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经政所李隽旸博士应邀在世界历史所作学术报告

　　2024年10月25日，应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隽旸博士作了题为《“僭主城邦”：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批评与史撰辩证》的学术报告。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和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同学参加了报告会。

　　李隽旸博士首先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本中伯利克里、克勒昂与欧菲姆斯不约而同地将雅典的帝国事业称为“僭政”的“反常识式”表述为突破口，对“僭主（τύραννος）”一词在公元前6-5世纪可能具有的、更加接近于中性感情色彩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李隽旸博士征引了修昔底德笔下科林斯使节将雅典称为僭主的严厉指控，证实了这种类比关系的普遍存在。她进而指出，由于音步要求和口头文学力求避免文字重复的表达需要，“僭主”与“僭政”在史诗与抑扬格诗歌文学传统中往往被简单用作“君王”与“王权”的同义词，其感情色彩较后世用法更接近于中性。这一基本事实是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往往容易忽略的。

　　李隽旸博士指出，在修昔底德笔下的其他一些段落、如战争爆发前夕科林斯使节同雅典使节的辩论中，将雅典城邦称为“僭主”的说法又确实构成了一种严厉指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这场辩论与其他多处政治演说均具有明显的、刻意模拟同时代法庭演说词的性质。修昔底德笔下的“原告”与“被告”会运用集体性格、祖先业绩、不可抗力、外部反例等常见的庭审论辩技巧，来为自己所支持的立场进行辩护。在这种近似于法庭诉讼的氛围，将受到指控的雅典城邦称为“僭主”的指控无疑具有致命的意味。在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时，李隽旸博士将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本层复杂性的“修昔底德问题”与自己对“僭主”与“僭政”在雅典古典时代语义变迁的独特理解结合起来，指出迟至阿里斯托芬创作戏剧《马蜂》的时代，“僭政”仍旧适用于市井民众插科打诨、随意说笑的场合。但随着“四百人政权”垮台后雅典民主制的东山再起，通过安多奇德斯提供的后世史料留存下来的“反僭主誓词”等文本的问世，将僭主与僭政推到了与雅典民主制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从而使得“僭主”的指控具备了法庭诉讼中致命指控的意味。通过流放生涯中的修昔底德对雅典政治生活新变化的密切关注，这种新式僭主观进入了修昔底德反复修改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从而在这部不朽名著内部留下了永久性的观念矛盾。

　　李隽旸博士在报告结尾部分指出，促使希腊世界将反僭主观念同对雅典帝国霸权的批判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要素之一，乃是希腊知识精英在城邦中心主义支配下，对雅典城邦鹤立鸡群的地位（primus inter pares）与咄咄逼人的姿态产生的本能反感情绪。这种城邦中心主义精神在小国林立的古典希腊世界塑造了一种同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十分相似的政治文化。

　　报告结束后，李隽旸博士同与会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老师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同学们就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高傲形象（ὕβρις）与悲剧命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预设读者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吕厚量供稿，温静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