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时代与史学——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

　　2023年10月14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时代与史学——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历时一天，由三场专题报告组成，与会代表30余人。大会以“史学与世界对话、与时代对话”为中心议题，致力于打破历史学科内部壁垒，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历史学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于此，本文拟以此次会议的专题顺序进行综述。

主题报告（第一场）

　　在第一场主题报告中，兰州大学郑炳林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郭长刚教授、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分别进行了发言。郑炳林教授基于对敦煌汉简的解读来考察当时敦煌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阳关和玉门关的职能问题。他认为，玉门关更多发挥的是军事作用，是一个军事关口，它是驻军场所，对外不开放。而阳关是一个交流交往交融的对外贸易通市的关口。敦煌境内最西边的交通接待也站位于阳关附近，所以，提到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交往时，阳关更多在史料中被提及，而这种现象在以前都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此外，从移民的角度来讲，当时的敦煌承担了流民以及被发配囚犯安置的任务，对社会的安定以及敦煌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霍巍教授讨论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取向问题，认为考古学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一开始就带有西方的色彩。因此，在学习和吸收西方考古学的同时，也要立足于中国史学的学术传统。在当今理论多元化、技术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的考古学应该与中国的历史学一道提出新阐释，做出新思考。

　　中国与世界的对话，需要理解和交流不同主体关于世界的认知。李剑鸣教授基于18世纪西欧以及北美殖民地的地理学知识，探讨了这一时期西方对于世界的认识的演变历程及形成原因。他指出，近代欧洲对世界的理解与其殖民征服运动紧密相关，在征服世界的同时，也不断生产和更新着欧洲人的世界地理知识。而当时美国地理学对世界的表述，则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将美洲的优先级排在欧洲之前，将世界划分为自由的世界以及奴役的世界，这跟当时美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韩东育教授以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为切入点，探讨了“第三种文明”的问题。基于该视角，他认为，在不同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最后往往出现一个较小的权利让渡，这个权利让渡体现出一种中道政治的形态。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碰撞与交流中出现的种种相融合的事物，都可以置于“第三种文明”的范畴之下，其早已不独属于东方或西方，而是成为了整个人类共同的财富。

　　不同时代的史家基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形成各自的历史叙事，郭长刚教授指出，历史学在这个时代呈现出日益全球本土化和思想化的趋势。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区域主义盛行，历史学也向着区域化发展；另一方面，当今史学对于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时代价值的强调，也越来越体现其思想性。

　　王利华教授则基于多年环境史的治学心得，提出对环境史的一些思考。关于在研究中如何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第一，坚持以生命为中心，人类一切的发展、一切的活动都是以活着为前提；第二，当今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是基于地球的可持续性以及人类生活环境的安全性的考虑；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物质变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三位一体；第四，环境史研究可以分为对生命的支撑系统、生命的防卫系统、生态社会组织系统、认知系统等四类；第五，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自身应该基于对时间、空间、数量、秩序、结构等五个维度的分析。

主题报告（第二场）

　　本场报告主要围绕具体实证研究展开中外对话的讨论。学者们分别从罗马史、清史、非洲史、中外关系史、历史文献学等不同领域进行了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考察了罗马共和政治中的恩庇关系，他认为，这种恩庇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罗马法的实际运作，并且在政治和阶层竞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以清季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复线历史”书写的可能，他指出，清季历史教科书是最早的从民族国家立场书写中国历史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同样面对清朝历史，本国史和外国史教科书叙述角度和导向存在明显的区别。清季教科书的本朝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天下中国观的反映，而外国史往往是基于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的理念。面对同样的史实，两者书写上的不协调，实际反映了某种双重认同的困境，进而提示后人书写中国历史应该有民族国家叙事以外的路径，存在所谓“复线历史”的书写可能。

　　随着20世纪90年代跨国主义理论被引入移民史研究，跨国移民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通过考察中非之间的相互移民的历史，提出全球性的移民浪潮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中国应做出的应对策略。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对移民的开放政策是一个趋势，并且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中，非洲是最积极的，在这样深化的前提下，中非的移民现象会更多。在中国的非洲移民是全球化移民的一个部分，非洲的中国移民也同样如此，双方在各个方面应该给予同等的对待。

　　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基于其负责编写的《中国历史与前沿报告》世界近代史相关部分介绍了国内世界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并且对目前中外关系史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国内大部分学者关注的重点是国外对华政策或者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对外部分相对较少，有关档案资料的运用有待加强；其次，需要更多跨学科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二战史和国际关系史中涉及到近现代的部分。

　　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以词汇学上的“事件”与“事务”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如何通过汉语最常用的字词重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从而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他认为，“事件”既是抽象的词，但又是可属的。按照词汇学来讲，“事件”是明亮结构，是有一个可属可分，有始有终，存在着内在关联但又有边界的实体。而“事务”往往代表着无名、不确定以及不太可属，甚至时间位置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是反反复复发生的。“事务”跟“事件”相比，带有解构事件的实体性，或者是后见之明，从结果角度选择和确立“事件”的意义。将“事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显然是不够的，而站在“事务”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跳脱出“事件”，回归人本身，包括人是如何做事的，思考历史如何形成。他进而提出，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要从最基本的概念重新思考，从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从更长的历史中寻找最基本的事实。

　　吉林大学冯胜君教授讨论了孔壁古文《尚书》的文本性质的问题，他认为，伏生是秦博士，所传的伏壁的《尚书》就应该是秦官本的《尚书》，孔壁古文《尚书》为秦统一之后的文本，并且还是用战国时期齐鲁地区的文字所撰，所以孔壁古文《尚书》只能是秦统一之后用战国时期通行的齐鲁地区的文字抄写的秦官本。在关于今古文《尚书》的篇数问题上，冯教授则根据数学概率推理得出一个新颖的观点：伏壁《尚书》和孔壁《尚书》是同一个文本，只不过伏壁是残本，孔壁《尚书》是全本。

主题报告（第三场）

　　本组主题报告的时间跨度从上古到当代，主题从中外比较研究到区域研究、科技史、概念史等。

　　复旦大学黄洋教授指出，我们的古代史研究不能局限于西方古代史的范式和方法，而是应该结合中国古代史，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作为共同的参照系。这样从整体上来说才有可能真正全面系统地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的知识体系。他呼吁世界古代史需要更多的比较研究，更多中国古代史学者参与进来，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以明清史研究为切入点，探讨明清史如何跳脱出传统的西方话语体系。他认为，西方的主流话语影响了我们对整个明清社会的评价，从而使得我们在跟西方的对比中看不到明清整体的进步。但实际上，清朝疆域是历朝最大的，民族关系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国家治理也有一定的成效，虽然在对外交往中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是在经济、人口和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上都有增强的趋势，在科技方面也卓有成就。接着，他回顾了2022年明清史研究的总体趋势，指出明清史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语种、跨学科、扩领域、新观点四个主要特征，这些趋势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构建自己的明清史话语体系。

　　北京大学牛可副教授从中国和世界的对话这一主题出发，首先确立了中国的中国史、美国的中国史、中国的美国史和美国的美国史四个对象。他认为，如果建立关联线的话，从这四个对象出发可以建立六条关联线，也就是可以讨论六组关系：一、中国的美国史和美国的美国史；二、美国的中国史和中国的中国史；三、中国的中国史和中国的美国史；四、美国的美国史和中国的中国史；五、中国的美国史和美国的中国史；六、美国的美国史和美国的中国史。拉出这六条关联线，中间有的地方的关系是线性的，还有一些问题是隐性的和潜在的，不易为人所察觉。通过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对其中的文化差异进行讨论，从而有可能提出一些启发性的意见。除此之外，他还重点讨论了情感因素在美国地区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国对外研究的动力不仅仅是政府的需求、冷战的需要等等，还需要在情感方面加以考察。

　　北京科技大学潜伟教授以中国的冶金史为切入视角，对如何以全球史观开展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认为，冶金发展史是一个不断引进、吸收、消化，而又不断对外交流互动的历史。技术的交流传播促进了中国和世界从技术到工业的转化，应该从更大的视野、全球史的角度加以考量，在全球创新链环境下，审视冶金以及其他工业技术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今天卡脖子技术的问题等等。

　　南京大学李恭忠教授的汇报主题是“梁启超在1901年、1902年究竟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是的话，何以能够成为历史学家”。对此，李教授以《李鸿章传》为中心，对梁启超所具备的知识素养和思想特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梁启超引借西学，特别是“民族”“国家”“国族”“民权”这样一些概念来评价李鸿章，从中可以看出梁的历史理论认识跟他的实践是一体的、融合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新型史家的自觉。基于对这些文本的分析，李教授认为，梁启超确实是一个近代的新型史学家，他的思想特质，一方面是外部的经验，关键词是“进化”；另一方面，还有本土的经历和体验，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好几代人的集体经历和体验，关键词是“变局”。这开启并且长期影响了二十世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

　　武汉大学魏斌教授通过三个案例展示了其对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思考。首先是关于北朝时代人群、遗迹和记忆的初步研究。他把人群分为三类：一是延续的华夏旧人群，也称故民；二是内迁的部族；三是在佛教影响下出现的新的宗教人群，主要是僧人。他最关注的问题是这三类人如何在剧烈变动的政治秩序下延续和生活，是什么在塑造着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怎样的认知和记忆（尤其是保存在地域中的）。其次是成都龙泉驿的北周造像龛，魏教授通过碑文的解读，指出该造像龛是北周时期关中北部氐羌人口聚集区的府兵军团所造。由此，可以反映出氐羌人口在府兵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在军旅生涯中迅速积累起财富，他们有能力大量造像。最后是著名的书法史材料——云峰刻石。他认为，这些题刻本来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展示书法，它首先是一种标识，其次在这背后呈现了一个贵族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和家族记忆的景观表达。魏斌教授总结道，不断做实证研究之后就会发现，由于史料本身是多重书写造就的，历史学家是在这种基础上试图探索出一个“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只是对逻辑关系的确认，仅此而已。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以“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为出发点，探讨当今时代下的历史学如何打破学科桎梏，如何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的问题，充分反映学术性与时代性的紧密关联。从会议的具体发言来看，在研究主题与方法上都呈现出多元化与前瞻性的特点，这些研究不仅能够积极吸收国外史学研究中的前沿性成果，与之形成批判性的对话效应；而且能够立足于本土的学术传统，充分地挖掘传统学术中的有益因子。

转自光启学者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