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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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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赫梯学”?

——论赫梯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

  李 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东语系教授)

  提 要:赫梯学的研究包括哪些内容?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清楚,实则不然。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通常将其局限在一个双重狭义的层面上。纵观赫梯人历史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以及国际赫梯学的研究和发展现状,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有待商榷。只有通过交流与讨论,在中国,赫梯学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从而得到真正的重视和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赫梯学;内容;定位;思考

  赫梯学(德文Hethitologie,英文Hittitology)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关于这一学科的定义及其研究内容的界定,目前尚未见于国内任何工具书,也不见于国内其他参考书、著作及相关教材。国内学术界至少在口头上有一种说法:赫梯学是研究公元前2千纪建都哈吐沙城(Hattu a)的赫梯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等领域的一门学科。[1]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国内学术界认同了如下一些结论,如赫梯的历史极其短暂,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也不充足,其文明更是远不及古代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悠久和重要,等等。由编写体例与所及内容来看,国内现有教材和一些学术著作正是将对赫梯学的认识架构在这样一个范围中。《百年赫梯学,千年赫梯史》一文对赫梯学的由来及赫梯历史进行回顾、思考和总结,其中谈到的赫梯学的范畴也仅限于公元前2千纪安纳托利亚半岛赫梯人的历史和文化。[2]

  的确,表面上来看,赫梯学当然是以研究赫梯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为主旨,以赫梯语文献和赫梯人的其他考古文物为根本,探究赫梯人的历史和文化及其地位。但是,基于历史的和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内在原因,小亚半岛公元前2千纪的其他民族或者部族的历史文化注定成为赫梯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小亚半岛公元前1千纪的印欧人和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新赫梯王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赫梯人及其历史文化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也是研究认识赫梯文明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外赫梯学家们虽然没有在相关的辞书中就赫梯学这个术语及其涵盖的范围给出一个解释。[3]但是,德国已故赫梯学权威学者诺伊教授(Erich Neu)在《赫梯学的今天》一文中,客观地总结了赫梯学研究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现状。[4]特别重要的是,他鲜明地指出,鲁维语(Luwisch)文献、帕莱克语(Palaisch)文献和胡里特语(Hurritisch)文献的研究事实上也属于赫梯学这个学科领域。[5]此外,从国外赫梯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普遍将这些领域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这不仅是国外赫梯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也成为国外赫梯学界认可的一个事实。

  笔者同意诺伊教授的观点并且认为,赫梯学研究的对象可能包括的范围更为广泛一些,它既包括公元前2千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赫梯人(Hethiter)、哈梯人(Hattier)、鲁维人(Luwier)、帕莱克人(Palaier)、胡里特人(Hurriter)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它甚至还包括公元前1千纪该地区弗里吉亚人(Phryger)、吕底亚人(Lyder)、吕西亚人(Lykier)乃至卡利安人(Karer)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叙利亚地区的所谓“新赫梯王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公元前2千纪时期的赫梯历史文化与半岛其他部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已经融合并且步入到一个一体化的发展阶段。的确,在赫梯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半岛同时并存着大大小小若干个国家,分布着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等等。哈梯人位于半岛的中部地区,赫梯人生活的核心地区。鲁维人主要位于半岛的西南和西部地区,帕莱克人位于西北部地区,胡里特人主要活动于半岛的东南和东部地区。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文献,并且有着自己的政治和宗教活动中心。

  但是,应当看到,小亚半岛的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在公元前2千纪几乎完全在赫梯国家的控制下。赫梯人与他们相互联系、相互交融。这种密切的关系体现在从日常生活到商业贸易往来,从宗教文化的借鉴到融入以及其他诸如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活跃在赫梯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哈梯人作为土著居民很可能已经被赫梯人接纳并成为赫梯国家的主要劳动力资源。特别是,胡里特人已经融入到赫梯王室,出现了赫梯帝国时期赫梯王朝胡里特化的重要现象。至今为止,哈梯语、鲁维语和帕莱克语仅仅出土于赫梯人的都城遗址哈吐沙,目前出土胡里特语文献最多的也恰是此地。哈梯语、鲁维语和帕莱克语以及胡里特语词汇和一些语法现象对赫梯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赫梯语中的不少词汇来源于哈梯语、鲁维语、胡里特语和帕莱克语,而且其动词变位受鲁维语影响也十分突出,[6]书写赫梯语的象形文字源自鲁维人,[7]等等。有的学者认为,安纳托利亚人口中的大多数人讲鲁维语,[8]这意味着赫梯文化中存在鲁维文化因素绝非偶然。

  可以说,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已经是赫梯人和赫梯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其历史文化与赫梯历史文化在极大或者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统一。虽然赫梯帝国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但是,赫梯国王的强权和灵活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公元前2千纪安纳托利亚基本上呈现出整体性发展态势。这种历史文化的融合和一体化,使得研究赫梯历史文化无法离开对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历史文化的学习,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和揭示赫梯文化;反之亦然。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格兹(A. Goetze)于其为《剑桥古代史》所写有关赫梯历史的章节中已经将哈梯文化和胡里特文化看作赫梯文明的一部分。[9]正如前文提到的,当代著名赫梯学家诺伊教授更是拓展了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亦认为,公元前2千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及其历史文化都是赫梯学研究必然涵盖的领域,这些部分构筑了赫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公元前1千纪的小亚半岛印欧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弗里吉亚语、吕底亚语、吕西亚语和卡利安语与赫梯语、鲁维语、帕莱克语一样,同为古代印欧语的分支。由于这些语言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明显的共性以及处于同一个地域范围,印欧语言学界将它们统称为印欧语系安纳托利亚语族。根据印欧语言学家从语言内在关系等方面研究的成果,吕底亚语很可能是从赫梯语演变而来的,而吕西亚语则很可能是从鲁维语发展而来。这种语言现象的共性使得赫梯语的研究与该地区其他印欧语的研究彼此依赖。赫梯语词法和句法的深入探讨以及认清尚未释读的许多赫梯语词汇的形式和内涵还有赖于鲁维语、帕莱克语、弗里吉亚语、吕底亚语、吕西亚语和卡利安语研究的发展;反之,小亚半岛的诸印欧语的研究也离不开赫梯语的探讨。可以说,对这些语言的研究是无法分割。

  另一方面,弗里吉亚人活动的主要范围恰恰在赫梯人曾经居住的核心地区。吕西亚人的渊源很可能与鲁维人密切相关,他们很可能在赫梯帝国时代已经成为赫梯国王的同盟。因此,弗里吉亚人和吕西亚人与赫梯人之间存在联系和交往不无可能。这样,无论是从印欧语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来看,还是就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言,这些同处小亚半岛的早期印欧文化之间很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内在的文化共性。因此,研究赫梯文化离不开对同一语族的弗里吉亚、吕底亚、吕西亚和卡利安语言文化的研究。在《赫梯学的今天》一文中,诺伊并未回避这些印欧语与赫梯学的关系及其在赫梯学研究中地位,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吕底亚语和吕西亚语的重要性。[10]

  公元前1千纪新赫梯王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与公元前2千纪赫梯人和他们的历史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具争议性的问题。赫梯学界已经有多位学者从考古和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11]他们普遍认为公元前1千纪新赫梯王国时期的文化在许多方面等同或者类似公元前1千纪的赫梯王国时期的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不仅是在物质文化方面,而且在文字的使用、国王的名字以及宗教文化等精神文化方面也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赫梯王国统治者的身份格外值得重视与研究。赫梯帝国的创建者苏皮鲁流马一世( uppiluliuma I.)在征服了叙利亚北部的卡尔开米什(Karkemisch)和哈拉颇(Halap)两处重镇后,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沙里—库苏赫( arri-Ku uh)和铁列平(Telipinu)分别派驻两地,并分封为王,建立起完全在赫梯人本族直接统治下的封侯国家。在整个赫梯帝国时期,卡尔开米什和哈拉颇两个封侯国一直延续发展,沙里—库苏赫和铁列平的后裔世代为赫梯国家历代国王的封侯,是赫梯国王在叙利亚地区的两个重要的喉舌和政治军事稳定力量。尽管哈吐沙城被攻陷,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赫梯国家崩溃瓦解了,但是,位于叙利亚北部的这些封侯国很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存在,他们是新赫梯王国时期重要的国家,而且至少这两个国家很可能是在先前沙里—库苏赫和铁列平的后裔的统治下,与赫梯国王仍然血脉相连。新赫梯王国时期文化与赫梯帝国时代文化的一致性进一步表明了两者间的内在血缘关系。

  此外,卡尔开米什和哈拉颇等小国亦被亚述人称为赫梯国家。这样的称呼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周边其他国家认同了这些在叙利亚地区的新赫梯诸国与赫梯帝国存在着某种关系。毕竟赫梯帝国的强大在古代近东世界是具有震撼力的,他们的影响亦广泛而深远。古代近东世界阿玛尔纳时代(Amarna-Zeit)不同地区之间密切的联系使得这种认同更具真实性。[12]因此,有理由认为,新赫梯王国不仅保留了赫梯人的一些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他们视为赫梯帝国的延续。所以,学术界把新赫梯王国作为赫梯学研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怪。[13]


  二


  赫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究竟涵盖哪些领域?在时间上抑或地域上,是否仅限于公元前2千纪印欧赫梯人的历史文化呢?

  美国赫梯学家圭特博克(H. G. Güterbock)、法国赫梯学家拉劳什(E. Laroche)和德国赫梯学家奥藤(H. Otten)被称之为赫梯学界的三大巨匠。[14] 圭特博克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就赫梯学研究中诸如“赫梯”等基本术语以及赫梯文明的整体性进行了界定,并在赫梯学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他不仅重视赫梯语文献的研究,鲁维象形文字也是他倾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撰写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出土于博阿兹科伊的印章》。[15] 在早期鲁维人象形文字研究中,他是的一位重要者。奥藤年逾百岁高龄,是目前三大巨匠中惟一一位在世者。[16] 他在象形文字鲁维语文献研究领域颇有见地。拉劳什编撰的《赫梯文献总目》成为赫梯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工具书。他的另一部重要成果《楔形文字鲁维语词典》,也是早期楔形文字鲁维语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书。[17]

  德国学者卡门胡贝尔(A. Kammenhuber)是赫梯学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学者。作为《赫梯语词典》主编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她就已出版了关于哈梯语和帕莱克语的研究成果。[18] 德国赫梯学家施塔尔克(F. Starke)是一位研究楔形文字鲁维语的专家,先后出版了两部这一领域的专著。[19] 候温腾卡特(Ph. H. J. Houwink ten Cate)是荷兰著名赫梯学学者,于1961年出版了《希腊化时期吕西亚和西里西亚地区的鲁维人群体》一书。[20] 意大利学者卡鲁巴(O. Carruba)是著名赫梯学家,发表了大量关于赫梯语文献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他亦为帕莱克语研究的专家。[21] 老一辈赫梯学家的学术视野广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指出了赫梯学家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可见,自这一学科创立以来,赫梯学的研究对象就不限于哈吐沙的赫梯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赫梯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关注,学术队伍不断壮大,而且建立赫梯学学科的国家也是日益增多。德国的诺伊和美国的沃特金斯(C. Watkins)是赫梯语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在鲁维语、帕莱克语以及吕底亚语和吕西亚语等小亚半岛的古代印欧语研究方面同样成果卓著。诺伊是赫梯楔形文字研究的权威学者,他与吕斯特女士(Christel Rüster)完成的《赫梯楔形文字符号词典》是目前惟一一部也是最新和最权威的赫梯楔形文字符号工具书。[22] 他在胡里特语言领域成果同样斐然,出版过一部关于胡里特语研究的专著,[23]后来从事胡里特语——赫梯语双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专著厚达596页。[24]

  德国赫梯学家哈斯(V. Haas)是赫梯宗教研究的专家,然而在胡里特语文献和胡里特人的宗教研究领域也同样成就显著。德国赫梯学家威廉(G. Wilhelm)参与赫梯文献整理和出版的工程,他的《胡里特人》一书是第一部学习和研究胡里特人及其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籍。[25]

  澳大利亚学者布瑞斯(T. Bryce)是研究赫梯文明和吕西亚文明的重要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了《早期赫梯历史上的主要历史文献》一书。[26] 在1998年他出版了学术专著《赫梯人的王国》,此后对该书进行修订并于2005年发表再版。在这期间,他还出版了《赫梯世界的生活与社会》一书。[27] 这些论著渗透着作者深邃的学术思想,而且史料丰富、论证具有相当的力度,是研究赫梯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在吕西亚文明研究领域,布瑞斯在1986年就曾出版《书面和碑文材料中的吕西亚人》(《吕西亚人:吕西亚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历史与文明研究》第一卷)。[28] 2012年,他出版了有关公元前1千纪时期的新赫梯诸王国历史的一部专著。[29] 从这位学者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来看,可以看到赫梯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真实的以及客观的范围。

  英国赫梯学家豪金斯(J. D. Hawkins)长期从事公元前2千纪和1千纪小亚半岛和叙利亚地区的鲁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研究。他是该领域的绝对权威,他的《象形文字鲁维语碑文全集》是象形文字鲁维语文献和鲁维人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30]

  波兰赫梯学家颇普寇(M. Popko)1995年出版了《小亚的宗教》一书。[31] 这部著作的内容包括了从史前、公元前2千纪的赫梯人、鲁维人等以至公元前1千纪吕西亚人、吕底亚人、卡利安人和弗里吉亚人的宗教文化。德国赫梯学者韦格纳(I. Wegner)1999年出版了她的重要学术专著《胡里特语导论》。2007年,该著作修订后重新出版,[32] 是目前胡里特语语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学习胡里特语最新和最权威的语法著作。

  目前,国际赫梯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国学者克林格尔(J. Klinger)的成名之作就是一部关于哈梯人文化研究的著作。[33] 美国学者梅尔切特(H. C. Melchert)是最新的英文版《赫梯语语法》的撰写者之一。该书是赫梯学界目前最权威的语法书。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是目前最权威的《吕西亚语词典》的编撰者、迄今为止有关鲁维人研究最全面和最新成果《鲁维人》一书的主编。[34] 德国赫梯学家里肯教授(E. Rieken)精于赫梯人的楔形文字研究,同样也在古代安纳托利亚诸语言如鲁维语、帕莱克语、吕底亚语和吕西亚语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并有不小的建树。

  较为杰出的年轻一代土耳其学者扫伊萨尔(O. Soysal)近年出版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就是关于哈梯语词汇的研究。[35] 赫梯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是如何体现赫梯学研究的范畴的呢?《博阿兹科伊文献研究》(StBoT)和《赫梯人的文献》(Texte der Hethiter)是赫梯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两部丛书。前者创刊以来已经出版了56卷,后者也已出版30卷。[36]  这些丛书实际上是赫梯学研究学者们出版学术专著的园地。可以看到,哈梯语及哈梯文化、帕莱克语、鲁维人的语言和宗教文化以及公元前1千纪叙利亚地区新赫梯王国时期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被纳入到这些丛书中。[37]

  赫梯学领域另一个重要园地是每三年举办一届的赫梯学国际学术会议,至今已经举办八届。其为国际赫梯学家的学术盛会,也是赫梯学领域最为纯粹和惟一一个本领域的国际学术

  会议。与会代表们提交的学术论文在会后不久出版,这些论文应当说是能够表明赫梯学研究所涵盖的领域。本文仅以最近一次即第八届学术会议参会论文为例,[38] 其中可见与哈梯人、鲁维人、胡里特人、弗里吉亚人、吕西亚人和卡利安人语言文字或者历史、文化相关的学术成果,如《从哈梯人到赫梯人:追寻赫梯母权制传统的足迹》、《象形文字鲁维语属格》、《鲁维语地点小品词与模糊小品词》、《鲁维语喉音的语音价值》、《胡里特—赫梯叙事史诗口头流传的类型》、《弗里吉亚—鲁维文化的交往》、《吕西亚王朝时期的随葬品》、《吕西亚语的地名与他们的名称》和《斯努里与卡利安人的宗教》等十多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研究对象与赫梯人历史文化的关系,更在于研究对象本身。实际上,这一现象绝非本届赫梯学学术会议上出现的偶然现象。恰恰相反,在已正式出版的历届赫梯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均可见这一现象的存在。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已是赫梯学研究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其存在不容漠视。必须提到的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学术论文均为历届赫梯学大会的主办方所认可。[39]

  从这一部分的现实状况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目前国际上赫梯学研究的队伍和所研究的领域来看,赫梯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公元前2千纪赫梯人的历史和文化的诸多方面,但也包括该时期小亚半岛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等,亦及公元前1千纪小亚半岛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吕西亚人、卡利安人及同期叙利亚地区新赫梯王国的历史文化。[40] 或许有人会认为,某位学者的研究兴趣和领域与一个学科的研究范畴无关。这种疑问有一定道理。但是,就赫梯学而言,此种质疑甚或否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并不限于一两位学者的研究,而是赫梯学国际学术队伍的共同行为,而且这些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赫梯学界的认可,被视为赫梯学学科的一部分。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及的。更重要的是,公元前2千纪小亚半岛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和胡里特人、公元前1千纪小亚半岛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吕西亚人、卡利安人及同期叙利亚地区新赫梯王国与赫梯人在历史和文化传承上有着种种联系,他们彼此间存在着历史的、语言的和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就事物的内在关系和实质关系而言,可以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赫梯学研究对象间的客观联系所决定的。

  结语

  笔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对赫梯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有所偏差。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赫梯学的认识不仅是不完整的、十分有限的,而且将相关研究束缚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框架中。即便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者的观念和认识视野也不能变成一部“历史”,僵化不变、停滞不前。

  赫梯学不只是研究赫梯语文献,也不仅限于印欧赫梯人的历史文化。易言之,印欧赫梯人的历史文化并不是赫梯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事实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已。哈梯文化、鲁维文化、帕莱克文化及胡里特文化与赫梯文化的交融,既体现在赫梯文化的起源,也反映在其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使得对它们的研究无法判然区隔,没有对其他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很可能无法揭示赫梯人的文化。[41]

  笔者认为,赫梯学的范畴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理解前文已经提到,仍然有必要强调的是,坚持这种观点并把赫梯学的研究限制在这一范围内将不利于赫梯文明的研究。广义来说,赫梯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两个层次。首先,除了印欧赫梯人,它还应包括公元前2千纪安纳托利亚半岛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及胡里特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此为赫梯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次,它也可以包括公元前1千纪该地区的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吕西亚人及卡利安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该时期建立在叙利亚地区的所谓“新赫梯王国”的历史和文化。笔者认为,目前,国际赫梯学界实际也认同了广义的赫梯学,尤其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已经越来越得到国外赫梯学界的认可,而国内学界也应加以重视。

  如果认为赫梯学仅限于研究公元前2千纪数百年间印欧赫梯人的历史文化,则会与国际赫梯学界对赫梯学的认识背道而驰。如果国内学界所要建立的赫梯学不是中国式的,那么就必须改变现有对赫梯学的认识,相关研究就不能仅仅基于赫梯语文献、局限于公元前2千纪的赫梯历史文化。没有对公元前1千纪小亚半岛诸印欧文化和新赫梯王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种赫梯学也与国际赫梯学的研究现状不合符节。特别是离开楔形文字哈梯文化、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鲁维文化、楔形文字帕莱克文化、楔形文字胡里特文化来谈赫梯学的研究,这种赫梯学只能是狭隘的。国外赫梯学家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赫梯学。然而,我们的认识落伍了,现有的认识恰恰说明了国内学界对赫梯历史文化和赫梯学的研究缺乏必要的、与时俱进的认识。国内学界需要重新树立赫梯学研究范畴的理念,客观反映赫梯学的客观发展现实。

  (原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一期)

  注 释:

  [1] 这是一种双重狭义的定义,即在界定赫梯学的范畴时,既不包括公元前两千纪安纳托利亚半岛赫梯历史文化以外的部分,即哈梯文化、鲁维文化、帕莱克文化和胡里特文化,也不包括公元前一千纪的小亚半岛诸印欧文化以及这个时期在叙利亚地区的所谓的新赫梯王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2] 刘健:《百年赫梯学,千年赫梯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8日,第007版。

  [3] 如D. O. Edzard (Hrsg.),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schen Ach ologie, Bd. 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2-1975;Ch.Burney,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ittites, Lanham, MD: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2004。

  [4] E. Neu, “Hethitologie heute,” in: G. Wilhelm (Hrsg.), Akten des IV.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es für Hethitologie, Studien zu den Bo azk y-Texten(StBoT) 45,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1, S. 1-11.这篇论文可能是诺伊教授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诺伊教授是赫梯学研究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引领着赫梯学的前沿研究。

  [5] E. Neu, “Hethitologie heute,” S. 8-9.

  [6] 赫梯学者认为,动词现在时以-wi结尾的第一人称单数,以-ti结尾第三人称单数,以-nti结尾第三人称复数和动词过去时以-ha结尾第一人称单数,以-ta结尾第三人称单数,以-nta结尾第三人称复数和以-una结尾的不定式源于鲁维语的影响。

  [7] 李政:《赫梯文明与外来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8] Th. P. J. van den Hout, “The Written Legacy of the Hittites,” in H. Genz & D. P. Mielke edd., Insights into Hittit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Leuven: Peeters, 2011, p. 48.

  [9] A. Goetze, “Chapter XXIV: The Hittites and Syria (1300-1200 B.C.),” in I. E. S. Edwards et al. ed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II, Pt. 2,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 c. 1380-1000 B.C.,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66-267.

  [10] E. Neu, “Hethitologie heute,” S. 10.

  [11] A. Kempinski, “Hittites in the Bible: What Does Archaeology Say?”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Vol. 5, No. 5(1979), pp. 20-45.27.

  [12] 事实上,这些位于叙利亚地区的所谓新赫梯诸国并没有将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此命名。

  [13] 英国赫梯学前辈格尔尼教授(O. R. Gurney)在其影响广泛的书稿《赫梯人》中,在论述赫梯历史的部分中单列一节研究巴勒斯坦的赫梯人问题。参见O. R. Gurney, The Hittit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4, pp. 59-62。

  [14] 参见H. A. Hoffner Jr. & H. C. Melchert, A Grammar of the Hittite Language, Pt. I, Reference Grammar, p. V, Winona Lake, IN:Eisenbrauns, 2008。

  [15] H. G. Gütterbock, Siegel aus Boğazköy, 1. Teil: Die Königssiegel der Grabungen bis 1938, 1940; H. G. Gütterbock, Siegel aus Boğazköy, 2.Teil: Die Königssiegel von 1939 und die übrigen Hieroglyphensiegel, 1942.

  [16] 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笔者获悉奥藤教授近期不幸辞世。

  [17] E. Laroche, Catalogue des texts Hittites, 2nd ed., Paris: Editions Klincksieck, 1971; E. Laroche, Dictionaire de la langue Louvite, Paris: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1959.

  [18] A. Kammenhuber, “Hattisch,” in: J. Friedrich et al., Altkleinasiatische Sprache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HdO) 1-2/1, Leiden & Köln: Brill, 1969, S. 436; A. Kammenhuber, “Hethitisch, Palaisch, Luwisch und Hieroglyphenluwisch,” in: J. Friedrich et al., Altkleinasiatische Sprachen, HdO 1-2/1, Leiden & Köln: Brill, 1969, S. 119-357.

  [19] F. Starke, Die Keilschrift-luwischen Texte in Umschrift, StBoT 30,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5; F. Starke, Untersuchungen zur Stammbildung des Keilschrift-luwischen Nomens, StBoT 31,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0.

  [20] Ph. H. J. Houwink ten Cate, The Luwian Population groups of Lycia and Cilicia Aspects during the Hellenistic Period, Leiden: Brill, 1961.

  [21]O. Carruba, Das Palaische: Texte, Grammatik, Lexicon, StBoT 10,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0.

  [22] Ch. Rüster & E. Neu, Hethitisches Zeichenlexikon: Inventar und Interpretation der Keilschriftzeichen aus den Bo azk y-Texten, StBoT 2,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9.

  [23] E. Neu, Das hurritische: Eine altorientalische Sprache in neuem Licht, Stuttgart: Steiner Franz Verlag, 1988.

  [24] E. Neu, Das hurritische Epos der Freilassung, Bd. I: Untersuchungen zu einem hurritisch-hethitischen Textensemble aus Hattusa, StBoT32,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6.

  [25] G. Wilhelm, The Hurrians,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89.

  [26] T. Bryce, The Major Historical Texts of Early Hittite History,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83.他翻译了赫梯古王国时期现存的四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并进行了分析研究。

  [27] T.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Eng. &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T. Bryce, Life and Society in the Hittite World, Oxford, Eng. &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8] T. Bryce, The Lycians I: The Lycians in Literary and Epigraphic Sources,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1986.

  [29] T. Bryce, The World of Neo-Hittite Kingdo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 J. D. Hawkins, Corpus of Hieroglyphic Luwian Inscriptions, Vol. I, Inscriptions of the Iron Ag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2000.

  [31] M. Popko, Religions of Asia Minor, Warsaw: Academic Publications Dialog, 1995.

  [32] I. Wegner, Einführung in die hurritische Sprache, 2., überarbeiteteAuflag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33] J. Klinger, Untersuchung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hattischen Kultschicht, StBoT 37,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6.该成果实际上是作者攻读赫梯学博士学位的论文。

  [34] H. C. Melchert, A Dictionary of Lycian Language, Ann Arbor & New York: Beech Stave Press, 2004; H. C. Melchert, The Luwians, Leiden &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29

  [35] O. Soysal, Hattischer Wortschatz in Hethitischer Textüberlieferung, HdO 1-74, Leiden: Brill, 2004.

  [36] 《博阿兹科伊文献研究》1965年创刊于德国,由美因茨科学与文献研究院主办;《赫梯人的文献》(THeth , Heidelberg: Universtit tsverlag Winter, 1971-)于1971年问世,由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赫梯学家卡门胡贝尔创办。

  [37] F. Giusfredi, Sources for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o-Hittite States, THeth 28, Heidelberg: Universtit tsverlag Winter, 2010. 关于帕莱克语和鲁维文化的研究成果见前注《赫梯人的文献》。

  [38] 2011年九月,第八届国际赫梯学大会波兰华沙大学举办,与会代表超过了150人,报名人数超过了两百人。

  [39] G. Wilhelm (Hrsg.), Akten des IV.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es für Hethitologie. 威廉是这一届赫梯学大会的主办者。在会议论文集绪言中,他指出此次会议除了包括狭义赫梯学的论文,还包括哈梯语、胡里特语和弗里吉亚语等主题的研究论文。

  [40] 国外赫梯学界目前编撰的电子版赫梯学书目总揽包括了鲁维人、帕莱克人、胡里特人、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吕西亚人和卡利安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所谓“新赫梯王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些部分的研究成果。参见http://www.hethiter.uni-mainz.de/

  [41] 20世纪80年代,赫梯学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国外学者受邀给学习赫梯学的中国学生制定了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课程体系。尤需注意的是,课程内容除了赫梯语、赫梯历史文化和赫梯祷文、赫梯条约、赫梯谕告和赫梯法典等,还包括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鲁维语、吕西亚语和吕底亚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