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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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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下卷)》

  晏绍祥教授的新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集中代表了他十余年来对欧美政治思想史领域中的古典传统的研究成果。根据晏绍祥教授本人在该书后记中的介绍,本书的写作源于2003年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关于古代世界雅典民主形象的报告,其主体则完成于他2009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期间。该书上卷概述了古代民主共和传统从古希腊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的演变历程;下卷着重分析了近现代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文化界对该传统的阐释与利用。

  在本书作者同时出版的另一部学术著作姊妹篇——《古典历史研究史(上、下卷)》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279+429页)中,晏绍祥教授谦逊地宣称,自己无力整理全世界范围内的古典学研究成果,难以将东欧、东亚与非洲等地区同样具有很高价值的研究成果吸纳到自己的学术史著作中来,因此只好完全省略掉这一部分内容。显然,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一书中,晏绍祥教授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因此,尽管晏绍祥教授精通俄语,并同日韩古代史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他还是没有在本书中介绍希腊罗马政治传统在这些国家中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他的这部新著集中研究的是希腊罗马古典民主共和传统在西方世界这个空间范围内和西方文化这一特定语境下,从古典时代直至公元21世纪的整体发展历程。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思想史上,诞生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民主共和文化遗产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不少西方学者已对后世政治思想中的古典民主共和要素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分析(如约翰·爱德文·桑兹(John Edwin Sandys):《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3;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 凯瑟琳·爱德华兹(Catharine Edwards)编:《罗马的存在:欧洲文化中的罗马(1789-1945)(Roman Presences: Receptions of Rome in European Culture, 1789-1945)》,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9;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格伦·W·莫斯特(Glenn W. Most),萨尔瓦托雷·塞提斯(Salvatore Settis)编:《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等等),而偶然或间接涉及该主题的零星论述更是俯拾皆是。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的第一章中,晏绍祥教授用二十余页的篇幅对关于该课题的西方学术史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梳理(上卷:46-68页)。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一些特殊难题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首先,研究者们对于“民主(δημοκρατία)”与“共和(res publica)”这两个一方面源于古希腊、拉丁文献,另一方面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后人不断丰富、改造的概念,特别是对其所指对象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从而造成了他们彼此对话时的种种误解;其次,部分学者对中世纪以降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文化环境中知识精英们的阅读史缺乏研究,没有意识到当代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理解与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学者们的认识水平是存在重大差异的,因此出现了研究方向上的偏差;再次,尽管没有人会否认古希腊语、拉丁语文献阅读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学校教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在已有的学界研究成果中,对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学术界中的古典传统探讨与学校教育研究的有机结合做得还不够,这导致当代学者们很少能够看到以古希腊语、拉丁语文献为教材的基础人文教育对古典传统的支持与推广作用,从而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古典传统在19世纪之前的近代早期欧洲如日中天,却在20世纪后迅速走向衰落的教育根源。以上三个不足与疏漏之处限制了在当代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古典传统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空间。

  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一书中,晏绍祥教授成功地处理了上述三个许多前人未能妥善解决的棘手难题,展示了自己对西方古典与近现代文明的深刻认识水平和成熟思考。第一,晏绍祥教授在全书序言中强调,在本书中,古代民主的定义为“一种以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而这部作品并不对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现代民主概念确定一个具体的含义,从而解决了许多同题材西文著作中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概念杂糅在一起的欠妥处理方法。与此同时,晏绍祥教授又在作品中明确指出,由于不同时代历史观的差异,古典时代的斯巴达与共和时期的罗马有时被归入民主共和传统,有时又被排除在外。这一论断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同时也澄清了以往的一些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第二,晏绍祥教授注意到,当今学界对古典作家作品重要性次序的认识是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存在根本区别的;中世纪、近代早期的知识精英们其实是通过他们所能接触和接受的、与当代学术条件、氛围迥异的古典文本、译本和审美趣味来构建他们对古典民主共和传统的认识的。因此,晏绍祥教授对一些在当代古典学界语境下较少受到重视、却在之前的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古典作家,如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等人给予了他们在古典传统研究中应得的足够重视。第三,尽管全书的重点是古典传统对西方精英学者们的影响,但晏绍祥教授却拨出了一定篇幅(下卷:113-117页、169-170页、270-272页)去介绍各个历史时期内英美两国中学、大学中古典文化教育开展的情况。这一处理拓宽了全书的视野,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该书对古典传统兴衰原因的论述所达到的理论高度。

  尽管《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是概述一种古典传统在2000余年内发展流变历史的宏观著作,但书中却并不缺乏对个别人物、地区的深入个案研究,这一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例如,晏绍祥教授对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名人言行录》(Factorum et dictorum memorabilium)及其塑造的罗马共和国形象的引述与评论十分丰富(上卷:191-193页、195页、201页、212页、266页、274页、276页),并且这些分析是在他对该作品迄今为止最佳版本(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99年版)的细致研读基础上做出的。由于当代西方古典学界对这位原创性不强的拉丁作家缺少相关论述,因此晏绍祥教授对该人物在塑造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就显得极其珍贵。又如,在介绍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名著《论李维罗马史(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时,晏绍祥教授大胆推测了原作者的写作动机(上卷:304-310页),认为马基雅维利对研究对象(李维《罗马史》前10卷)的独特选择是他特有的,关于冲突可以维持罗马公民自由,而美德可以振兴国家的个人见解所决定的。这一论断展示了晏绍祥教授对该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此外,在叙述英国对古典民主共和传统的继承方面,晏绍祥教授详细梳理了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撰写的、在当时的英国文化界产生过轰动效应的《加图书信(Cato’s Letters)》(下卷:56-61页)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哲学与古典学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Classics)》等著作中对雅典民主制的正面评价(下卷:170-178页);并对著名古史学家芬利(M.I. Finley)及其后继者、批评者们对古代与近现代民主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十分详细且扎实的分析(下卷:304-323页)。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对原始英文文献的阅读与整理基础之上,并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看法(如他对以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密尔父子和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在扭转英国人心目中雅典民主形象的首倡作用的系统论述(下卷:162-194页))。笔者认为,《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中最精彩的篇章当属晏绍祥教授对美国内部古典民主共和传统兴起(下卷:112-161页)、衰落(下卷:270-282页)和重振(下卷:373-382页)的深入论述。其中,作者对每个政体建立过程中古典共和与民主传统的作用(下卷:120-151页),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对古典民主由推崇到贬低的态度转变(下卷:151-161页),19世纪中后期起古典传统民众基础的衰落(下卷:270-272页),古典政治传统与美国种族冲突的关系(下卷:272-276页),以及对非古典学者皮尔逊(Monte L. Pearson)与伯德(Robert C. Byrd)对古典民主共和传统的发挥与宣传(下卷:373-382页)等内容的记述都写得细致生动且发人深省。在这些篇章里,作者综合运用了原始史料和美国本土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将众多分散、零碎的信息整合成一条脉络清晰、一目了然且引人入胜的发展线索,并将美国精英学者对古典民主共和传统的吸收、排斥与改造同美国社会政治背景、民间舆论与学校古典教育等相关要素结合起来进行了立体式的研究,为读者展示了来自欧洲的古典民主共和传统在新大陆生根发芽后曲折发展历程的一幅瑰丽画卷。

  除此之外,《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在学术规范方面的严谨性也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全书的序言和第一章对相关术语、概念和学术史流变的介绍既简明扼要,又准确到位,体现了作者的扎实学风和在该研究领域的深厚功力。在论述每一历史阶段的古典传统之前,作者都会结合较为权威的相关通史性著作对这一时期的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扼要概括,这些内容对读者理解古代传统流变与时代背景间的互动关系不无裨益。该书上下两卷末尾处均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涉及中文、英文、德文和俄文等多个语种,既便于读者查对具体引述内容,又可为相关学者进行下一步研究提供便利。该书的编辑在校订、排版本书注释、书目中出现的大量外文人名、著作名称时的态度相当严谨,严格遵循各西方语种的引用规范,极少出现拼写与排版错误(参考书目中Momigliano著作名称中的打字笔误:‘on’误为‘onn’,见于上卷350页,下卷412页,为书中极为罕见的一例),并在上下卷末尾处都编制了便于读者检索查阅的专有名词索引。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为本书的权威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要言之,作为汉语学术界研究西方历史中古希腊罗马民主共和传统影响的一部开创性著作,晏绍祥教授的《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代表了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前沿水平。并且在国际古典学界的范围内看,这部著作的特色与原创性价值也是值得称道的。对于国内致力于古典传统研究的专业学者而言,这部著作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索、思考希腊罗马传统影响的基础;而对于希腊罗马史、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等领域的青年学者或业余爱好者来说,这部信息丰富、文笔流畅、深入浅出、独具特色的专著也可以成为他们了解西方古典文明与近现代文明关系的理想中文读本。

  笔者认为,为了使这一出色的研究成果能够做到精益求精,作者似可考虑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以使读者对古典民主共和传统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例如,除作品中主要关注的希腊罗马史学、政治思想领域的作家作品外,一些致力于医学、文学、修辞学领域创作的一些古典作家同样对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似乎不应在相关研究中受到冷落;又如,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与民主共和传统密不可分的一种思潮便是反对、批判专制主义的思想,后者也完全有理由被纳入到对民主共和传统的研究中去。基于上述原则,一些在本书中所占篇幅不多的古典作家,如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其论文《论空气、水和环境(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中对气候与政体关系的论述对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近现代政治学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奥维德(Ovid,其《变形记(Metamorphoses)》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等众多近代早期作家了解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与英雄人物的主要来源)、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其对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的注疏在中世纪产生过很大影响)、塔西佗(Tacitus,其《编年史》(Annals)中对暴君与暴政的犀利批判对现代共和主义思潮的盛行起到过推动作用)与卢坎(Lucan,其《内战记》(De bello civili)塑造了伽图、庞培与恺撒等鲜明的共和派与反共和派形象)似乎应在对古典政治传统的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视。另一个或许可行的完善方式是补充对西方视觉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与电影等)中古典政治文化元素的分析。众所周知,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新古典主义绘画、巴黎的先贤祠和好莱坞著名电影《宾虚(Ben-Hur)》都在塑造罗马政权在近现代法国、美国民众心目中形象(尽管这种形象往往是扭曲的和被加工过的)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另一个可以改进的细节是,该书的编辑似可考虑在正文中增补部分术语及专有名词的原文或英文拼写方式,以方便从事不同时代、国别领域研究的读者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原意(书中对个别重要术语采取了括号内加注原文的解释方式,但应用得并不普遍)。例如,将古风时代的希腊语词汇ϝάναξ译成“瓦那克斯”和将法语人名Loyseau译成“卢瓦瑟”而不加任何西文拼写提示的做法是不利于对古希腊文政治术语或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学术史缺乏深入了解的中文读者正确理解文意、或通过查阅相关工具书来解决问题的。

  要言之,晏绍祥教授的《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是一部信息丰富、充满新意的学术专著,值得每一位对西方民主共和传统感兴趣的读者拥有和阅读。相信这部凝聚了晏绍祥教授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必将成为国内世界史学界的一座里程碑,对促进国内古希腊罗马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391+446页

  (作者:吕厚量,男,1984年6月生,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