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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5-06-24

会议主席台 

   2015年5月4-9号,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基于2013年中俄历史学会学术合作备忘录,也为了贯彻中央有关做好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相关庆祝活动的精神,应俄罗斯历史学会的邀请,前往俄罗斯参加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史学会代表团由五人组成,包括会长、学部委员张海鹏研究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李静杰研究员,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开科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代表团这次赴俄共参加两次国际学术会议:5月4-5日,参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国际学术会议:“苏联、中国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发来贺词,俄罗斯杜马副主席茹科夫、中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分别致开幕词;5月6-8号,参加由中、俄历史学会联合主办,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科洛姆纳市政府、莫斯科州立人文大学联合承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伟大的卫国战争—事实与真相:历史记忆与现实”,俄罗斯杜马主席纳雷什金亦发来贺词。可见,会议得到了中、俄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代表团学者与俄罗斯学者围绕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以及中俄两国历史学家如何协调一致维护二战胜利后东、西方的政治秩序尤其是二战中所形成的人类正义精神等问题,进行了友好而深刻的学术交流,获得了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术共识。 

 

中国政协副主席陈元致开幕词 

张海鹏先生大会发言 

   反对伪造歪曲二战历史,维护二战正义精神成为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与会学者还对比了德、日对二战罪行的反思态度,认为日本在教科书中伪造二战历史、淡化自己侵略罪行的做法是不理智的、不道德的行为。大家一致认同:中俄两国学者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任何伪造歪曲二战历史的行为,共同维护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在以往国际二战史研究中,学术界一贯不太重视中国的抗日战争。俄中友协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所长卢佳宁在其报告《还原事实真相:1931-1945年间的苏联和中国》中认为中、苏两国是击败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

科洛姆纳会议会场 

科洛姆纳会议合影 

   事实上,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问题,部分俄国学者亦存在某种程度的认识问题。对此,张海鹏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思考--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报告。张海鹏对二战特点进行了创新表述:二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东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国;二战有两个战争爆发点: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是二次大战东方战场的起点,1939年9月1日是二次大战西方战场的起点。认为“只强调欧洲是二战的起点,是没有看到亚洲战场的重要性;只强调亚洲战场是二战的起点,是没有看到欧洲爆发二战的重要性。只有既看到亚洲,也看到欧洲,俯视全球,看到二战的爆发是在亚洲和欧洲先后发生的,才能准确阐明二战的爆发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才能阐明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同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二战有两个主要战场: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亚洲战场最大的特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以前,只有苏联援助中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等西方国家才开始援助中国。二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及西方盟国之间是一种互相支援的关系;两个不同的战争结局,即“战后对德国的处分和对日本的处分不完全一样”,“欧洲战后国际关系较为和谐,亚洲则较为紧张,原因就在这里”。报告的关键在于:通过对二战特点的创新表述,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了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有利于反驳欧美部分史学家故意贬低中国抗战在二战史上的地位的论点。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茹拉夫柳夫研究员对张海鹏的论点做了详尽的评论,认为他的论点极其重要,使俄罗斯学者了解了中国学者的观点。俄罗斯著名政论家也持相同论点。5月17日,俄罗斯政论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独立报》发表文章《不应遗忘“二战的另一半”:中国抗战》,文章首先提出二战的爆发时间问题,主张应该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二战的起点,强调中国在二战中的主体作用;同时,作者强调了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援助问题,以及强调中国坚持了八年抗战,其付出的巨大牺牲仅次于苏联,但其伟大贡献却被国际学术界长期忽略。

 

张海鹏先生在科洛姆纳会议上致开幕词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彼得罗夫发言 

   与此同时,二战时期中苏基于合作互助所形成的传统友谊也是会议的主题之一。李静杰研究员在其报告《苏联援华抗日及其历史启示》中列举了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曾得到苏联巨大援助的历史事实。他认为,重温这段中苏友谊史,给我们两方面启示:一方面,中俄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双方的安全是相互的、不可分割的。抗日战争中,苏中两国互相援助,是世界战胜法西斯的秘诀;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友好与合作是中苏关系的主要方面,但是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总之,“中俄作为两个相邻的国家,不管对方伙伴是贫穷还是富强,是衰弱还是强盛,都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之”。 

   陈开科研究员则以抗战时期“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为例,作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与中国抗战》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抗战时期中苏政治、经济与军事合作,从一个侧面论述了当时弥足珍贵的中苏友谊。报告所要表述的关键在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既是国际主义援助的典范,也不排除背后的利益动机。但八十年来,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这背后的利益动机而停止缅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苏联是一种互相援助的关系;正是因为抗战时期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合作与互助关系,最终促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新时代新国际关系格局下,中俄两国应该发挥传统的合作与互助精神,维护战后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稳定和二战胜利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正义精神,坚决反对某些国家伪造歪曲淡化侵略史的不道德行径。报告引起了俄国学者的兴趣,对于俄国学者来说,中国学者的许多观点他们是第一次接触。正如俄罗斯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所说:“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的讨论有助于加深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基于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平等、专业的对话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是极其必要的”。 

  此外,徐蓝教授作了题为《从“ADB”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的报告,金光耀教授也作了《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1937-1945)》的报告,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中国史学会代表团 

(陈开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