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永教授南京大学学术访问侧记

　　应南京大学-伯明翰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医疗社会史研究与出版中心、南京大学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闵凡祥老师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刘士永教授于2021年4月26-28日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IAS）和历史学院进行了学术访问，分别于26日晚和29日上午与历史学院硕博士研究生进行学术座谈、于27日晚进行学术讲座。

与硕、博士研究生学术座谈

　　4月26日晚在历史学院223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小而精，吸引了历史学院对医疗社会史研究感兴趣和以医疗社会史为研究选题的硕博士研究生前来学习。

图1：刘士永教授耐心为硕博士研究生解疑答惑

　　在两个多小时等座谈中，参加座谈的同学分别就自己的论文选题、资料准备情况、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等向刘士永教授进行了汇报。刘士永教授针对大家的问题，一一为大家指点迷津，给予详细建议与指导。

　　首先，两位研二学生分别就药用植物金鸡纳、印度公共卫生改革向刘士永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针对第一位同学的问题，刘士永教授另辟蹊径，从新旧教差异这一极少有人关注的点出发，指出了可以观察的新角度；针对后一位同学，就档案资料的查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之后更是把两位同学的研究内容放在一起，以宏大的视野展示了疟疾在当时语境下的情况。接着，两位博士研究生也陈述了自己在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刘士永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就两位的港口检疫、地方医政问题给予了具体而前瞻的建议。最后，三位研一学生就目前正在阅读的书籍、之后打算深入的选题分别向汇报，刘士永教授也一一为他们排忧解难，并提供了相当多经典案例供大家学习研究。

图2：刘士永教授与大家亲切交谈

　　最让几位同学印象深刻的是，刘老师并不是完全由自己主导问答的节奏。在关键环节，他往往会突然抛出几个问题反问刚才提问的学生甚至是先前几位学生，既激励大家更进一步思考，也一环扣一环地将讨论主题推向高潮，更把所有人都纳入这场“头脑风暴”中来，没有冷落任何一个人。

　　2个小时转瞬即逝，但大家显然意犹未尽，似乎还想从满腹经纶的刘士永教授身上再“压榨”点什么，好在闵老师为刘老师解了围，欢迎大家在27日晚的学术讲座上继续交流。一场主客尽欢、令参加者富有收获的学术座谈会圆满结束。

　　4月29日上午，在返程之前，刘士永教授不辞辛苦，专门为26日晚因故未能参加座谈的另一位同学给予论文指导。在1个小时的交流中，就1918年英国大流感相关问题的研究，刘士永教授给予了该同学的研究以全面的指导与具体建议。

4月27日晚学术讲座

　　27日晚，在仙1-321教室，刘士永教授为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图3：刘士永教授的讲座海报

　　讲座的题目是“公共卫生：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因此，在正式汇报内容之前，刘士永教授先从题目谈起，强调大家不能把“公共”与“现代性”混为一谈，而“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两个概念也不能混淆。之后，刘士永教授询问大家“公共卫生”的英文是什么？在得到答案后，刘老师又追问，“Public health”去掉意为“公共”的“public”，“health”就等于“卫生”吗？刘士永教授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开始了今晚正式的演讲。

图4：闵老师在向大家介绍主讲人刘士永教授

　　平常我们记录讲座内容，往往会用“首先”、“其次”，或者“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等字眼来衔接，因为内容也是一条线从头走到底的。但是，刘士永教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听他的讲座仿佛置身深山古寺，处处是幽径，也处处自成小天地——每一部分单独拿出来，都可以写一篇论文、做一次演讲。所以，不妨跟着刘士永教授的脚步，一起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现场，到俾斯麦上台后的德意志帝国，到清末鼠疫猖獗的东三省，再到抗战时期的神州大地，亲自去看一看、走一走——中国现代化的路径。

图5：刘士永教授讲座内容：公共卫生是近代西医的新事物

　　刘士永教授先带我们回到现代医学的发源地——欧洲，图文并茂地展示作为近代西方医学的新事物，公共卫生是如何诞生的：14-16世纪欧洲遭逢黑死病后，公共卫生开始萌芽；19世纪细菌致病论确定以前，“瘴气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近代，公共卫生思想又是如何渐露头角的。随着市镇发展、地理大发现，中产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西方卫生近代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他们成为主导城镇卫生运动的力量——无论是维持既有的街道清洁，还是把贸易所需的统计习惯应用到卫生管理上。刘士永教授指出，这时候，近代（modern）与中产阶级价值观出现后，卫生的公共性（publicity）也出现了。刘老师还带我们驻足近代英国，通过几幅图片让我们直观感受当时的城镇公共卫生。

　　参观完英国后，刘士永教授又带我们渡海前往欧陆，一睹19世纪的德意志是如何组织公共卫生的。他先是介绍19世纪之前德国的情况，然后针对警察行政（卫生警察）展开论述，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国家主义下日耳曼的公共卫生运动。而在此时，也就是1750-1830年间，欧美卫生运动（sanitary movement）也达到了高峰。

图6：刘士永教授介绍细菌致病论

　　刘士永教授在回顾先前提到的“瘴气论”后，又详细介绍近代公共卫生的科学基础——细菌致病论，并通过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德国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德国医学家科赫（Robert Koch）等人的贡献，指出灭菌和疫苗功不可没。同时，刘士永教授也强调，1870到1920年代，细菌致病论快速发展，而这一时间段，恰逢我们中国的晚清民初，所以刘士永教授又带我们跨越欧亚大陆，从西欧来到了远东。

　　在谈到清末卫生行政特征时，刘士永教授通过杜丽红、黄兴涛、余新忠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很难认定新式公共卫生观念已在中国生根，并指出，晚清中国的“卫生”是不是“保卫生命”之义？由于当时存在很多日制汉语（譬如格致学之于物理学），所以刘士永教授又带我们东渡日本，去看一看中国近代公共卫生的中介者——日本，是如何发展起公共卫生的。这时候，刘士永教授才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提问，现在“Public health”与日德系卫生（hygiene）概念混淆了，而“Public health”还有一个翻译，“保健”，即保护社会健康之义。

图7、8：刘士永教授指出中国公共卫生初期目的在于防疫保种

　　领略完日本风采后，刘士永教授又带我们回归主题，一窥中国公共卫生之究竟。他指出，中国公共卫生初期目的在于防疫保种，并做了详实而精彩的论证。恰恰是防疫保种这一基础概念，推动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东北鼠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刘士永教授也指出，在此时，中国公共卫生也与世界开始纠缠在一起，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刘老师举例，譬如1911年伍连德任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主席、1921年底国联卫生组织总监鲁文·拉西曼（Ludwik Rajchman）指导“中国计划”（China Program）等等。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疲弱不堪，很多组织最后没有在中国落脚，反而去了新德里或者新加坡，而在冷战开始后，1952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更是撤回在华机构，接下来便是新中国以苏联模式建立公共卫生制度了。

　　当然，刘士永教授也必不可少地介绍了美式公共卫生体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兰安生（John B.Grant）、刘瑞恒以及林可胜等人的事迹、观点，刘士永教授娓娓道来，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图景，甚至还讲了兰安生与林可胜之间的一段龃龉，活跃了气氛。回顾之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刘士永教授强调，中国开放自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验对象，以求留中国人的种，强中国人的身；所谓的“防疫保种”，也就是为国保种、为民防疫了。

图9：闵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

　　最后绕不开反思与问题。刘士永教授罗列出来的主要有三点：卫生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表征之一；日文汉译在中文语境里的缪用与歪打正着；公共卫生在中国现代性的重层意涵。至此，刘士永教授的讲授环节结束了，大家这才如梦初醒，从一场跨越六七百年、纵横欧亚大陆的旅行中回过神来，回到了故土，回到了座位。闵老师在点评环节给予这场讲座高度的评价，并陈述了几点自己的看法，补充了一些刘士永教授没有展开说去的内容。

　　刘士永教授精彩的演讲结束之后，大家意犹未尽，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提出问题，向刘士永教授请教。刘士永教授一一给予耐心解答。整场活动内容之精彩，气氛之热烈，唯现场观众能知。

（作者：华梦凯；供图：闵凡祥　华梦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