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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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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对张友伦先生的点滴回想

 

  今年适逢张先生九十大寿,脑子里不时萦绕着当年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的谆谆教诲和无尽关爱。书写几句,聊表对先生的感恩之心,祝福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先生是极有风度的大学者和长辈,仁心宽厚,却碰上我这个有时游移不定的学生。那时候,我喜欢读书的,读着读着就上当受骗,让作者带偏了。我跟随先生学习美国历史,却对欧洲尤其是欧共体颇有兴趣。我心想,西欧那么些国家,语言有别,文化不同,各有利益,心怀鬼胎,居然搞出了一个欧共体。这欧共体何以可能?欧共体是个什么东东?事实证明,我至今回答不了这两个小问题,但是有一阵子我漂移得厉害。见此情状,先生伸出手,把我往回拽了一把。他大概说,你要是执意这样一头扎下去,恐怕得改变专业,甚至转学到其他大学。 

  一声惊雷,惊醒了我! 

  先生虽然不让成为脱缰野马,却也让我选择我喜欢的题目。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对欧政策与战后欧洲新秩序》。先生审阅后,让我把题目掉了个头,改为《战后欧洲新秩序与美国对欧政策》。4万多字吧,送到打印室打印,心里挺美。那时的纸张很有“厚度”,装订成册,厚厚的,颇有分量,绿色的封皮。第一次见到自己用钢笔手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儿,真的专门打印装订出来,满心欢喜。这时,打印室来了一个小哥哥,比我帅气N倍那种。他也是取硕士论文的,随手拿起我的论文翻了一下,说:“你这篇论文我想看看,可不可以送我一本?”我毫不犹豫地地说:“好。” 

  这位研究电子的南开同届硕士,与我就这么一面之缘。谁知道他展翅高飞到哪片天空了呢?写到这里,我突然怀想他。是他,让我那一天心情愉快,虽然我损失了一本“珍贵”的学位论文。 

  在南开念书时,我深深受益于来自美国保罗斯皮科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一年的课,涉及美国民族、宗教和早期历史。他在课上动辄提到Puritan Puritanism。我很好奇,于是从美国史研究室资料室找到了不少这方面的英文书,又从斯皮克家里借到几种这个题目的图书。在斯皮科教授的影响下,这些书读来也有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做了240多张英文卡片。我把这些卡片耍了几遍,用英文组合成斯皮科教授要求的作业。这个英文作业太长,让斯皮科教授颇为惊讶。这一次,他主动让我到专家楼他的寓所。他给我“单独辅导”这个作业,至少一个小时。他当时说的话,绝大多数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一句话还想得起来:“你将来要写书的。你不能总提一个人,John Withrop, John Withrop……我似乎回答了一句:“写书,离我还远呢。” 

  这一次,斯皮科教授破例,他亲自送我到专家楼一楼的大门外。我向他挥手告别。 

  我根据斯皮科教授的意见,对作业进行修改。但是,我依然不改正贪玩的积习,用我认为好玩的文字,写成一篇2.4万字的文章,到邮局寄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部的黄启芳老师从杂草荒芜的野地中看到了一篇玉米地,于是用漂亮的行书,亲笔给我写了一封回信。我捧着这封回信,到南开大学西南村张先生府上。先生阅后,对我一番鼓励,细细指点,至今记忆犹新,念兹在兹。 

  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学术上要求严格。说实话,我们这届研究生,大多“怕”先生。到先生府上拜访,我们是“不敢”单独去的。我们提前打电话,约好时间,两三个同学一同前往,这样也可以节约先生宝贵的时间。最后一次这样的集体活动,我印象尤其深刻。 

  我们几个学生顺利完成论文答辩。大概因为我论文完成得早一点,又是第一批答辩的,南开举行学位颁授仪式,先生便让我上台,代表毕业的美国史硕士接受毕业证和学位证。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但是,更实惠的还在后面呢! 

  先生做东,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天南街的餐馆,美餐一顿,为我们送行。这顿饭好美好美,我至今口角余香。 

  2011年6月,我们这些弟子回到南开园,庆祝先生八十大寿。当时,我特别激动,站起来,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生露出慈父般微笑,淡淡地说:“北京来的客人。” 

  先生是慈父,是恩师。是先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学术生命。 

  叩谢先生,祈愿先生鸿福! 

 

2020年5月14日)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