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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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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的成本:以罗马史为证

换个视角看“崛起”(系列之一)

王三义

  罗马曾是“世界帝国”,疆域之广、历史之长、国家之繁荣、制度之完备、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史上罕有比肩者。然而,如此伟大的罗马,也未必是仿效的榜样。相反,可以算算罗马崛起的成本。阅读罗马史时,透过宏大主题,能发现这样一些细节:持续几个世纪的对外征服和频繁的内战,使一代又一代的青壮年血洒疆场;共和国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无数耿介、刚毅、有才干、有担当的人死于阴谋、暗杀和放逐;国家昌盛,才华横溢的人忙于歌功颂德,而奥维德一类的作家钻研“求爱的技巧”;精英人物凋零了,享受胜利果实的是懦弱、平庸、贪婪、自私的人,这些不肖子孙肆无忌惮地糟蹋着社会财富;罗马崛起的过程中,已为后来分裂和崩溃准备了条件,“日方中方睨”,江山一统,衰败开始。以史为鉴的实际效用未必明显,但至少可以冷眼看繁华。

强健而勇敢的人死于战场

  罗马本是台伯河畔的撮尔小国,经过无数次战争,成为一个强大的霸国,地跨三洲,以地中海为内湖。真可谓“刀片子后面出帝国”。罗马人的扩张,从公元前483年的维爱战争算起,至公元前30年把埃及纳入罗马版图,仅共和国时期的对外战争四百五十多年。按照“四代当合百年”来估算,前后十八代罗马人在打仗。用中国古诗“一将功成万骨枯”形容,似乎显得单薄。战死的罗马青壮年(更不用说死于罗马铁蹄下的异族)数不清,何止“万骨”?因战功扬名的统帅、战将,大多捐躯疆场或死于阴谋,“功成”何益?

  成王败寇,西方和东方一样。每次战争,不管持续多久、伤亡多重,罗马人是最终的胜利者,于是罗马人炫耀胜利,后世跟着赞叹罗马的伟大,没人细究战争的代价。其实,最初两个世纪罗马人经常吃败仗,败多胜少,或屡败之后侥幸取胜。“维爱战争”是罗马军队攻打埃特鲁里亚人,前后三次,公元前396年结束,断断续续近九十年,战争惨烈。仅最后一次战争,罗马人包围维爱城十年,耗费了大量兵力和物资,才攻克维爱,并报复性地屠城。

  罗马人宣称自己是战神马尔斯的后裔,但共和国初期并非兵强马壮。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南部的萨宾人、萨莫奈人、厄魁人、伏尔西人部落,民风强悍、英勇善战,罗马人和这些民族的战争,是名副其实的“鏖战”。罗马人与萨莫奈人的战争有三次:公元前343年开始,公元前290年结束,前后达五十多年,罗马史书称为“旷日持久的萨莫奈战争”。战争期间,罗马人多次被打败,如公元前321年罗马人在考底昂峡谷遭到萨莫奈人伏击,2万罗马军人做了俘虏。按议和的条件,罗马人以600名骑士做人质。史书称:萨莫奈战争把罗马公民磨练成无敌的战争机器。

  此后,经过“拉丁同盟战争”(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时断时续)、“皮鲁士战争”(前280—275),罗马军队并不轻松地获得多次胜利,被征服的城邦纳贡称臣。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在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地位已被半岛各个角落的部族认可。

  罗马人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主宰者后,地中海世界的角逐迅速展开。罗马与海上强国迦太基之间,发生了三次布匿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264-241年,打打停停23年;第二次是公元前218—201年,长达17年;第三次是公元前149-146年。休战或停战期间,罗马还在其他地方用兵。吞并萨丁尼亚和科西嘉,干涉伊利里亚内政,抵抗高卢人入侵,都是布匿战争的“插曲”。

  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人的噩梦。这一次是迦太基主动出击,汉尼拔率领大军攻入意大利半岛,已被罗马征服的部落和民族,乘机加入汉尼拔军队。迦太基军队肆意践踏罗马的土地,而罗马军队一次次被打败。在最危急的时期,罗马有25个军团在战斗,大约20万罗马公民在服兵役。战争一开始,罗马在提契努斯战役中(公元前218年11月)溃败,4万军队只剩下1万人。公元前217年6月特拉西美诺湖畔的战役中,执政官弗拉米尼努斯率领的2.5万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或死伤(1.5万)或被俘,执政官本人战死。公元前216年6月的坎尼(坎奈)之战,汉尼拔以6千兵的损失,歼灭罗马军队5万人(世界军事史上有此战例)。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罗马经历三次大的失败,军队损失10万人。幸亏昆图斯·费边采用拖延战术(周旋而不正面交锋),罗马军队获得喘息之机。直到公元前202年,罗马统帅西庇阿在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拯救了罗马。但十七年的消耗战使罗马处于衰竭状态。

  在布匿战争间隙,罗马人还发动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5-168年)。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在东方发动“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92-188年)。几十年后,镇压帕伽马起义(公元前132-129年),设置亚细亚行省。再往后,还有“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11年)、“意大利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1-88年)、“米特里达梯战争”(前89-85年),以及“平定高卢”、“远征不列颠”、“帕提亚战争”等,数不胜数。

  对外战争的同时,罗马内战频仍,规模最大的是:马略和苏拉的夺权斗争;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权力之争。每次都是罗马军队分成两个阵营,相互厮杀。例如,公元前87年苏拉出兵远征,执政官秦纳为马略做内应,一支罗马人自己的军队进入罗马城,大肆屠杀苏拉一派的人。公元前83年苏拉凯旋回国。秦纳和马略在意大利各地征兵、筹饷,与苏拉展开大规模内战,史称“第一次公民战争”。公元前82年全年,罗马境内到处都在打仗。庞培加入苏拉一方,他的三个军团支援,使苏拉军事力量大增。苏拉最终获胜,带着罗马军队进入罗马城,“所有留在城内的有地位的人经历了一场死亡危胁”。惨烈的内战、灭绝人性的屠杀,使几十万罗马青壮年丧生,若干城市毁于战火。

  庞培与凯撒的权力之争,又一次使罗马陷入大规模内战。公元前49年,恺撒被元老院宣布为“公敌”,元老院授权庞培,以国家名义讨伐凯撒。恺撒率军队跨过意大利边界的卢比孔河,向罗马城方向挺进。惊惶失措的元老院议员们丢下妻子和孩子,逃出罗马城。恺撒率兵东进,庞培军队几次被打败。第二年庞培在帕萨鲁斯再遭失败,逃往埃及,被谋杀。公元前43-32年,先是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结成同盟(后三头同盟),兴兵讨伐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喀西乌斯等人,从意大利半岛追到东方。接着,屋大维和安东尼争权,双方剑拔弩张,共和国几次走向内战边缘。公元前32年,屋大维与安东尼公开决裂。屋大维驱逐了元老院中支持安东尼的300多名议员。公元前31年,元老院授权屋大维率领9.2万士兵、250艘战舰,浩浩荡荡征讨安东尼。安东尼指挥的军队约11.2万,战舰800艘,双方在亚克兴决战。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失败,先后自杀。

  由于常年征战,加上多次内战,罗马曾几次出现兵源枯竭。

社会精英死于内斗、暗杀和放逐

  且不说共和国早期的内部斗争,仅从格拉古兄弟改革算起,共和国晚期的一百多年,夺权斗争、叛乱、杀戮随处可见。元老院、公民大会解决问题不靠嘴巴和笔杆,而是靠匕首和刀剑。得势的一方,采取杀气腾腾的放逐。这种放逐交替进行:昨日的反对派,今日的掌权者,明日的刀下鬼。不少显赫人物败亡,其子孙受株连,家产被抄没。

  罗马土地兼并严重,提比略·格拉古主张改革。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提出法案,限制贵族富豪兼并土地,还准备把贵族多占的土地收回来。改革法案受到抵制,僵持状态下,一些元老院议员束起他们的宽外袍,动起手来。誓死追随提比略的人,和元老院反对改革的人发生械斗,木棍、板凳腿、石块互殴之后,锐利刀具也用上了。提比略和追随者300多人被杀,尸体被抛进台伯河。

  十年后,盖约·格拉古重启改革。除了土地法案,盖约还提出解决公民权问题的一系列方案。土地分配取得进展,农民的焦虑情绪得以平复。盖约当选公元前123年的平民保民官。他比他的哥哥更务实,在顽固、自私的贵族眼里,他比他哥哥更危险。在公民大会讨论盖约提案时发生冲突,一名反对提案的代表被盖约的部下刺杀,会场大乱。元老院通过并发布了戒严令。盖约和他的支持者占据阿芬丁山。执政官奥庇米乌斯带领武装人员“镇压”盖约党人。盖约被困,命令随从将自己刺死。大约3千名追随者被杀(在冲突中被杀,或被草率审判之后处死)。

  从公元前123年至89年,有数位执政官、保民官、元老贵族被暗杀。例如,盖约格拉古改革中,西庇阿·阿弗里加鲁斯正准备通过一项法案时,突然死亡(死于阴谋)。公元前91年,罗马出现新的改革家德鲁苏斯。他提出四项改革措施(涉及谷物法、土地分配、公民权等)。前三项措施通过了,没有出现暴力,第四项被拒绝,而且引发内斗。德鲁苏斯被谋杀,他的法令被废弃。公元前89年,执政官阿塞里奥穿着祭司的长袍行祭礼时被刺杀。

  在苏拉和马略的权力斗争中,站在苏拉一方的贵族和高级官员被马略屠杀,而马略的支持者被苏拉“清洗”。军事家卡图鲁斯、演说家安托尼乌斯和克拉苏斯被自己的奴隶杀死,他们的头颅被摆放在罗马广场上。实现野心的马略,当选第七任执政官后不久就死了。执政官秦纳自不量力地率军队与苏拉决战,却被他的部将谋杀。苏拉获胜后,80名元老院议员、15名高级官员(包括执政官)、2600名骑士被宣判死刑,他们的头颅被钉在罗马广场上。

  公元前66-62年,贵族出身的执政官喀提林,为获得连任而采取阴谋手段,准备进攻元老院,屠杀反对派。阴谋败露,喀提林组织武装力量对抗。最后,喀提林和他的3千名战士全部战死。镇压过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曾把6千名奴隶钉死在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上,自己却在公元前53年的帕提亚战争中被乱军所杀。这一年,罗马高层矛盾公开化,维护三头政治的克罗狄乌斯一伙,和代表元老院的米罗一伙,在罗马广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克罗狄乌斯被暗杀在阿皮乌大道上,元老院议事厅被焚毁。

  前文提到,恺撒与庞培的权力斗争引发内战,庞培逃亡后被杀,恺撒获胜。不久,一群罗马贵族起来反对恺撒,领头的两位,一是西庇阿、一是迦图。公元前46年4月,恺撒在突尼斯海岸的塔普苏斯击败他们,斩杀“公敌”上万人。阿弗拉尼乌斯、西庇阿、弗斯图斯等核心人物被杀。迦图在尤提卡自杀。恺撒是胜利者,但他的独裁很短暂。公元前44年3月15日,六十多名罗马贵族合谋刺杀了恺撒。

  凯撒遇刺后,安东尼和屋大维等掌权,发布“公敌宣告”,讨伐主谋布鲁图斯、喀西乌斯等人。经过一场战争,布鲁图斯、喀西乌斯及追随者败亡。著名的演说家、散文家西塞罗因言获罪,死于强权人物之手。当时安敦尼成为罗马主宰者。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演说,猛烈抨击执政官安敦尼的专断。“反安敦尼演说”招致安东尼的嫉恨。凡列入“公敌宣告”名单的,都要剥夺公民权,西塞罗不能幸免。据说屋大维替西塞罗求情,但安敦尼愤怒难平。西塞罗被杀,他的头和手被钉在演讲台上(他多次发表演说的地方)。通过“公敌宣告”,大约300名元老、2千名骑士被杀。屋大维削夺雷必达的兵权,并打败安东尼之后,清洗元老院,流放反对派。不久出现反对屋大维的政变,被屋大维迅速平息。

  罗马人在血雨腥风中建起了“世界帝国”,却在这样一次次的内斗、阴谋和杀戮中,折损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令人叹息。

光荣崛起带来的并不全是社会进步

  晚期罗马共和国已是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国,只是屋大维时期改变制度,成为帝国。掠夺的财富滚滚而来,罗马一派繁华景象。然而,罗马的崛起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消极后果。

  1.罗马人的道德退化和精神萎靡。

  斯托巴特指出:“对外战争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升民族精神方面可能起一点补偿作用,但内战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是灾难。内战中活下来的是最平庸的人,内战中上升的是邪恶的情感。”比如,频繁的内战和放逐,使侥幸活着的人学会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罗马贵族阶级也在道德上堕落了,精神上空虚了,甚至体质上衰弱了。贵族议员不是把时间消磨在客厅里舌战,就是搜集古玩,写质量不高的诗,或一知半解地谈论哲学,有的自我放纵。

  旧式罗马家庭伦理丧失了,一生相守的伴侣已不多见。罗马妇女中,那些不遵守罗马家庭旧制的女人,明目张胆地私通、幽会、搞婚外情,给罗马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罗马人拥有成群的奴隶和食客,放荡的场所随处都有。

  对胜利的畸形追求,对财富的抢夺,使罗马流行奢侈淫靡之风。罗马人生活中,吃喝玩乐花样翻新,在洗浴中消磨时光也成为生活内容。考古发现,罗马城的公共浴室数量很多,城镇和乡村也拥有公共浴室。罗马人喜欢看戏,但罗马人有病态的嗜好:道具要真的,骑马就骑真的,烧房子就烧真房子,杀人场面可能用杀真人的办法,追求逼真效果,赢得观众喝彩,这种风气后来演化为欣赏角斗表演。罗马社会有“追星”的风气,赛车、赛马、搏杀获胜者,往往成为明星,有大群追星族。罗马富人换着法子寻欢作乐。元首屋大维下决心净化社会道德,可见罗马的奢侈淫靡之风已非一日。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奇特的群体,就是“流氓无产者”。罗马城人口100万,有流氓无产者将近30万人。这些流氓无产者是破产的罗马公民。当时罗马社会广泛使用奴隶劳动,自由人无事可干,不愿意劳动,就跑到城里混饭。罗马的执政官和保民官是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一年一选,参加投票的必须是罗马公民,并且亲自到场投票。流氓无产者既是公民,又能亲自到场。尽管他们穷,却有投票权,而且人数众多,直接影响选举结果。谁给他们好处多,他们就投谁的票。竞选者为了能得到选票,竞相给这些人好处。例如,廉价甚至无偿地提供食品,为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让他们吃饱喝足、玩得开心,为此,罗马城内歌舞不断,竞技比赛一场连着一场。

  2.罗马出现盛世,文化人的追求趋于功利。

  共和国末到帝国初期,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不过,文风明显从质朴务实向雕饰虚浮转变。共和国时代恺撒和西塞罗的散文,卢克莱修和卡图卢斯的诗,均反映现实,朴拙大气,酣畅淋漓。而到了帝国初期,维吉尔和贺拉斯等明星诗人的诗行中,有一股“自高自大的庸俗气味。”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职业作家常常依赖赞助者。富裕骑士梅西纳斯身边,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维吉尔和贺拉斯在共和国时代就得到强势人物的支持和保护,确立了诗人地位。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他们和诗人瓦里乌斯、普罗佩提乌斯一样,成为梅西纳斯沙龙中的重要成员,更热衷于歌功颂德。维吉尔写了不少优美的田园诗,展现意大利自然风光,但作品的背景是人工雕琢的。维吉尔坦率承认他有时是完成梅西纳斯“硬性的任务”。

  贺拉斯因《讽刺诗集》而出名,但梅西纳斯把他争取过来为帝国事业服务,鼓励他写特殊场合的诗,写适于演奏的颂歌。罗马史专家讽刺道:“没有哪位作家能像贺拉斯那样,用自己的天才使陈词滥调听着让人难忘;也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宣称‘为祖国而死是快乐而光荣的’。”当时,上流社会的文人忙于写六步韵诗,在宴会上朗诵。普通诗人和作家们写作是为了取悦赞助者。拙劣作家和谄媚的文学匠人,在罗马社会到处都是。卡图卢斯的清新、西塞罗的激情都消失了。共和国史学家波里比乌、帝国初期的史学家李维,在他们的史学著作中都宣扬扩张主义,歌颂罗马人的伟大、罗马国家的光荣。尤其李维,受到元首的礼遇,放大喉咙唱赞歌、感圣恩。

  还有一些作家,例如奥维德,专门给年轻人传授如何追求异性。他写的书叫《爱的艺术》,书中讲了许多种追求异性的技巧,包括时间和场所的选择、女性心理特征,男子如何增强自身魅力,如何主动出击、大胆行动,等等。奥维德这位“爱情心理学”专家轻浮、缺乏道德责任。后来被罗马皇帝流放了,因为他真的教坏了年轻人。

  罗马连年征战,赋税苛重,下层人民生活困苦,但罗马诗人和作家留下的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并不多。

  3.罗马的“大一统”试图抹平差异,而“同质化”孕育着对抗因素。

  罗马国家把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民族成分、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地区纳入同一个政治体系。理论上说,维持不均衡、不对等,保持多样化、多元化才是帝国的特色。但实践中,罗马的统治者追求的是:统一制度、统一习俗、统一宗教信仰。

  罗马征服过程中,为了换得当地贵族和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许诺尊重民族地位,不破坏原来的秩序,允许一些城市自治。实现大一统之后,主要强调对罗马的忠诚,许多政策的目的都是为防止异族反抗。罗马总督搜刮财富,引起被征服民族的不满和反抗,罗马政府不追究原因,一律武力镇压。

  征服过程中有掠夺性强征,也有免税和减税。强征,可能是为征服该地区付出代价,采取报复性措施;实行免税政策,可能是该地经济基础薄弱,民众生活贫困;也可能只是笼络手段。但随着国家强大和政治制度完备,加税还是免税取决于“政治待遇”。意大利行省免税,外省反而加税(如王冠金、释奴税等)。有的行省,居民连罗马公民权都没有,却要缴纳罗马公民才缴纳的遗产税。连年战争,赋税名目繁多,许多被征服地区成为压榨的对象。

  起初罗马并不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强加于行省,尽量保留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色,但“大一统”之后推行“罗马化”,到处强制性地建立朱庇特神殿、马尔斯神庙。最典型的是罗马统治者与犹太社区的冲突。犹太人崇拜自己的上帝,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去崇拜罗马的战神,崇拜恺撒。在罗马统治者眼里,犹太人是整个帝国最难统治的居民。卡里古拉打算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竖立他本人的雕像。哈德良则下令在耶路撒冷建立罗马殖民地,要把朱比特神殿建在锡安山上。在罗马当局高压下,犹太人几次发动起义,均被残酷镇压。

  罗马疆域过于辽阔,政府的管理者力不从心,给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将领可趁之机,帝国的分裂因素始终存在。即便统治者戎马倥偬,四处安抚,也难保证新的叛乱不会发生。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要维持稳定和统一,不得不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行省,一旦变得文明开化,有了自立意识,必然会试探挣脱帝国羁绊。原来繁荣的行省、有活力的自治市,被纳入罗马帝国统一管理下,很快失去活力,不再繁荣。在共和国末期,自治市经济繁荣,市政府有较多收入,后来帝国中央政府把手伸向自治市,摊派、搜刮,自治市迅速衰退。也就是说,“同质化”的结果是:蛮荒地区因“罗马化”而文明,开始闹独立;繁荣城市则因“帝国化”而衰败。

  概而言之,罗马在世界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罗马文明光彩夺目,但细究起来,罗马崛起的成本并不低:无数强健而勇敢的人死于战场,社会精英死于内斗、阴谋和暗杀,大一统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却并不全是进步。把“大国”作为宏图,把“崛起”作为追求,在罗马帝国之后出现过查理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沙皇俄国、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使欧洲历史跌宕起伏,轰轰烈烈的事业背后,是无数战争带来的严重灾难。这样的历史图景,值得持续而深入地研究。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