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深：“异乡：恐惧中的20世纪30年代”

　　侯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环境史、城市史学者，曾为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中心卡森学者，担任多个国际环境史组织与期刊学术委员会委员。著作包括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城市环境史书系， 2013)、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四川人民出版社•论世衡史书系，2021) ，并有译作《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译林出版社，2018)。

　　2023年5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侯深教授受邀在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异乡：恐惧中的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演讲，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涛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生教授、王睿恒副教授、盛仁杰助理研究员和武汉大学杜华副教授等30余名师生出席讲座并参与了研讨。

侯深教授与诸位老师的合影

　　侯深教授在感谢南京大学的邀请后，简要说明了本次讲座的一个关键词——共情。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能够知悉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并产生共情心理。侯深教授以1931年出版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 及其作者赛珍珠 (Pearl S. Buck) 为例进一步对此说明。赛珍珠出生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城，后被她的传教士父母带到中国镇江生活。在那里，她接触到与西弗吉尼亚完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那里也成了她的“故乡”。赛珍珠在美国与她后来的丈夫、农业学家卜凯(John L. Buck) 相遇，二人一同回到中国，在金陵大学任教。他们一起在安徽芜湖进行乡村调查时，接触到真正的中国农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特别的亲身体验，赛珍珠在《大地》中没有单纯描述中国的“异域风情”，而是呈现出一种勤奋、淳朴，但是同时也有精明和算计的中国人形象。除了赛珍珠夫妇外，更早来中国进行乡村调查的欧洲人中还有富兰克林•H.金(F. H. King)。在1909年，金眼中的中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拥有肥力丰厚的土壤，值得欧美学习，这与赛珍珠眼中二三十年代的凋敝的中国农村是极为不同的，也同中国在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现实有极大差距。

赛珍珠《大地》

　　接着，侯深教授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地》这部讲述中国农民故事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会如此受到美国人欢迎？1937年，《大地》被拍摄成电影上映。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给她的颁奖词写道：赛珍珠用她的著作“为人类的同情心跨越诸多分裂的种族鸿沟铺设了道路”，让人们开始看到一群在西方人眼中的异乡真实生活着的人。颁奖词突出了《大地》引起读者共情的力量。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对远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国农民产生共情？他们的同情仅仅是人性深处共有的恻隐，还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与中国农民相同的苦难、挣扎，特别是恐惧？

　　在侯深教授看来，三十年代的美国也处于与中国相类似的萧条和困顿当中。当时美国中西部正在经历一场大灾难——沙尘暴。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在其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中对此有充分的展现，该小说后被改编成电影于1940年上映，斯坦贝克也在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愤怒的葡萄》和《大地》里的人物都同样抱有对土地和家园的热爱。正是因为沙尘暴，《愤怒的葡萄》中的乔德一家才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斯坦贝克看来，沙尘暴产生的关键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土地兼并，但是他在书中并没有回答资本主义为何能够成功进行土地兼并的问题。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在其代表作《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中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尘暴之间的关系，认为尘暴与大萧条是一体两面，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结果。资本主义奉行利益最大化原则，资本家追求将自然资源尽可能地转化为利润。除了资本家外，每个普通人也都有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和权利，而在20世纪，鼓励和帮助人民追求财富逐渐成为美国政府的义务。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美国政府、资本家还是大平原上的农民，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都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伤害。

侯深教授在讲座现场

　　侯深教授通过比较同一时期中美两国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文艺作品中对灾民恐惧感受的描绘，说明共情是如何跨越时空在相似的人类经历中产生的。1927年，美国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1931年，中国江淮地区也出现了水灾；1934年，中国的浙、苏、皖、赣、鄂、湘六省发生旱灾，这场旱灾与美国大平原的沙尘暴发生在同一时期。中美两国人民面对着相似的灾难，不难理解他们会产生同样的恐惧。伍迪•格思里 (Woody Guthrie) 演唱的歌曲“The Great Dust Storm”道出了经历尘暴的许多美国人的心声：“这是不是上天的惩罚？”“是不是我们的命？”而《愤怒的葡萄》和《大地》中的人物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

　　侯深教授认为，将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危机放入行星史 (planetary history) 的框架中加以审视时，会认识到人类的脆弱性源自地球的脆弱性，且在很多时候地球的脆弱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贪婪或仅仅是生存的需求造成的。用行星史的视角看待历史问题，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地球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紧密相连，也会重新认识历史上的人们对异乡中与他们同样普通的人们所遭遇的不幸感同身受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是行星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它并不是这个转型的开始，也并非它的终点。各种地球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合流，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旱灾、水灾、沙尘暴在太平洋两岸多有发生，因争夺生存空间的需要，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地球上空，新的生活方式也在出现。

　　在《愤怒的葡萄》的结局中，乔德一家的“加利福尼亚美梦”最终幻灭，他们发现真实的西部是在干旱的环境中依靠灌溉建立起来的，并不如想象中丰饶，并且与他们的家乡一样，存在土地垄断、等级森严和劳动力过剩等问题。《大地》三部曲的主人公之一王源希望通过技术来改变家乡贫瘠的土地，但是当他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他的故乡已经和他的爷爷王龙那个时代的故乡不同了，他永远无法重回过去的生活。现实中，同样消失的是存在于西部神话中的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普通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生活在一个不断萎缩的共同地球当中。侯深教授总结道：20世纪30年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充满异质感的“异乡”，但是如将那个时代视为异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触摸它的恐惧；然而，当把它当作我们自身的过往时，“我们则可以追寻那条踩过的路迹，而后用我们自身的趾爪在历史的尘沙中‘留下一些细碎的痕迹’”。

　　讲座结束后，现场的几位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和点评，王涛教授认为数字人文研究也可以从环境史研究中得到启发，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王睿恒副教授认为侯深教授从环境史的视角切入了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历史的讲述，说明了资本家对利益的榨取不仅包括对劳工的压榨，还包括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对自然资源予取予求；杜华副教授认为近年来国内的环境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关注到资本主义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球与个人的关系等传统历史研究很少涉及的问题；张生教授认为侯深教授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写作风格，环境史是一种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行星史真正地将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结合在一起。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涛教授总结点评

　　自由提问环节

　　在提问环节中，侯深教授回答了“选择20世纪30年代作为行星史的一个转折点的原因是什么”“在城市时代，现代人是否越来越远离自然和人的原初状态”“环境史研究如何看待人类的角色”“行星史研究的时间尺度设置有什么可能”等问题，现场师生热情参与了上述问题的讨论与交流，并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纪要整理：吴俞汶；照片拍摄：高龙海；编辑：尹诗惠；责任编辑：王睿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