开对日和会。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对日媾和，这在麦克阿瑟对日占领政策，乔治·凯南的对日政策评估中都有所体现。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亚洲冷战态势，导致美国最终签订了对日“软”和平条约。澳大利亚为了将对日和平条约与区域安全设想挂钩，认可了美国对日的“仁慈条约”。澳美经过磋商后，签订了澳新美三方条约，澳新美同盟由此形成。

　　汪教授认为从冷战的视角出发，澳美同盟具有独特的意义。对于美国而言，澳大利亚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助长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意识，使得美国的远东政策变得更清晰，更具倾略性，澳大利亚逐渐成为美国在东南亚一带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美国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利用澳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此外，澳美在军事装备合作上日渐密切，两国军事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对澳大利亚而言，澳美同盟标志着澳外交和防护战略开始进入以太平洋为核心的新时代，强化了其冷战思维。澳大利亚为了自身防务安全，采取“保险战略”，在依附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此对应的是，澳英关系则日渐疏远。

　　讲座结束后，高艳杰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点评，认为这次讲座详细梳理了整个澳美关系脉络的演变，从澳方的角度为理解美澳关系提供了新的认识。汪教授对澳大利亚安全观念的解读令人印象深刻，在安全防务观念上，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几乎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汪教授在讲座中以通俗的语言对澳美关系的分析，是在阅读大量档案资料后的高度凝练，以最核心的文本、最关键的问题非常清晰的呈现了澳美同盟发展轮廓。这也启示我们，只有熟知历史背景，才能更好的利用档案，从文本中发现关键信息并不断发掘文本价值。问答互动环节，线上师生提出了“澳方在联盟地位不断提升，其在同盟自主性是否发生变化？”“澳大利亚的档案资料开放情况”以及“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调整这一行为”等问题，汪教授依次详细解答。本次讲座在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