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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研究室举办《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读书会

  2012年7月3日,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研究室举办《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版)读书会。该书作者为英国著名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担任教授职务。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新著中,作者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注意。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后,国内许多学者也写了书评,进行过热烈讨论。本次读书会由室主任刘军主持,张顺洪所长参与了讨论。以下是读书会中各位学者的发言要点。

  李桂芝针对书中第四章即“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之梦”提出两点看法。第一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性问题。伊格尔顿坦诚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中可能存在的人性问题,不仅不会贬低共产主义社会,反而会让更多人对共产主义产生信心并重拾共产主义理想。人是社会的主宰,人性中的劣根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对之避而不谈,只是大谈共产主义的美好,反而让人有种虚假的感觉,甚至会走上生产力决定论的极端。伊格尔顿的坦诚恰给人以真实性。但他的还原与解读并没有完全解决人性的问题,还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而且他并没有对现代人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如何使大部分人的人性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给予回答。第二点,现时代有必要重拾共产主义理想。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虽然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但也是人们反思现有社会制度缺陷并重塑共产主义理想的时机。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规诫人们当下的行为,另一方面,只有培养越来越多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实现的可能。

  董欣洁结合本书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帝国主义。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仍然是现时代我们分析历史和现实的思想利器,正是由于它深入揭示出生产力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形态变化特点,说明了世界历史形成和演变的内在规律,而充分理解世界历史的演变,才能知道当代世界从何而来并走向何处,这就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历史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支持。

  虽然帝国和帝国主义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但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即现代的帝国主义与此前的帝国主义是有区别的,列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个本质区别,即“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二战之后,与世界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帝国主义也在发展自己的新手段和新途径。“当代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名词,所描述的便是帝国主义并未停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掠夺和扩张的现实。现时代帝国主义寻求的是一种建立在拥有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基础之上的全球性机制,并力图使自身合法化和普世化。

  吴英提出,必须对唯物史观做正本清源式的研究。他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格尔顿写作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列出了对马克思的十种误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执行起来代价过高;马克思提出的是一种宿命论式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马克思忽略精神因素的作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是专政集权反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激进运动已经没有指导意义。作者对这十种误读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这些误读在中国的理论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本书对中国的理论界是有其适用性的,也说明我们目前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确实有很多值得重新研究和解释的空间。在当前的中国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在变成一种套话、一种形式用语,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论正在取而代之成为史学研究指导理论,即现时所谓的史学研究指导理论的多元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确实存在模糊、甚至片面之处,因此必须对唯物史观做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但已经不容有须臾的耽搁。

  于沛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鲍•斯拉文著有《被无知侮辱的思想》,被认为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受到攻击的表现之一,是有人因无知或偏见制造出一些假命题,将其强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然后肆意诋毁攻击。这种情况在国内外都存在。英国思想家伊格尔顿,是享有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他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部著作中,从十个方面批驳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实际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意,却长期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遭到所谓的“批判”。在这些问题中,澄清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和“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对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可以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应片面地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这种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同时认为这个过程也是体现着人们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不断的实践过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种否定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的历史宿命论,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残余。

  同样应明确指出的是,唯物史观并不等于“经济决定论”。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有人在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似乎唯物史观的“唯物”,就是“经济决定一切”。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给予了批驳:“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是因为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虽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历史规律却不可能是自发实现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是由于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鲜明地表现出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所以才使得历史所以成为历史,并在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现象。

  王旭东在发言中主要谈三个问题:1)《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2)应当重视探讨如何在方法论上做到科学认知、解读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3)作为史学工作者,不能忽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或论证手法的研究,这是我们科学掌握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有效路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该书的启示在于,伊格尔顿在论述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一重大命题时,并没有就着“道理”来说教“道理”,而是采用了中国俗语所说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述手法,以大量令人无法否认的、通识性的客观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辩证运用“二分法”,坦言直陈地论证了10个反马克思观点的不成立。其反映出来的方法论,恰恰具有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特性。我想,这也就是看似浅显的一本通俗性政治读物,为何反西方潮流阐述如此重大命题却能被当今海内外读者广泛认可,成为畅销书的缘由所在。这一点对于我们坚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言,具有启发意义。由此而联系到第二个问题,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和普及的经历,近些年马克思及其原理在国内高校和社会大众中愈渐遭受冷遇,传播和普及的具体方法应该说存在很大的问题。为此,如何科学地认知、解读、论证,以及在大众当中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值得花费大力气去研究。作为普通人,当确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时候,要知道马克思说了什么。具体到我们史学工作者,仅此还远远不够,还更应了解并掌握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既包括他如何去发现,如何去思考;也包括他如何去分析和论证。进而关乎到了第三个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他们的科学体系所运用的方法论,及其实践当中的具体研究和论证的方法或手法,应当成为21世纪今天值得我们去深化探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从经典原著中认识、学习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用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是我们深入理解、学会运用和最终掌握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关键,是我们科学认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及史学理论的钥匙。当史学研究意义上的历史表述,从“叙述的历史”转向“分析的历史”的时候,我以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即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资本”的社会历史运动的研究,其本身就凸显出重要的史学研究指导意义和范本价值。

  刘军结合本书第三章谈了对现代西方工人阶级变化的若干思考。他认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是变化的、动态的;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解释理论与方法是相对稳定的。他从三方面讨论了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及其意义。

  首先,要辨证历史地看待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1956年美国白领人数首次超过蓝领工人,这被认为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出广义的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例和重要性的增长。此后,西方工人地位的历史性衰落,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学者们争论的只是如何解释这种变化。由于私人企业中的会员比例很小,工会的斗争目标实际上主要是各级政府。工会会员不再是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无权的阶级,也不再是劳动者中的弱势群体,同时,他们也不是社会革命甚至社会改革的主体。

  其次,工人阶级有祖国和民族认同。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工人阶级都为各自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在冷战中西方工会也是站在反共而不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经济全球化也没有改变这一现实。经济全球化在加剧西方国家阶级矛盾的同时,更加剧了南北国家间的矛盾,而后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前一矛盾。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示威活动,与其说是劳工国际主义的根据,不如说是发达国家劳工及其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宣示。西方工人运动的这种特点夹杂着种族主义,可以追溯到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

  再次,以往工人阶级研究中存在局限性。局限性有很多,社会不平等有各种形态,有各种原因,阶级差别只是其中的一种,用阶级分析社会不平等是有效的,但阶级一直同种族、宗教、民族、性别和其他因素一起发生作用,阶级分析不是惟一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也不能解决其他(如种族、宗教、民族、性别)矛盾形式。目前我们既要避免夸大西方工人阶级的历史意义,同时避免低估了其在当代的重要性。

  张文涛在发言中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从本书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认识不及当代西方一些重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佩里•安德森等人深厚,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如卡尔•波普等人的学力也是有差距的。他的一些论断也值得商榷,如第四章说马克思根本不关心未来会怎样等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以此书为契机,讨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实践有着广泛影响的学说,人们对之有着不同理解是正常的,与认识者所处境遇有着很大关系。基督教历史上有路德宗、加尔文宗等,伊斯兰教历史上有逊尼派、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等,儒家思想还有汉学与宋学之分。因为实践的差异,出现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影响力与价值。第三,既然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说,当然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当矛盾出现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通常存在三种办法:一是修正理论,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如此。亨廷顿说美国始终以树立敌人作为立国的一种策略,先后将英国、欧洲、德国、苏联、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作为敌人,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办法。二是修正实践,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切要从经书出发,认为它们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是不容变更的绝对真理和科学基石,因而强烈排斥对圣典种种自由化或现代性的解释。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做法。第三种办法是既修正理论,同时要反思实践。我们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大概应当采取这种做法,既不能完全做实用主义者,也不能做抱残守缺的教条主义者。

  姜芃在发言中说,20世纪80年代,当有人问霍布斯鲍姆当今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是否已经衰落时,他回答道: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历史是新事物,那些历史学家也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以,那时的学派性是明显的,他们明显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区分开来。在二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普遍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阶级分析的理论等已经成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普遍采用分析历史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性就不再那么明显。他认为,这种情况不说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衰落,相反,是扩大了。所以,在当代,虽然我国的历史学家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挂在嘴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被大多数史学家所认同,而且,大家是在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从事历史研究。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姜芃认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主义的信念。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村没有试验成功,在今天,我们国家走集体富裕道路的新农村却比比皆是。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的,有希望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应该有坚定信念。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史观、阶级分析、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这些观念我们应该坚持并体现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实际上目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就说明了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帝王将相向人民大众转移。第三是方法,如长时段、社会结构分析以及霍布斯鲍姆所总结的分析社会的模式等,这都是具体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是有效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不是体现在重复马克思的一些结论,而是要研究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对新问题能够有所发现,能有自己的解释。文化史就是马克思很少研究的领域,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卓有成效的,但这并不说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张顺洪指出,伊格尔顿的一些观点是很深刻的。例如,第6页:“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第17页:“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全球每日仅靠不足两美元度日的人口数量增长了将近一亿。今天,三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在救济线以下,而英国的银行家们每年拿着上百万英镑的奖金还觉得心有不甘。”第19页:“亲手将世界金融体系拖向深渊的银行家们正在争先恐后第接受整容手术,以免满腔怒火的百姓认出他们,把他们大卸八块。”第40页:“无论马克思的初衷如何,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并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是阶级斗争。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东西。”等等。

  同时,他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我们思考。例如,第52页:“资本主义或许正在毁灭的边缘上苦苦挣扎,但取而代之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也可能是法西斯主义、野蛮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也许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工人阶级极度衰落和腐化,而根本无法采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这说明他对社会主义不是很有信心。

  本书的一个缺点是对实际问题研究得不够,缺少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实例的深入研究。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只究读经典著作,必须研究现实问题,中国的现实与外国的现实都要研究。

  与会其他一些学者陈启能、姚鹏等也热烈参与了讨论。

  (张文涛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