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与日本江户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

　　——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在外交学院演讲

　　作者：谢晶（外交学院外交学系2013级硕士研究生）

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在外交学院演讲

　　2014年3月11日，应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的邀请，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松浦章教授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为研究生作了一场题为《清代中国和江户时期日本的文化交流》的专题学术讲座。松浦章教授是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古代中日关系、近世东亚海域交流、亚洲海上交通等多个领域。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多产学者，他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译成中文的不下十部。在演讲中松浦教授详细介绍了中国清朝和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化交流情况，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中日两国经贸交流的实态与整体风貌。讲座由外交学院东方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奉林教授主持。

　　一、江户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国的来往商船

　　清朝和日本江户时代的交流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7到18世纪前期、18世纪中期期到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期清朝和江户幕府的交流。松浦教授以其丰富的实证材料，全新的分析视角，为我们整体勾画出江户时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特点、成果以及当时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考据推理，缜密开阔。

　　江户时代前期，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严令禁止本国人出国。但是德川幕府只允许在长崎与荷兰、中国通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和荷兰的船只都在长崎地区从事贸易经商活动。因为有众多的中国船只、商人聚集长崎，故而长崎地区的贸易活动得以持续。元禄元年以后，德川幕府推行了贸易削减政策，来长崎经商的中国人减少，到了幕府末期全年只有不到几百名中国人来到日本。虽说这些中国人只在长崎停留几个月，却给江户时代的日本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样化。长崎在清朝和江户幕府的交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7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从中国去日本长崎的船只主要是从中国的山东、南京、福州和漳州等东南沿海出发的；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半期，中国船只主要是从浙江的乍浦出航驶向长崎港。这是因为明朝灭亡清朝开始统治中国。由于郑氏以台湾为据点抵抗大清，清朝实行了“迁界令”，很多商船很难再驶向日本。但是在浙江乍浦地区，因为清朝颁布的“迁界令”在这一地区执行稍稍宽松一些，允许渔船出海作业。所以很多中国商船夹杂在渔船里，从浙江省东北角的舟山群島的普陀山出发前往日本的长崎从事贸易活动。

　　松浦教授引用了西川如見所著的『長崎夜話草』中的材料，他认为，中国船只首次出现在长崎的港口是在永禄五年（1562），商船停靠在一个叫做户町的海湾。这是最早到达日本的中国商船。当时把去往日本的船只统称为“南京船”，很多船只是从长江航行直接入海的，船底平而狭长，抗风力强。无论什么风向都可以行使，因此一年四季都有这种船来到日本。由此可见，到达长崎的南京船不一定是从现在的南京出发，而是把长江中下游港口开来的船统称为南京船。从荷兰来的商船则被称为“兰船”。

　　然而从正德五年开始实施（康煕54、1715）海舶互市新例、正徳新例以后，日本政府给前去日本的中国船主一个信牌，如果没有拿到这个长崎通商执照而进入长崎港口的话是不被认可的，下一次来航也被禁止。持有信牌是绝对的条件，如果来长崎的中国商人违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话，那将不会得到新的信牌，以后的来航也不被允许。可以看出，德川幕府后期对中国船只来航采取的非常谨慎态度。在交通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船只往来是一国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中日之间贸易得以开展就是靠中国船只的大量来航，中国商船的到来不仅为日本带来了需要的生活用品，而且还带来中国相对先进的工艺技术与农业生产知识。这对推进日本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二、中国商人的居住地——唐馆

　　伴随来日本唐船数量的增多，到达长崎的中国商人也越来越多。由于人数大增，为了便于管理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在元禄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幕府奉書记载：元禄元年（1688）在长崎开始设置“唐馆”。宽永年间日本颁布锁国令后，中国来日船只被限定在长崎。《长崎记》里反映出来长崎的中国商船在日停留与居住的情况。驶往长崎的唐船上的中国人来自东南亚的暹罗、柬埔寨、马六甲、大泥、咬留巴（今天雅加达）和中国大陆等地，把南洋的香料带到日本，在日本、中国与南洋之间从事有无相通的贸易。滞留在长崎的中国船只很多，甚至在长崎有唐人住宅。

　　据幕府末期安政二年乙卯（咸丰五、1855）的《诸书留》记载，“唐人屋铺总面积有九千四百三十三坪”，反映了唐人在日本的基本生活情况。正如清末驻日本外交官何如章的《使东述略》里所记载的一样，清代的中日关系，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商人到日本进行的贸易交流状况。航行于中日之间的中国商船，被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称为“唐船”。这些商船来往于中国海港和长崎港口之间。来到日本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所滞留的地方被称为“唐馆”。关于唐馆，何如章是这样记载的：“居住之地，名字是唐馆”。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知道“唐馆”的呢？雍正六年（1728、享保十三年）八月初八，浙江总督在奏折中首先提及了“唐馆”。江户初期，中国商人刚到长崎的时候，是和日本人混居在一起，并没有为中国商人专门划定居住的区域，但是随着来日本人数的增多，长崎地方的奉行为了防止中国人和日本人私通，引起过度的矛盾，因此在幕府的指导下建立唐馆。

　　据当时的中国史料记载：凡是到日本进行贸易的人，到日本后都不得不住在一个城区内，周围有高墙，里面有房屋，名字为“土库”，门口有士兵把守，不能随便出去。居住区域被称为“土库（唐馆应该说是房子，土库是一片区域，相当于唐人街）。“正德新例”实施以后，能够来长崎通商的人非常少。因为江户幕府推行越来越严厉的闭关政策，所以对中国商人的管控也越来越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国商人在长崎地区的交流。

　　三、中日间的贸易交流情况

　　清朝实行了闭关政策，为了对抗郑氏力量，严格限制商船出海贸易，但是随着清朝逐渐统一天下，开始实行了“展海令”，因此对海外贸易的限制逐渐放宽。从清朝方面来看，虽然清王朝严厉禁止中国商人去海外贸易，但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么多的中国商人甘愿冒着遭遇海难的巨大危险去日本从事贸易的呢？ 这是因为从江户初期开始，清朝对东洋（即日本）所生产的洋镜、铜的需求量极大，中国国内作为流通的康熙通宝等铜钱原料的重要供给国是日本，因此很多中国商人来长崎贸易。但是，随着日本铜的产量的减少，输入到中国的数量也随之减少，中国对日本产的海产品干货，即中国名为鲍鱼干等有积极的需求。中国清朝民众对新鲜海产品有着渴求和这些重要的干货海产品成为日本同中国贸易的重要物品。促进贸易往来的是各自的需求，这种需求才促使贸易得以持续下去。由于中日两国贸易结构具有互补性，所以才使得清朝和日本经济贸易得以延续，中国商人的来航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四、总结与思考

　　从近世纪中日间文化交流来看，最典型的就是从江户早期到幕府结束这段不间断的在长崎的中日间贸易交往。虽然两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锁国政策，但是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还没有完全中断，经济贸易交流得以维持展开，也为两国文化交流与国民生活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中日两国历史交往源远流长，我们不仅仅要铭记那些有关战争的历史，更应该铭记的是中日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关于中日古代交往历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我们应该多了解这段历史，以推进中日古代史的研究。现在的中日关系降到了历史低谷，其中缘由有历史与现实利益的争端，但更多的是中日彼此力量格局的转变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历史不可重演，也不可复制，但是历史对当今却又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我们希望中日两国能时刻铭记住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为两国如今的困境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能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