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华：“整体世界史观”从这里启航——忆四十二年前的一场学术盛会

　　踏入世界史学术殿堂已有40余年，出席的各种学术会议不下百次，在我记忆中感触最深、受益最多的，还是42年前那次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昆明年会。虽然40多年来角色和住地多次调换，但我至今仍保留着那次会议的参会代表名册、合影照片等资料。

群贤毕至的盛会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于1979年在重庆创立，1982年10月在昆明举行第三次学术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我参加这次会议时还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方向1981级硕士研究生。我们这届3位同学跟随导师吴于廑先生赴昆明参会，同行赴会的还有武大明清史专家薛国中和宗教改革史专家安长春两位老师。那时交通条件落后，从武汉去昆明只有北京至昆明的61次特快列车可直达。我们是10日晚上6点在武昌站上车，第三天即12日上午10点抵达。

　　年会于13日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开幕。至公堂曾是明清时期云南乡试的举办场所，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见证，林则徐曾在这里主考。抗战时期作为云南大学礼堂，是全国学术活动中心，西南联大常在这里举行重要学术活动。1946年7月，闻一多先生在至公堂演讲，回家途中遭特务杀害。在这一场所举行学术年会无疑具有纪念意义。

　　这次会议规模宏大，活动安排众多，会期一共9天，大部分时间开会：上午大会，除开闭幕式外，都是大会主题报告；下午分组讨论。由于时间充裕，所以学术讨论发言充分，而且每天还将小组讨论情况编写成“会议简报”，由我们武大三位研究生当晚整理成文，会务组打印出来，第二天上午发到各位代表手中。

　　这次年会参会人员众多，来自全国26个省市，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群贤毕至。研究会共12位正副理事长，理事长为武汉大学吴于廑先生，到会的副理事长有：郭圣铭（华东师大）、戚佑烈（哈尔滨师大）、戚国淦（北京师院）、孙秉莹（湖南师院）、刘明翰（兼秘书长，山东大学）和朱寰（东北师大）诸位先生。因各种原因未能与会的副理事长有郭守田（东北师大）、孙培良（西南师院）、项英杰（贵阳师院）、张云鹤（武汉大学）和张椿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诸位先生。出席会议的还有侯方岳、赵俪生、李春辉、徐璇、沧石、韩亦琦、施子瑜等老前辈。侯方岳先生是云南著名革命家、云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委办公厅主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学养深厚，视野高远，在大会致辞中呼吁进行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特别谈到可将西欧农奴制、西藏农奴制和西双版纳农奴制进行对比研究。赵俪生教授供职于兰州大学，这次参加会议是他与吴于廑先生首次晤面。两位大学者寒暄后，赵先生说：“不好意思，吴先生，我这个搞中国史的也来参加世界史会了。”吴先生答：“欢迎你来，中国史也属于世界史。”赵先生在中国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两个领域耕耘极深。我本科时曾听过赵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课，先生讲课时激情四射、极富感染力，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李春辉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首任会长，1983年出版的《拉丁美洲史稿》是中国拉美史研究开山之作。李老是湖南邵阳人，面善慈祥，让人自感亲近。老先生学贯中西，我本科时即听过他关于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的讲座（本次会上他也做了类似主题的发言），印象最深的是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有一种上下易于流动的弹性，故而特别稳固、长期延续。徐璇先生亦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领衔主译了意大利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6卷本《欧洲经济史》。他独力翻译的第1卷“中世纪时期”，至今仍是国内中世纪史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沧石先生是青海师范学院院长，前一届年会东道主。韩亦琦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欧洲早期中古史》等重要著作。施子瑜先生早年从武汉大学调回家乡云南大学，曾与吴先生等合作翻译美国史学家威廉·兰格主编的《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饮誉国内学界，该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普遍使用的重要工具书。

　　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49人，到会25人，超过半数。除7位正副理事长外，出席会议的理事还有杭州大学王正平、吉林大学尹曲、四川大学刘菁华、山东师大李祖训、河南师大李成德、西北师院张绍卿、广西师院杨达安、贵州大学林振草、天津师大庞卓恒、云南大学武希辕、新疆大学阿不力米提、河北大学周庆基、西北大学周祯祥、郑州大学罗景唐、兰州大学欧阳珍、辽宁大学徐德源、宁夏大学钱志和、华东师大程纯等诸位老师。参会的中年学者还有东北师大孙义学，日本古代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范达人，他提交的农民反皇权思想论文，观点犀利，气势磅礴；复旦大学赵建民，治日本史，他在会上提交的论文是关于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寿纪瑜，资深历史编辑；华南师大郑如霖，对佛罗伦萨及美第奇家族有精深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陈小川，文艺复兴史专家；湖南师院熊家利，擅长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河南师大郭振铎，文艺复兴史专家等。他们当时都是中世纪史学界年富力强、声名渐起的学术中坚。

　　到会的青年学人也有30余位，体现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界后继有人。青年教师中有刚在南开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的陈志强，后来他赴希腊留学攻读博士，回国后成为国内拜占庭学的主要带头人。中南民族学院陈勇，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荷兰史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周广远，1982年在《世界历史》发表《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其“牧重于农”的观点引起普遍关注。云南大学武建国，本科时即在《历史研究》发表研究唐代土地制度的长篇论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专家，担任过云南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华南师大沈之兴，长于中世纪佛罗伦萨和美第奇家族研究，后成为广东省文化工作负责人。参会的研究生仅8人。除我们武大3人外，还有华东师大王晴佳等2人，王晴佳现为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享有声望。王挺之、张箭等3人是四川大学研究生，后来王挺之成为文艺复兴和意大利城市史研究专家，张箭在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农业传播史领域耕耘颇深。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云南省社科院青年学者贺圣达还专门邀请与会青年人到社科院做客。大家相谈甚欢，充满年轻学人指点江山的自信和豪气。贺圣达那时刚从云南大学毕业，后成为东南亚史研究专家，成果颇丰，担任过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

放眼通观大世间

　　年会的学术气氛浓厚，讨论十分热烈。就国内世界史学科发展来说，这次年会具有里程碑意义。从1978年至1981年，我国历史学界包括世界史领域都致力于肃清“四人帮”流毒，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本次学术年会则可说标志着国内世界史发展进入“立新”阶段，即开始对世界历史建立新的思考框架和认识体系。吴于廑先生在会上所作报告《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就具有这样的开创意义。

　　昆明是吴于廑先生的学术福地，也是其学术思想启航地。吴先生祖籍安徽休宁，从小生活在苏中小城宝应，“家无中人赀”，中学教育很不完整，因获奖学金而入东吴大学历史系读书，1935年毕业后当了几年中学教师。因日寇入侵，先生在经历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后于1938年冬到达昆明。经朋友介绍见到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序经先生。陈序经感到这位青年才思敏捷，建议他不用考试而直接读南开经济所研究生。在昆明读书两年里，吴先生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业，并以高分考取1941年清华留美公费生，进入哈佛大学深造。1946年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翌年应周鲠生校长之邀回国任教于武汉大学。对于昆明，吴先生自是一往情深，40多年后重返故地，更感慨良多。他曾说，昆明人很幽默，往往大地方叫小地名，小地方起大地名：“滇池”是个大湖，“翠湖”却水面不大，湖心岛上的亭子则敢叫“海心亭”。

　　吴先生作报告是会议的核心议程，应邹启宇院长之邀，报告会在云南省社科院举行，全体代表转场聆听。吴先生首先谈到，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不断对它进行再认识，主要原因，一是基于哲学原因，即哲学观点的改变要求历史认识随之更新；二是有决定意义的史料发现，如19世纪发现西亚楔形文字泥版文书；三是时间因素的作用，因为历史事件的影响常随着时间推移而愈益明显，故需要历史研究者再认识。他谈到还有一种原因，可称为观察历史广度的变化。马克思曾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有一个发展过程。要观察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全局为考察对象。他这个报告就是试图拓宽观察广度，讨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对立”，阐述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南美形成了几个农业中心。农业的扩展，使亚欧大陆南端构成一个长弧形的农耕世界，其北面则是游牧地带。农耕中心很快进入文明时期和阶级社会，先后经历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游牧民族则长期滞后。第二部分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第一次大冲击发生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包括雅利安人冲击南亚和希腊，喜克索斯人冲击埃及，赫梯人、迦喜特人、米丹尼人和胡里特人冲击两河流域北部，甚至灭掉夏的商人也可能来自北方，畜牧还占很大比重。第二次大冲击持续较长，包括汉匈之间的战和，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白匈奴冲击笈多时期的印度，日耳曼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冲击欧洲，阿拉伯人占领亚欧大陆及北非约一半的农耕地区。第三次大冲击高潮是13世纪蒙古人冲击亚欧大陆；14世纪帖木儿冲击中亚、西亚和印度则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吴先生认为，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对历史发展为世界史有积极影响，如扩大了两者之间的通道，游牧民族取得军事胜利、入主农耕世界，在经济文化上转化为农耕民族，扩大了农耕世界等。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冲击的有限性，即并未打破世界各地区的闭塞隔绝，世界分散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至15世纪。在报告的最后，吴先生借攀登滇池西山龙门途中发现的一副石刻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取其上联另拟一联——“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指出世界史研究就是要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极高处，放开眼界，对这个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考察。

阐述整体世界史观

　　吴先生的报告给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世界史领域带来全新思维和话语，听者无不拍案叫绝，颇有耳目一新、醍醐灌顶之感。尽管有些听众对报告似乎不甚理解，还需有个逐步消化并接受的过程，但吴先生对世界历史全局之宏论通观、娴熟驾驭，既高屋建瓴又思想深刻，让人大开眼界、豁然开朗。

　　当时有数家学术刊物要求赐稿。吴先生认为，既然是应云南社科院之约作报告，理应发于《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吴先生又应《历史研究》严四光老师之约，在该刊1984年第1期发表另一宏文《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文中论述道，亚欧大陆东西方的封建农本经济都重农抑商，都是耕织结合的自足经济，但西方封建农本经济有其可注意的特点，即牲畜饲养占有相当大比重；由农本而重商的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起因于农本经济内部，商业和城市经济由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发展为它的对立物，促使它转向商品经济；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世界历史》编辑部张联芳老师想了个巧妙办法，以本刊记者报道形式，将报告几乎全文再发于该刊1983年第1期。吴先生后来还应约在《世界历史》发表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1987年第2期），认为农本经济生产剩余量的增长，是工业得以在农耕世界生长发展的前提；乡村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工业世界孕育在农耕世界母体中的胚胎；初生的工业世界为历史带来了一些不同于农本社会的特点。数年后他又发表《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论述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方工业世界新兴时期亚欧诸国对所受冲击的反应，并从反应的成败说明，历史上工业世界的兴起必然伴随传统农本经济体制的消失；传统农耕世界退出历史，是工业世界冲击下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昆明会议上的这次报告，是吴先生整体世界史思想的首次公开学术表达。整体世界史思想在吴先生心中酝酿已久。早在他与北大周一良先生共同主编新中国第一部《世界通史》（1962年人民出版社初版）后，他就开始思考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问题。1964年吴先生即发表《时代与世界历史》一文，提出要打破各种中心论，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文革”结束后，吴先生多次在小范围会议上阐述整体世界史思想。在他看来，世界史既非排除了中国史的外国史，也非所有国家的历史相加。他主张从关系世界全局的重大历史运动与变化着眼，研究人类怎样由分散、闭塞的人群，逐步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全部过程。上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4篇宏文，加上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1990年出版）撰写的总条“世界历史”，构架了大致完整的世界史体系，从学理上阐释和勾勒了历史发展为整体世界史的脉络。“世界历史”词条阐明了整体世界史观的内涵：“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他还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有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类历史发展区分为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世界历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成为吴于廑整体世界史观的理论基石。

　　以整体世界史为基本学术思想、由吴于廑先生和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高校世界史教材，泽润几代学人，也广受社会读者好评。吴于廑先生作为世界史领域中国学派的代表，其整体世界史观在中国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亦赢得了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和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