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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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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深入探索“稳定”与“发展”关系的成果——《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简评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径,中东问题研究也不例外。我国的中东研究从描述“热点”,撰写中东国别史,再到分专题研究,层层推进,逐步深入。近几年,无论中东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文化问题,都出现不少有份量的著作。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副研究员著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就是其中一本专题论著。从书名看,是研究埃及现代化的著作之一,实际上,本书的着眼点在当代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换言之,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当代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全书从不同角度,分不同层面揭示影响埃及政治稳定的诸多因素,尤其分析造成政治失稳的主要因素,反过来论证了保持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看似只谈埃及政治稳定问题,实则涉及当代埃及历史传统、经济基础、宗教特征、法制建设、民主化、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最终要说明的是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读完全书,深感作者视野宽阔、思想深刻、论证严密、观点透辟,故而写出下面几段文字,既是向同行介绍这本书,也是表明自己阅读后的体会。

  (一)

  政治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论探讨蔚为大观。运用现成的理论,解释说明当代埃及的具体情况并不难。难的是通过对埃及当代政治稳定问题的个案研究,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毕健康著作遵循的是从一般到具体、再从具体到一般的思路。全书第一章首先讨论什么是稳定,什么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的条件是什么,社会稳定与社会不稳定(失稳)两个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以及造成社会失稳的因素有哪些。再进一步讨论社会稳定的核心——政治稳定(作者对经济稳定和思想稳定也有说明)。作者指出:“所谓政治稳定,是指某一政治体系的延续性、秩序性和可控性,它包括政权体系的延续性或稳定性,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和政治运行的可控性”(第4页),三个层面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其中,核心和基础是政权体系的延续性或稳定性(即政权稳定)。作者对三个层面及相互关系分析之后,接着说明政治稳定的基本特征(它包括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宪政制度的维持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延续,政府更迭的法制化和守常性,基础阶级结构的保持,与社会动员相适应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政治文化的内在一致性)。这样一种层次化、条理化的认识,表明作者清晰的理论框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全面而综合的把握和理解。由概念上和理论上的政治稳定,转入正题,就是本书探讨的实质内容:“政治稳定或政治失稳的因素,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第9页)。因为理论上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是一般性的普遍适用的推论,尽管它最初可能来源于具体个案研究(如某些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的情况),但未必能说明其他国家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所以还要具体到国家诸如当代埃及,深入到问题诸如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而埃及的政治稳定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贫困、失业、社会两极分化等多数国家存在的导致政治失稳的因素外,还有宗教因素的影响、埃及特殊的地缘环境的影响等等。况且,当代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本身也有阶段性,有时突出,有时不突出,有时是政治失稳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有时是政治稳定保证了阶段性的经济快速发展。尤为特殊的是,在同一个总统的任期内,有时政治稳定,有时政治失稳;埃及国家时而河清海晏,时而风声鹤唳。这就需要在总体和宏观把握的前提下,做详尽而微观的研究,以微观研究构成整体综合研究的基石。本书第4-12章的综合研究,就是以各小节对总统独大制、司法系统、选举制、党派发展、伊斯兰极端组织、过度城市化、税制改革、公共开支、失业与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为基础,最后得出客观而坚实的结论。为了使读者整体了解当代埃及政治,作者设了两个重要章节:第二章“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问题(1805-1952)”和第三章“纳赛尔时代一党制军人政权与政治稳定问题”。若没有第二章,全书主体部分(4-12章)的分析就显得突然,也显得零散;若没有第三章,当代埃及政治(本书的研究范围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就缺少前提。也就是说,第一章是全书之纲要,第二、三章是正文(4-12章)之基础。从事历史研究的人,著书的体例大多以时序为纵线,阶段性的分析之后,再进行概括。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人,著书体例大都是块状结构,逻辑联系,横向铺展和收拢。真正要建立立体结构并不容易。毕健康著作是一种立体框架的建构,或至少是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使该书的分析与综合、叙述与议论显得缩放自如,空间大而不散,结构紧凑而不束缚。大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可能有和笔者一样的经历,在研究中,选题不算是最难的,搜集材料、分析问题、得出结论都可以办到,但如何选取适合自己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体例,搭建怎样的框架结构,总是要犯难的。一本书完成时,往往最不满意的是整体结构。有的著作,尽管细读之下觉得作者见解独到,史料取舍精当,但整体看不出什么新意,主要就是构思不巧妙,框架很陈旧,扫一眼就知道是三段论:原因、过程、结论。笔者认为,《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的立体结构和巧妙布局,算是一大特色。

  (二)

  判断一本学术著作的优劣,一要看它得出了什么结论,二要看它提出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由于《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涉及与政治稳定相关的方方面面,既有“大结论”(整体见解),也有“小结论”(局部或细节问题的见解),这里先说“大结论”。

  作者对埃及当代政治问题的总体结论,按笔者的理解,可以把它们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看到它的阶段性特征。萨达特时代“政治动荡”为主要特征,穆巴拉克时代经历了“政治基本稳定”(1982-1985)、“政治动荡”(1986-1990)、“政治基本稳定”(1990- )几个不同时期。

  第二,政治制度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基本因素,宗教因素是造成政治失稳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因素,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影响政治稳定的基础因素。

  第三,本书对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做出如下判断:从政治因素看,埃及的总统独大制总体上有利于当代埃及的政治稳定(第430页),至少适合埃及特殊的国情。“当代埃及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基本适应了人们的参政意愿和参与水平”(第431页)。过于超前地进行政治改革,反倒欲速不达、造成政治失稳。从宗教因素看,“单纯说伊斯兰极端组织造成埃及政治动荡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第432页),但伊斯兰势力极为消极的一支——伊斯兰极端组织对埃及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而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对埃及政治稳定的威胁程度不一样。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萨达特时代经济和社会因素不是影响政治运行的主要因素,相反,1986-1990年代中期经济因素上升为影响政治的主要因素(第436页)。此外,本来属于经济问题的失业现象,极易成为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失业、贫困并不构成导致政治失稳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但借助于其他因素——政治动员和组织工具,如伊斯兰极端组织,才造成政治失稳”(第440页)。

  第四,埃及解决前述问题的经验教训。政治改革尤其政党制度改革中的教训有两方面: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直接相关联,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贸然行事,不能急于求成;谨慎推进的成功的政党制度改革,可以避免剧烈的政治动荡。从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极端主义组织的出现、发展、裂变与演化,可以得出的结论和吸取的教训是:其一,任何文明或遗产中都存在积极和消极成份,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必须辩证分析。其二,当代埃及的伊斯兰极端运动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消极反动。纳赛尔的高压政策或许能收一时之效,又可能适得其反,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萨达特为了清算纳赛尔式社会主义,纵容和扶持包括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内的伊斯兰势力,结果引狼入室、自食其果,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第434页)。穆巴拉克的分化瓦解政策,则取得了一定成功。其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思想、社会基础及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政治稳定问题的影响也因时因地而异,不可一概而论。经济改革对政治稳定问题的影响也有阶段性,如1991-1993年的经济改革对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1994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明显有利于政治稳定,即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可见不能绝对抽象地概括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的相关性。

  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中,第一层次可概括为:“当代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具有阶段性”;第二层次可概括为:“政治制度因素、宗教因素、经济与社会因素是影响政治稳定问题的三大基本要素”;第三层次可概括为:“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的特殊性,取决于各种影响因素本身的特殊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四层次“从埃及解决政治问题的改革和措施中,我们可以吸取一定教训。”我们从研究当代埃及政治的文章,或从一些涉及当代中东现代化、政治改革和伊斯兰思潮的著作中,能看到对其中某一方面的分析,或某一视角下的分析和结论,像《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这样系统、全面的分析,综合、深入的结论,并不多见。这本告诉读者的是关于中东政治稳定问题的整体判断,环环相扣的结论,有深度,也有分量。

  (三)

  读一本研究社会科学的书,如果先看前面的导言,再看后面的结论,似乎可以掌握它的主要内容、核心观点和最后结论。因为开头会告诉你本书要研究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标,书的目录告诉你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分多少章节,而结论部分则告诉你,作者通过研究得出什么结论,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以这种方法翻阅《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同样会掌握全书梗概,抓住主要信息,了解作者的结论。不过,用这种方法读《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未免有些可惜。因为该书涉及面广,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很密集”,作者的许多见解(前面所说的“小结论”)是在书的中间细微处。针对具体问题所谈的看法,第十三章的结论部分不再一一提及,仅仅翻阅结论部分显然是不够的。笔者把书中提出的问题和作者的见解概括为八类:

  (1)关于埃及现代化的进程

  毕健康认为,埃及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阿里改革开启了埃及工业化的尝试;埃及现代政治机构的建立则始于伊斯梅尔时期;19世纪70年代埃及出现第一个政党;1923年埃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开始了代议制政治生活的初步实践。不过,埃及现代化进程迄今尚未完成。这一判断与大多数研究埃及史和研究中东现代化的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作者的独到见解,在于对埃及政治现代化所做的结论。作者认为,1952年之前,主要是外国势力主导埃及政治进程,决定着埃及的政治稳定或失稳;1952年之后,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和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主导力量,来自埃及内部,主要取决于埃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第72页)。

  (2)对纳赛尔时代一党制军人政权的评价

  纳赛尔的革命措施、施政纲领、内外政策,各类现代埃及史著作都有论述;纳赛尔时代的成就与不足,也有见仁见智的评价;至于对纳赛尔本人的评价,同样有不少文章。毕健康著作中没有面面俱到地做点评,书中仅抓住一党制、国民议会、军人政权、军政关系这几个关键环节,最终要归结为:一党制军人政权有利于政治稳定还是不利于政治稳定?作者认为,从埃及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看,纳赛尔政权始终牢牢控制着军队、依靠军队,这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第94页)。纳赛尔一党制军人政权是对前一历史阶段即君主立宪制下的政治动荡与混乱的否定(第94页)。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集权式军人政权符合纳赛尔面临的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尤其是公有部门、缩小阶级差别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需要”(第95页)。总之,结束前一历史阶段的混乱、保持政治稳定、推进埃及现代化,纳赛尔一党制军人政权无疑取得了成功。从这一角度评价纳赛尔政权,是毕健康独特的视角,其结论也是平实、中肯、客观的,令人信服。

  (3)关于当代埃及总统制的性质、特点及作用

  毕健康著作中的当代埃及总统制,指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时期的总统制。作者分析了当代埃及政权的权力结构、议会和司法机构的特点、新闻言论的自由度之后,把埃及当代总统制概括为“总统独大制”。总统独大制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总统独大、议会弱小、司法相对独立,新闻有限自由(第97页)。与纳赛尔总统制相比,明显继承了其集权特征,又减弱了政权的军人色彩。总统独大制基本上适应了当代埃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总统独大制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逐渐发生演进。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发展和演化之中的总统独大制有利于政治稳定(第123页)。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

  (4)关于当代埃及的政治参与和政党制度

  作者用详实资料,分析了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议会选举情况和政党参政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埃及政治制度还是为公民提供了参政渠道,但议会选举在老百姓的眼里意义不大。当局支持的政党继承了一党制衣钵,垄断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这种情况既打击了反对党派的政治信心,又极大地影响了人民参与选举的热情(第133页)。作者进一步指出:“当代埃及的有限多党制,如同一枚硬币,一面是民族民主党一党独大,一面是反对党脆弱不堪”(第145页)。那么,有限多党制有利于政治稳定,还是不利于政治稳定,作者认为应具体分析。比如,“萨达特时代的多党制尝试就不利于政治稳定,但从中长期来看,有限多党制促进了政治稳定”。“穆巴拉克时代竭力缓和与反对党的紧张关系,加之司法相对独立,使反对党略具生存空间,因而有限多党制的运行基本正常、有序,有利于政治稳定”(第151页)。另一方面,埃及人民政治参与水平低,与政治稳定的相关性小。“但由于传统政治参与的性质,出现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外循环,主要表现为政治暴力,对政治稳定构成相当大的压力”(第150页)。作者的这些判断和结论是很精辟的,最大的优点是,把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民主化、制度建设相关的问题逐个剥离出来,让人看清它们相互间的对应关系。一般著作中谈政治现代化往往笼而统之,总难以理清盘根错节的关系。读毕健康著作之后,与此相关的问题一目了然。

  (5)关于当代埃及的政治暴力问题

  研究当代埃及政治,伊斯兰极端组织是绕不开的议题。作者曾有关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多篇论文,对有关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演变,作者的研究较为深入。著作中涉及的政治暴力、伊斯兰极端组织,作者分为两章(第6章、第8章),其中一章分析伊斯兰教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穆斯林兄弟会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源流、演变与趋势、政治暴力的根源;另一章把“政治暴力之乡”艾斯尤特作为个案,专门分析该地政治暴力的经济根源、非经济因素,以及与埃及政治稳定的关系。作者指出:“政治暴力是一种多维社会现象,不同时代的政治暴力性质有别,根源不同……从矛盾双方来看,统治当局的姑息与扶持可能刺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和政治暴力的泛滥,同时,铁拳镇压往往可以强行压制政治暴力事件,但也可能刺激伊斯兰暴力思想的滋生”(第205页)。

  (6)埃及的经济改革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作者首先讨论20世纪90年代埃及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各阶段的任务,以及具体的措施。接着分析经济改革对人民收入水平和开支水平两方面的影响。最后归结到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作者综合国外学者的观点,指出“经济改革造成经济紧缩,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人民的收入水平。”例如,扩大税收和税制改革强化了不公正的税收结构,反而增大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又如,改革期间埃及社会保障体系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比较复杂,总的来说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经济改革对人民开支水平的影响表现在:通货膨胀率与开支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公共社会开支水平与老百姓的开支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中低收入阶层为经济改革付出的代价比富裕阶层更大(第306页)。由于经济改革与经济运行呈阶段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在各阶段有较大差异,如第一阶段(1991-1993)的改革引起了政治动荡,第二阶段(1994年以后)的改革有利于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的恢复,创造了较好的经济发展的环境。

  (7)埃及的失业、贫困、过度城市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毕健康的著作把“埃及的失业问题与政治稳定”当作一章(第十章)单独来写,既分析了当代埃及失业问题的特征,也分析了失业发展的趋势,并把失业与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对失业的社会性质、社会影响也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揭示失业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贫困问题与政治稳定”也是独立一章(第十一章),作者花费笔墨较多,依据的统计资料相当丰富,数字、表格极为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既有纵向的分析(历时性分析)也有横向分析(共时性分析),把社会分层、贫困人口与政治稳定问题用最概括最简洁的语言勾勒得清清楚楚。作者还另设一章(第七章),讨论埃及的城市化、城市边缘区与政治稳定,提出埃及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作者认为:当代埃及的过度城市化,主要不是由工业化推动的,而是由地区和行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加剧了经济的二元化进程,促进了城市边缘区的膨胀,加剧了城市边缘区的贫困、失业和其他经济社会问题,使之成为伊斯兰极端组织生长的肥沃土壤,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第207页)。

  上面三个论题分三章来论述,足见作者把它们当作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有单独分析和讨论,才能把问题根源揭示出来。不过,这三个论题也有联系,至少是同一性质,故而当作同一类论题在此简要评说。

  (8)关于影响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外部因素

  这一论题的提出是非常必要的。埃及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加上历史时期列强入侵和长久控制,使现代埃及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总是难以摆脱外部因素的影响。埃及的政治稳定是内政问题,却与外部因素有扯不断的联系。作者论及阿拉伯因素的影响,苏美争霸的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以及外国经济援助带来的影响三方面。作者指出:从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视角来考察“阿拉伯因素”,我们很难得出简单的结论,很难说“阿拉伯因素”绝对地有利于或不利于埃及的政治稳定,而是利弊兼有,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问题,具体地加以说明(第401页)。关于苏美争霸的影响,作者认为,埃及可以从大国争霸中纵横捭阖,获得政治支持和经济资源。但是,埃及对大国的依赖或与大国结盟,必然要付出代价。埃及先后从苏联和美国获得不少援助。苏联的援助使埃及获得了急需的资金,得以建设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无疑直接有利于纳赛尔军人政权维护其统治,但过分依赖苏联有损于国家安全和主权,埃及转而脱苏近美(第406页)。美国的经济援助则有利于埃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四)

  《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具有资料优势,这也是本书的特色。

  常见的情况是,精通阿拉伯语的人,未必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理论素养,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的学者,未必熟练运用阿拉伯语。有一些既懂阿拉伯语又具备科研能力的人,往往把精力用在研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方面。大多数研究中东政治经济问题的学者,主要还是依靠英文资料。真正拥有阿拉伯语、英语两门外语工具,又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学者,在我国中东研究学术领域毕竟占极少数。毕健康恰恰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位年轻学者。他师承阿拉伯文、英文皆通的杨灏城先生,在熟练应用英语的基础上,自己刻苦攻克阿拉伯语难关,又在阿拉伯国家学习和访问两年,掌握了大量阿拉伯语和英语资料,进行中东问题研究游刃有余。

  毕健康的著作中,引用了中文、阿文、西文三种资料,简单分类的话,书里面的中文材料主要是理论书籍,阿文资料主要是第一手的文献,如报告、统计年鉴、政策文件等,也有一些阿文著作;西文资料主要是学术专著。客观地说,该书所引的那些英文书籍我们也能查找到,不足为奇。关键的是阿拉伯文献。如书中多次引用的《1995年埃及人力发展报告》、《1996年埃及人力发展报告》、《统计年鉴:1952-1992年》、《统计年鉴:1992-1998年》、《社会保险年鉴》、《1995-1996年家庭开支与消费抽样调查》、《宪法文献集》、《金字塔报战略档案》等,为作者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详实的信息。而阿拉伯语的数十本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阿拉伯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使《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增加了学术新信息。

  毕健康著作中摘引频率较高的阿文著作是阿宰特•海贾扎的《埃及的贫困问题》(国家社会与刑事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版)、塞勒维•苏莱曼主编《埃及的失业问题》(拉达出版机构,1989年版)、萨阿德•尼贾尔著《埃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革新》(第1、2卷)(埃及日出出版社,1997年)、穆罕默德•塞菲丁•艾布阿宰主编的《阿拉伯国家的失业问题》(阿拉伯研究院,1992年)、哈桑•巴克尔《1977-1993年埃及的政治暴力》(开罗马哈罗塞中心,1996年)、哈莱•穆斯塔法著《埃及的政治伊斯兰:从改革运动到暴力集团》(《金字塔报》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1992年)。上述著作,经过毕健康的译介和引用,使我们可以约略了解阿拉伯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观点。也就是说,读《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既可以从中获得学术见解,也可以从中了解资料信息。相信大多数研究中东问题的人和我一样,愿意在细微处去寻觅资料信息。

  (五)

  对《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的一些细节问题,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一,在内容的安排上,第八章“艾斯尤特的发展与稳定”与其他各章相比,显得单薄。因其份量较小,涉及的问题具体,而其他各章都是论述较复杂的问题,且篇幅都比较大,第八章就与其他各章不对等。按笔者的理解,这一章可以放在第六章“当代埃及的伊斯兰、政治暴力与政治稳定”或第七章里面。因为讨论的是同一类问题。其二,由于有些章节的纲目划分太细,未免会出现在前一节叙述过的内容,在后几节还可能重复提及。例如,第九章中分别论述了“经济改革对人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和“经济改革对人民开支水平的影响”。后面一节还要专门讨论“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问题”,这一节里不得不复述改革对人民的收入水平、开支水平的影响,否则就不能说明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又如,失业和贫困问题在两章里讨论,但涉及政治稳定,失业和贫困似乎不能分开,只能再一次谈到失业、贫困问题。其三,在第十二章“影响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外部因素”中,是按“阿拉伯因素”、“苏美争霸”、“外国经济援助”这三方面分节的,实际上讨论的内容有交叉重叠的部分。苏美争霸中讲的苏联援助,实际上也属于外国经济援助,作者把苏联经济援助放在第二节讲了,第三节的“外国经济援助”只能变成美国经济援助和阿拉伯国家经济援助了。而第三节中的“阿拉伯经济因素”与第一节谈的“阿拉伯因素”从概念上看也有重叠部分,差别无非是第三节里面专谈经济援助,第一节里专谈政治影响。其四,全书结尾处,是以“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的相关性”等内容收笔的,似乎言犹未尽。如果能简略提到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在整个中东,尤其与那些同样存在政治稳定问题的阿拉伯国家相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比其他国家更突出,还是相对而言较为平稳,或者大致差不多?在我看来,有这样寥寥数语的说明,也许更圆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