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李文丹博士做学术报告

　　2023年3月9日上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李文丹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观通楼320会议室谷城厅做了题为《查理曼、祭司王约翰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转移”学说——以抄本为中心的考察》的学术报告。 

　　李文丹首先对报告题目中的“查理曼”“祭司王约翰”和“帝国转移学说”三个核心概念进行阐释。查理曼是9世纪征服大半个欧洲的皇帝。1165年，查理曼在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主导下，在亚琛被封为圣徒，这会使人们联想到，查理曼也曾被称作“祭司王”（rex et sacerdos）。但李文丹老师指出，查理曼“祭司王”的形象事实上是一种学术夸张，在传世史料中类似描述十分罕见。紧接着，李文丹讲述了“祭司王约翰”和相关概念的形成。她指出，“祭司王”（rex et sacerdos）这一概念，在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的欧洲中世纪十分罕见，因此他必定是“异域的”。祭司王约翰这一人物形象源自一种层累式的构建。构建这一人物形象最关键的文本来源是弗莱兴主教奥托所撰写的《双城史》和《祭司约翰书信》。而在12世纪，查理曼与祭司王约翰这两个形象既有着共时性的特征，也有着相似性的特点。1165年，查理曼在亚琛封圣；同年，《祭司约翰书信》开始广泛流传。二者都有着相似的“神圣君王”形象和“圣地解放者”形象。李文丹指出中世纪抄本中二者形象多次同时出现，存在共同流传及其思想背景。她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神圣罗马帝国的“神圣性”、《祭司约翰书信》的生成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帝国转移”学说的形成。 

　　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神圣性”问题，英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查理曼和祭司王约翰在12世纪同时出现表达了斯陶芬王朝“神圣帝国”的政治理想。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者们希望籍此将君主神圣化，以应对神圣罗马皇帝与罗马教宗之间的冲突。德国学界长期以来致力于修正神圣罗马帝国的神圣性，用深入的实证否定了“腓特烈构建神圣帝国”的命题，也否定了封圣查理曼与君主神圣化、帝国神圣化的关系。在此问题上，李文丹基本认同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她进一步指出：“思想会留下痕迹”。通过对12、13世纪流传的相关抄本进行释读、分类和归纳，推断抄本编撰的历史背景和动机，她尝试进一步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 

　　针对《祭司约翰书信》的生成问题，李文丹基于对62部抄本的统计，将抄本的传抄语境分为五类。统计表明，《祭司约翰书信》在12、13世纪的读者，表现出对历史，对博物学，对异域与异教徒，对圣地与十字军，以及对末世论的广泛兴趣。但是，没有抄本证据说明《祭司约翰书信》是腓特烈为了宣扬君权、教权的统一而作。 

　　在阐释神圣罗马帝国“帝国转移”学说生成问题时，李文丹不仅采取了传统的知识路径，更结合自身学术志趣提出了新的抄本路径。她利用班贝格米歇尔主教堂、弗莱兴泰格湖修道院等多部抄本，对“帝国转移”学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生成进行了解读，并通过对所发现的12世纪下半叶南德意志—奥地利地区和13世纪法国的不同抄本进行对比，指出其中存在显著分野。南德意志—奥地利地区的抄本中多次出现带有较强末世论色彩的“帝国转移”学说。在这些抄本中，查理曼是普世帝国从“罗马人”转移至“法兰克人”的关键人物。而祭司王约翰则位于“帝国转移”的终点，其作用是帮助“最后的普世皇帝”，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耶路撒冷战胜异教徒。而在法国的相关抄本中，则不再包含“帝国转移”学说，出现更多的是查理曼与祭司王约翰的传奇故事。李文丹借此指出，抄本的地域性特征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思想观念的地域性特征，上述案例体现了以抄本为媒介的知识中心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她进一步提出，在讨论宏大思想时要关注其“地域性”，而抄本正是能够反映地域性特征的好材料。 

　　讲座最后，与会老师和同学就中世纪的政治神学问题，如何评估抄本的社会影响，“帝国转移”学说如何通过抄本体现和抄本的流传路径等问题与李文丹进行了讨论。 

　　此次报告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比较研究中心，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2023年新锐学者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报告由世界历史研究所王超华副研究员主持，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及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学生及史学爱好者参与了这次学术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乔梓鑫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