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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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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大屠杀:鲍里斯曾祖父见证的奥斯曼疯狂年代

  2019年7月24日,鲍里斯·约翰逊接替特蕾莎·梅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从记者、伦敦市长、外交大臣再到保守党党魁,各种争议事件彷如乌云般,在这个政治正确挂帅的年代,一路笼罩着他前行。鲍里斯从不讳言自己对伊斯兰与移民的轻蔑,不只极力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还曾引用低级诗歌来嘲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但有趣的是,鲍里斯看似跟土耳其有着深仇大恨,其曾祖父阿里·凯末尔(Ali Kemal,奥斯曼土耳其语:عَلِي كمالبك‎,1867-1922)却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大臣,并跟鲍里斯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以记者之身开启职涯,接着坐上了大臣之位。但凯末尔的运气就没曾孙好,他刚好生在奥斯曼帝国最动荡的年代,经历了青年土耳其党夺权、亚美尼亚大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解体,最后于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被害,结束55岁的一生。而遇害的原因,则与触犯了当时的社会禁忌有关。


鲍里斯的曾祖父阿里·凯末尔

禁忌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凯末尔生于土耳其北部的昌克勒省(Çankırı Province),父亲是当地望族,母亲则是个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切尔克斯人原居于高加索山区,共有12个部落分支,但18世纪末后,俄罗斯帝国开始了侵吞高加索的进程,切尔克斯人于是被迫涌入奥斯曼帝国,或成为奴隶、或成为戍守俄奥边界的战士,这便是凯末尔父母相遇的由来。

  而在凯末尔早年的记者职涯中,外出旅行是家常便饭,某次他于瑞士邂逅了英国少女温妮弗雷德·布伦(Winifred Brun),两人相谈甚欢,后于伦敦成婚,婚后返回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居住。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政变,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凯末尔一向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激进民族主义理念,故为求自保只好流亡英国,直到1912年风声稍过才回来。

  流亡期间,温妮弗雷德为凯末尔诞下一子-奥斯曼·威尔弗雷德·凯末尔(Osman Wilfred Kemal),此前两人已育有一女赛尔玛(Selma)。但由于温妮弗雷德生完奥斯曼后便死于产褥热,而凯末尔又即将返国述职,故姐弟俩只好留在英国,由外祖母玛格丽特·布伦(Margaret Brun)照顾。一战期间,奥斯曼同德意志帝国结盟,与英国互为敌对关系,在英土耳其人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赛尔玛与奥斯曼为免去不必要的麻烦,只好抹去名字里的土耳其痕迹,将姓氏由凯末尔改为约翰逊(外祖母婚前的姓),奥斯曼更开始使用中间名威尔弗雷德。后其以威尔弗雷德·约翰逊之名娶了艾琳·威廉姆斯(Irene Williams),两人生下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斯坦利·约翰逊(Stanley Johnson),其长年处理世界银行及欧盟工作,但要论声望,斯坦利还是比不上当了首相的儿子-鲍里斯·约翰逊。

  鲍里斯的曾祖父凯末尔于1912年回到奥斯曼帝国,10年后他也步上了儿子的改名后尘,只是两人的差别在于,儿子是生前主动改名,他却是死后被人冠上污名,一切还得从奥斯曼晚期的民族独立潮谈起。19世纪初以来,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传入奥斯曼帝国,激发了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例如1821年的希腊独立战争、1875年的保加利亚起义等,其背后多有俄罗斯、英国与德意志的煽动,令帝国头痛不已。

  为应对少数民族的分裂动力,帝国开始宣传“奥斯曼主义”,即强调帝国人民不分族裔,同为奥斯曼人,具平等的公民身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逻辑十分类似。但奥斯曼主义经历坦齐马特改革(Tanzimat)、第一二次宪政后,终究功败垂成,主因在于许多穆斯林不愿跟其他奥斯曼人”平起平坐,因在过的米勒特(Millet)制下,非穆斯林需负担较重的税赋,如今的“人人平等”,在穆斯林看来等于“剥夺我的特权”,故群起抗议,政府最后只好放弃。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保加利亚、蒙特内哥罗、塞尔维亚与希腊组成联盟,将曾经的母国奥斯曼狠揍一顿,还瓜分了马其顿,并让阿尔巴尼亚独立,这场战役令所有知识分子对奥斯曼主义彻底寒心。

  在多元治理的蓝图崩坏后,奥斯曼帝国转而诉诸宗教,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便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哈米德首先打出哈里发的大旗,要求欧洲各国穆斯林起身反抗殖民统治,最终成功动员了奥匈帝国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俄罗斯帝国的鞑靼人与库尔德人、法国的摩洛哥穆斯林、英国的印度穆斯林等,对上述国家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哈米德更出资兴建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由伊斯坦布尔一路开向麦地那,既能防止阿拉伯半岛独立,更能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捐款的过程中巩固自己的哈里发权威。然而尽管苏丹的海外人气不错,但帝国内部的穆斯林却不怎么买单,更别说是不信伊斯兰的亚美尼亚人。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自从保加利亚在1885年成功独立后,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便羡慕不已,从而开始了一连串独立要求,加上俄罗斯的煽动,“亚美尼亚问题”于焉成形。然而苏丹哈米德明白独立运动就像推骨牌一样,倒了第一个之后若不力挽狂澜,结局就是雪崩式独立潮。于是其暗中收编东部省份的库尔德人匪徒,并赋予其半官方地位,默许他们大肆迫害亚美尼亚人,从而引发了哈米德大屠杀(Hamidian Massacres,1894-1896),40万人因而命丧黄泉,其中还包括3万名被误杀的希腊人与亚述人,迫害的丧钟就此响起,哈米德因而被西方媒体取了个“血腥苏丹”的绰号。往后亚美尼亚人的处境每况愈下,甚至连奥斯曼军队偶尔打了败仗,也会编个“亚美尼亚人是内奸”的借口,但当时欧洲各国一心只想奥斯曼分崩离析,故对亚美尼亚的人道危机漠不关心,往往随口谴责一下便作壁上观。

  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苏丹哈米德,并于1913年发动高门政变,废黜大维齐尔,实行由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ha)、杰马尔帕夏(Jamel Pasha)共治的“三帕夏寡头制”,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就此下台一鞠躬,换上了泛突厥主义的血腥独角戏。

  土耳其青年党人首先将外交重心由巴尔干移向中亚,企图让奥斯曼与其他突厥民联系起来,以恢复破灭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其也着手将奥斯曼”净化”为突厥人的国度,说穿了就是种族清洗。自1913年三帕夏寡头制开始,军官们与联合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简称CUP)共同策划了希腊大屠杀(1913-1922)、亚述大屠杀(1914-1924)、亚美尼亚大屠杀(1915-1923),几百万人就这么含冤而死。

  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解体,青年土耳其党人就此失势,但亚美尼亚大屠杀仍是不能公开谈论的禁忌,尤其若是发表与政府立场相左的论述,便会有生命危险。然而时任内政大臣的凯末尔却以身犯险,屡屡在报纸上撰文批评现任当局“不只无意平反亚美尼亚人的冤情,更包庇前朝战犯,形同将国家荣誉置于尘土之中。”之后土耳其独立战争爆发,其更公开反对凯末尔(此处指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将军),并成立“亲英协会”(İngiliz Muhipler Cemiyeti),主张让英国担任土耳其的保护国,凯末尔因而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箭靶。1922年,陆军将领努尔丁帕夏(Nureddin Pasha)命人绑架凯末尔,并让一群暴徒将其私刑打死,死后高挂尸体供人观看,暴徒还在他胸前吊了块牌子,上面写着“阿尔丁凯末尔”(Artin Kemal),其中“阿尔丁”是虚构的亚美尼亚姓名,意在羞辱凯末尔“这么想帮亚美尼亚人说话,就去当亚美尼亚人吧!”

  在那个奥斯曼帝国崩解、土耳其共和国诞生的疯狂年代,凯末尔为亚美尼亚大屠杀而亡,然而日后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却有一群人上演了复仇行动。

马耳他流放与复仇女神

  一战结束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决议惩处奥斯曼战犯,包括参与种族清洗的高级军官、政要和行政人员。然而因土耳其百废待举,战后仍需青年土耳其党人协助重建,故在凯末尔的暗中授意下,负责审理的土耳其军事法庭并未严加追究,不仅故意放走策划大屠杀的三帕夏,使其有机会流亡海外,更销毁大量文书证据,事后再谎称“丢失”。最后受惩处的多是某些曾加入CUP的作家、记者,以及找不到政治力来庇护自己的人,处罚方式就是流放马耳他(Malta),故史称“马耳他流放”(Malta Exiles)。但从结果来看,这也不算很重的惩罚,例如宣扬泛突厥主义的诗人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1876-1924),其虽于1919年被流放,但1921年就回国了,还在1923年出版泛突厥主义巨作《突厥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后更任职于教育委员会,参与1924年的土耳其宪法起草。


三帕夏出逃的新闻

  而正因土耳其军事法庭对种族清洗如此纵放,不仅令鲍里斯的曾祖父勃然大怒,也激发了亚美尼亚人的复仇行动。1920年起,亚美尼亚革命联盟(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ARF)启动了代号复仇女神(Operation Nemesis)的暗杀行动,许多志士纷纷投身其中,也因此成了亚美尼亚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

  第一,阿朗姆·耶尔加尼安(Aram Yerganian,1900-1934)


阿朗姆·耶尔加尼安

  耶尔加尼安生于奥斯曼帝国埃尔祖鲁姆省(Erzurum),因1915年的大屠杀而逃往高加索地区,后加入ARF,于1920年成功暗杀策动巴库大屠杀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法塔利(Fatali Khan Khoyski),更在1922年于柏林成功暗杀CUP创党元老沙基尔(Behaeddin Shakir)。

  任务结束后,耶尔加尼安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当地亚美尼亚报的编辑,并于1931年成婚。然而婚后不久,耶尔加尼安就感染了肺结核,只好移居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养病,最后仍不敌病魔,于1934年病逝。其遗骨葬在当地的ARF总部。


法塔利


沙基尔

  第二,索戈门·特利瑞安(Soghomon Tehlirian,1896-1960)


索戈门·特利瑞安

  特利瑞安也生于埃尔祖鲁姆省,并在大屠杀中失去全部的家人。1921年,其于柏林成功暗杀大屠杀的策划人、同时也是三帕夏之一的塔拉特帕夏,并被当地警方逮捕,国际舆论哗然。面对审判时,法官询问特利瑞安是否内疚,他回答:

  “我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我的良心很清醒......我杀了人,但我不是凶手。”

  最后十二名陪审团经过讨论后,做了无罪的判决,特利瑞安获释。这件审判案震惊国际,波兰犹太裔法律学者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因而反思:

  “为何杀人要偿命?为何有人杀了一百万人,付出的代价却比杀一个人要少?”

  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也对此事多有讨论。

  经历过大风大浪后,特利瑞安于旧金山安享晚年,最后葬于加利福尼亚的亚拉腊山公墓。


塔拉特帕夏


塔拉特帕夏被刺的新闻


索戈门·特利瑞安之墓,上面的金色老鹰象征乘载亚美尼亚人怒火的正义力量

  第三,阿沙维尔·希雷基安(Arshavir Shirakian,1900-1973)  


阿沙维尔·希雷基安

  希雷基安生于伊斯坦布尔,在大屠杀期间加入ARF,担任走私武器、传递情报的地下工作。1921年其于罗马成功暗杀萨义德·哈里姆帕夏(Said Halim Pasha),并于1922年与阿朗姆·耶尔加尼安合作,共同在柏林暗杀沙基尔。晚年其与妻子共同生活在美国,遗骨葬于葬在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公墓。


萨义德·哈里姆帕夏

  这群志士里面,有许多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心中不只有滔天国仇、更有熊熊燃烧的家恨。即便如今的ARF已成了亚美尼亚政坛的濒危小党,但在当年混乱的国际情势中,其是亚美尼亚人唯一的民族精神寄托,是实践正义的唯一希望。

  心结仍在的土亚关系    这些年来,亚美尼亚总将"促使土耳其承认大屠杀"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环,国际也早有共识;但土耳其抵死不认也有其考虑,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一旦承认,势必损及国家身分与尊严;

  二是承认大屠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