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举办 “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古典文明的变革与延续” 学术沙龙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http://www1.bnu.edu.cn/history/index.htm）

 2014年6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心成功举行西方古典中世纪史学术沙龙“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古典文明的变革与延续”专场。

　　自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以来，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文明的断裂和延续，是研究西方古典历史和中世纪史的学者们始终关注的大问题。尤其在近半个世纪，“变革论”与“延续论”的对话和交锋，“转变说”对“衰亡说”的反思和修正，不断地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次沙龙邀请了五位研究者，围绕“从古代晚期到早期中世纪：古典文明的变革与延续”主题，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展开研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侯树栋教授从学术史的角度，做了题为《初评“晚期古代”研究》（A Review of Studies of Late Antiquity）的报告。侯教授认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晚期古代”已成为西方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最具活力、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以Peter Brown为代表的“晚期古代”研究者主张，在公元250-800年，古典文明演进的形式是渐进的“转变”(Transformation)，而非突发的“衰亡”(Decline and Fall)，呈现的特征是延续与变革（continuity and change）的统一，而非对立。此外，“晚期古代”研究不仅强调在包括罗马帝国东部和萨珊波斯在内的广大地理范围内，文化、宗教、民族的多元互动，消解了原有的“罗马人对蛮族”、“文明对野蛮”、“我族对他者”的解释框架，而且回避了偏失的范畴和具有主观、道德色彩的术语，将3-9世纪的历史视作一个和前后历史阶段相比“并非低劣，而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后，侯教授对“晚期古代”研究提出两点质疑。首先，作为现代学者建构的历史阶段，“晚期古代”并不存在明显、统一的文化认同，因此未必具备成为一个独立历史阶段的清晰特征和标准；其次，“晚期古代”研究过分强调广大地域内文化、宗教的多元并存以及古典文明的延续，而忽视了历史的不平衡性，对东西罗马帝国的巨大差异，以及“晚期古代”与“古典古代”的断裂关注不足。

 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邓默晗在翻译、研读奥索尼乌斯（Decimus Magnus Ausonius，310-394？）诗歌的基础上，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后人评价、作品的概况及史学价值，进而提出两个问题。首先，奥索尼乌斯家族原是高卢的落魄贵族，但是在仅仅百年之后就进入西部帝国的统治集团，而且在帝国范围内，奥索尼乌斯的影响力仅限于格拉提安时期，却在高卢地区影响巨大，刺激了具有相同背景的高卢贵族寻求公职。这种帝国后期的社会流动和贵族的地方影响力值得关注。其次，从奥索尼乌斯创作的基督教诗作看，诗人并非如吉本所说是纯粹的多神教徒，反而体现出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理解和确切无疑的基督教信仰。这种兼具多神教和基督教信仰的状况，反映出晚期罗马帝国知识精英信仰的复杂性。

 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涛以古典晚期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ianus Maecellinus）对公元357年斯特拉斯堡战役（Battle of Strasbourg）的记述为研究对象，分析《历史》（Res Gestae）一书中的文学元素，探讨古典史学中求真与文学技巧之间的张力。他认为，西方古典史家确立了求真求实的治史目标和力图忠于事实的原则，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与今天不同，因此他们首要关心的对象以及表达方式与今人不同。他们在兼顾公众记忆与个人兴趣的同时，力图以优美的笔调、高超的修辞手法描述重大的时代题材。阿米阿努斯对斯特拉斯堡战役的记述正是这一西方古典史学传统的体现。之后，吴涛同学就“晚期古代”与“古典古代”的断裂、“晚期古代”与汉魏时期中国历史的异同等问题与参会者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吕厚量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再造罗马：晚期罗马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Rejuvenating Rome: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Polytheistic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的汇报（原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他指出，作为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多神教知识精英，朱利安（Julianus）、里巴尼乌斯(Libanius)、阿米阿努斯(Ammianus)、攸纳皮乌斯(Eunapius)、克劳迪安(Claudianus)、奥林匹奥多鲁斯(Olympiodorus)等六位作家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即以罗马城为帝国的文化象征，赞美罗马往昔的文治武功，谴责当前的道德没落，坚信某位杰出的精英人物能够带领罗马再造辉煌。这种“再造罗马”的模式继承了帝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在基督教势力相对忽视世俗历史的背景下得以生存。这些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撰述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与同时代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互动，对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此外，他特别介绍了这篇论文的选题、撰写、投稿和修改的过程，以及在国外求学、考察的经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研究方法上给与会者以启发和帮助。

 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武可做了题为《中世纪早期的“奇迹”与历史书写》（Miracles in Early Medieval Ages and Historical Writings）报告。他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审视“罗马衰亡”向“罗马转变”研究范式的转变过程，指出其背后是西方学者当下关怀的转变，而中国学人需要考虑到西方学者在“历史认识上的预设前提”（metahistory），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此外，他认为，在中世纪早期，书写历史的文本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其中的“奇迹”在当今专业化的史学视角下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内容，在当时却是被普遍相信的历史。因此，解读中世纪早期文本应当在借用现代史学观念的同时，充分尊重历史本身，注意“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张力。最后，他与参会者们探讨了古典修辞学的衰落、从古典晚期到中世纪地方社会的权力运行、中世纪教会的权力及其对记忆的塑造、中世纪社会的基督教化程度等问题。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