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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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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

  内容摘要: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 其历史书写与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认识世界史进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史料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 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历史书写始于二战之后, 经过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等学者的努力, 东南亚区域史的编撰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张力中兴起并发展起来。随后, 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出现由“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 东南亚历史书写的全球转向展现的正是以区域史为根基的多样性的全球史。

  关键词:东南亚史; 区域史观; 全球史观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关于全球史的讨论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的前沿话题, 全球史也成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1作为一种史学观念, 全球史观在区域史、跨国史等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在区域史的研究个案中, 东南亚史的书写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 具有区域史的某种样本意义。正如德尼斯·龙巴尔所说, 根据布罗代尔的区域史路径, 作为另一个“地中海世界”的东南亚提供了一种对全球史研究有价值的远景。2“东南亚”一词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空间概念, 在学界的流行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 3与通常的根据全球各大洲地理分布为标准的东亚、北非、西欧等区域划分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区域的东南亚, 其史学史发展没有历史包袱, 历史书写呈现出明显的当代史特征。相应地, 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单位的历史书写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兴起并发展起来, 学术界关于东南亚的区域史观由此而来。20世纪下半叶以后, 东南亚的“历史叙事”也逐渐从“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过渡。目前学界对这个主题关注较少。本文拟从东南亚历史文本的形成入手, 通过揭示东南亚区域史书写的演变路径, 来分析东南亚历史叙事的形成及其全球转向的史学史背景。

  一、东南亚的历史文献

  历史编纂学最重要的原则是努力回归客观历史本身, 原始文献是编撰历史的最重要依据。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 东南亚特别是海岛地区早期的文字书写相对落后, 本地记载的历史文献难以保存下来。因此, 关于东南亚的原始史料和相关文献, 多来自欧美和中印等东南亚之外的国家, 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首先, 欧美国家特别是东南亚殖民地原宗主国保存了大量的16世纪以来的关于东南亚的历史文献。新航路开辟以来,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航海志, 殖民地官员的书信、公文等相关记录都是东南亚史的原始文献。如: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如今存放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其中包含了当时重要的行政文件, 也包括1600—1947年的特许状、条约、会议记录和书信等。其次, 关于东南亚的早期文献, 中文史料最为丰富。国际史学界公认在东南亚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 中文史料不可或缺。中国历代正史中的外国传、地理志和番国志等的记载多涉及东南亚, 从最早的《汉书·地理志》到民国的《清史稿·地理志》, 对东南亚的地理风土都有记载。中文文献的珍贵之处是有一大批专门记录东南亚的历史文本, 包括游记、杂史和地方志等, 如《佛国记》、《诸蕃志》和《东西洋考》等。再次, 东南亚本土史料缺乏, 文字记录多以神话传说等为主, 原始文献和历史记录欠缺。早期的爪夷文、泰文、缅文、高棉文等文字使用范围有限, 记载缺乏。为数不多的本土文献记载了早期东南亚人的历史, 比较著名的是爪夷文书写的《马来纪年》。《马来纪年》是马来文记录的最早也最重要的本土历史文献, 书中叙述关于马六甲苏丹国的族谱和世系传说及盛衰过程, 包括伊斯兰教在马六甲地区的传播历史, 是早期马来民族史的汇总。其他还有来自日本、阿拉伯和印度等国的原始文献。

  以东南亚为对象的历史编纂, 由于上述史料来源的不同, 呈现出不同的编纂方式。日本学者石井米雄认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及东南亚各地发现的碑刻, 以历史地理学为研究重点而发展起来的古代史研究;二是运用殖民国家以其本国文字写成的殖民地文书等史料, 并以殖民国家的学者所撰的各国殖民史为主要内容而发展起来的近代史研究。4在现代意义的东南亚史书写上, 凭借东方学的文字、考古与语言等研究方法, 欧洲学者走在前面, 20世纪早期就有相关成果出现。然而, 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 二战之前的东南亚史, 无论是历史编纂, 还是专业研究, 都是孤立和零散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认为是殖民主义史学、东方学和民族学导致了东南亚研究的支离破碎。5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则认为, 1511年以后的历史, 欧洲人有关这一时期的著作, 倾向于写成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史, 而没有写成东南亚本身的历史。6

  二、东南亚史编撰的兴起

  二战结束后, 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开始兴起。在前述文献与史料的基础上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约翰·卡迪、尼古拉斯·塔林等学者编撰的东南亚史开始陆续出现。乔治·赛岱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以编年史的体例 通过翔实的史料编撰了东南亚“印度化”时期的历史。7该书通过考古和铭文等弥补了东南亚研究中印度史料和文献的不足, 是欧洲学者现代考古成果在远东地区的集中呈现, 尽管高估了印度化对东南亚的影响, 但却第一次把东南亚古代史作为一个整体展示出来, 为后来东南亚史的撰写奠定了“印度化”时期的文献基础。霍尔编辑出版的《东南亚史》, 是关于东南亚的最早的体系性的权威著作。8该书第一次通过编年史和国别史的编撰方式, 以翔实的史料呈现了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脉络, 奠定了后来东南亚区域与国别史的书写方式。霍尔的东南亚史前后三次再版, 不断修订和加入新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同期的东南亚史学著作比较主要的还有约翰·卡迪的《东南亚发展史》和尼古拉斯·塔林的《东南亚简史》。9

  东南亚史的编撰在1992年有了新的突破。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出版。该书基本是二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史研究成果的大汇总, 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东南亚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剑桥东南亚史的编撰基本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专注于东南亚史研究的学者, 该书通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 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展现了当时东南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成就, 剑桥东南亚史开创了一种以专题为主的区域史书写体例。当然, 该书也有一些局限。第一, 该书的作者大多来自原东南亚的殖民宗主国, 是殖民主义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术精英, 他们的研究尽管是“后殖民主义”的, 但却明显带着殖民主义的历史印记, 体现出对东南亚殖民时代治理模式的某种“留恋”, 在资料收集上也对殖民地史料过于依赖。第二, 由于不同作者学术风格的差异, 该书在构建东南亚史阶段性、整体性的同时, 区域史的延续性却被不同的学术风格和不同章节的内容安排所割裂。

  上述学者编撰的东南亚史通常是研究专著或适用教材, 在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里广泛传播, 使东南亚在知识界逐渐具有一种作为整体概念的认同感。正是东南亚史的书写, 东南亚才成了一个代表这个地理区域的核心概念, 覆盖了之前的中国“南洋”、印度和阿拉伯“风下之地”及殖民时代的“东印度”的称呼, 国际史学界在这个地理概念上也达成了一致。10

  这一时期, 由于冷战的原因, 美国的区域研究 (Area Studies) 兴起, 以康奈尔大学乔治·卡欣 (George Kahin) 的“东南亚项目”的开拓为代表, 与欧洲史学界的东南亚研究传统遥相呼应。不过, 美国学界的东南亚研究与欧洲学者不同, 他们更多地关注近现代和具体的国别研究, 这也为后来东南亚研究向纵深处发展积聚了能量。这种纵深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土史与国别史的深入和研究方法更新, 二是历史叙事从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转变。前者有助于重新理解东南亚地区的独特意义与存在价值, 后者有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推动东南亚的历史叙事由“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的路径转型。11

  三、全球视野的东南亚史书写

  进入21世纪, 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在史学理论界开始逐渐被广泛讨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 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论取向在东南亚史的研究和编纂中也得到反映。当然, 通过基于区域的本土知识和联系网络来检视全球史, 也是全球史方法论取向的意义所在。其中, 在东南亚史的编撰中, 代表性学者是安东尼·瑞德和美国学者维克多·李伯曼。

  李伯曼的两卷本东南亚史著作《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 (800—1830) 》, 分别成书于2003年和2009年, 该书既不是通史, 也不同于如前所述的区域国别的编撰体例, 该书是东南亚史编撰体例由区域观念向全球观念转变的代表著作, 对东南亚史的研究和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第一卷将原始档案、本土调查和宏观研究相结合, 作者认为, 中南半岛的三大低地走廊都曾经历了加速整合和时断时续的历史模式, 这种模式不仅发生在东南亚的陆上走廊, 同时与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模式也大致同步。第二卷则探讨了800—1830年东南亚与俄罗斯、法国和日本的相似之处, 并解释了为什么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会碎片化, 而不是融合的常态化。12李伯曼在书中将精细的案例研究与宏观理论相结合, 寻求将东南亚融入世界历史, 并重新思考欧亚大陆的前现代历史。李伯曼认为, 东南亚、欧洲、日本、中国和南亚都体现了欧亚范围内的演变模式, 各自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和文化体系。

  李伯曼的东南亚史研究把东南亚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之下, 通过研究持续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整合趋势, 重新诠释800—1830年的东南亚区域史。这种方法不同于“外部主义”的历史书写, 因为它否认局部停滞, 并拒绝外来的学术代言, 它也不同于“自主性的史学编纂”, 因为它试图将地方结构的各种变化与全球模式联系起来。13李伯曼把东南亚研究的目的归为两点:一是克服早期东南亚史学的支离破碎, 二是首次以严肃而持久的方式将东南亚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对欧亚大陆宏观的比较, 李伯曼认为:“随着能量的积聚、气候、商业和军事刺激的加入, 产生了线性和循环结构的模式, 即使是在彼此没有接触的区域之间也变得显著同步。”14这是一个对涵盖东南亚、南亚等各个次区域的欧亚大陆千年变迁史的根本性的观点, 可以与研究区域史、全球史的学者一起对话交流。

  与李伯曼一样, 安东尼·瑞德也是东南亚区域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其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研究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两卷本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 》里, 在如前所述的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第八章中也有体现。152015年, 瑞德编著的《东南亚史: 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一书出版, 作为历史教科书, 该书在东南亚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瑞德的东南亚史书写, 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风格, 把物质文明作为历史演进的基础, 从湿热带 (the Humid Tropics) 的环境、气候、森林、水资源等开始, 通过长时段的地理结构、中时段的贸易网络和短时段的历史事件来展现东南亚的历史画卷。该书把东南亚史的年代下限一直延伸到今天, 特别是把二战后东南亚的消费、发展与现代性以及多元世界的整合、回归与重塑, 融入瑞德前后连贯的区域体系中, 在书中, 瑞德并没有使用以冷战为时间节点的史学界常用的断代方法。瑞德版的东南亚史“提供了对这一复杂区域的概括性阐释, 在从内部呈现、识别和跟踪相关主题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令人着迷和耐人寻味的细节”。16瑞德的东南亚史还用了一个副标题——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 (Critical Crossroads) , 这正是东南亚在全球史编撰中最重要的特征。瑞德的研究把区域史和全球史结合到一起, 在区域史书写中渗透着全球史观, 在全球史的编纂中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全球史支点。瑞德还对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既是今天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也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而又紧迫的命题。

  瑞德版东南亚史的编撰具有鲜明的年鉴学派特征。这种长时段、整体性、全球化的区域史视角有助于把握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全球性、结构性的动力, 进而理解东南亚在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作用。东南亚的时空跨度非常大, 瑞德认为, “只有同时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发展并从时间和空间的广阔维度对其进行考察, 才能搞清楚其来龙去脉”。17瑞德笔下的东南亚“近世”和“早期现代性”的概念源于欧洲, 但却与欧洲有明显的不同, 既体现了受到中印文明熏陶的前现代特征, 也体现了东南亚作为一个全球文明交互之地而赋予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有助于理解全球历史发展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变奏。“研究全球、区域的整体发展史, 既是对既往历史的尊重, 也可以为思考当下全球化时代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并且可以把过去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和现在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连接起来, 来考察在人类历史中那些恒在的、深层的影响因素, 这也是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论述的时代意义。”18

  李伯曼与瑞德编撰的相关著作代表着东南亚史编撰的最新体例, 其历史叙事逐渐从区域叙事转向全球叙事, 东南亚史的编撰也逐渐成为一种全球语境下的区域史书写。关于东南亚史, 两位学者之间有过重要的学术论战和观点交锋。安东尼·瑞德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研究是其对东南亚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东南亚在‘漫长的 16 世纪’中扮演了推动全球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这种相互关联是世界历史的整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案例, 同时也是‘世界体系的存在早于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非欧洲中心论的重要例证”。19瑞德的贸易时代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 但其把“陆域东南亚”包罗在一个整体的“东南亚”之中, 招致了李伯曼的批评, 在对瑞德专著的书评里, 李伯曼认为, “陆域东南亚”与“岛屿东南亚”应该被分开讨论。20李伯曼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 强调近世欧亚大陆发展的相同轨迹和规律, 即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发展、文化宗教的整合。21李伯曼在其书中也明确了他的研究与瑞德的如下不同。1.探索各种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转型;2.将海洋影响视为若干动态之一;3.在9—19世纪政治和文化整合加速的背景下观察1450—1680年代;4.拒绝东西对立的二分法来考虑持续的平行发展;5.区分陆上和海岛东南亚的不同轨迹以及大陆的不同模式。22两位学者分别从大陆和海洋视角来探讨和辩论, 相关观点的交锋引起学界对东南亚历史进程的深思, 东南亚在全球史中的联系网络与互动模式开始受到重视, 不仅把东南亚史研究水平推向新高, 而且提升了东南亚在全球史中的地位。他们对东南亚前现代部分的关注把东南亚史的书写从殖民语境中解放出来, 东南亚史的编撰里不再有“前殖民”和“后殖民”这样的西方标签, 东南亚的历史特别是“近世”的历史有了全球意义上的本土自主性。

  除了李伯曼和瑞德的著作, 2000年以来国际学界编撰的东南亚史, 影响较大的还有克雷格·洛克德的《世界史中的东南亚》和卡尔文·里克莱弗斯主编的《东南亚新史》。洛克德的研究特别注意东南亚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由绿地、森林、河流和海洋构成的地域性的独特社会特征, 展示了几千年来东南亚人是如何与中国和印度保持一种日益扩大的联系, 以及海上贸易是如何向中东和欧洲拓展的。23里克莱弗斯的《东南亚新史》由新加坡国立大学该领域的学者一起编写, 新史的编撰更加注重本土化, 贯穿了区域国别史的不同阶段, 是一部典型的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史教科书。该书吸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编者在前言中称这是对霍尔版东南亚史的继承。24

  结语

  历史书写的本质是利用文献史料努力恢复客观历史进程的本来面貌。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 从“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的过渡, 从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换, 东南亚史展现的正是一个以区域史为样本的多样嬗变的全球史图景, 东南亚史学史展示的正是东南亚史的编撰在国际史学界的演变过程。“世界性的东南亚研究从未有过如此好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该地区找到了自己的天然家园, 最终在后殖民时代将这门学科归化。”25通过文献学、考古学、环境学、地质学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的整合, 东南亚的历史书写逐渐告别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争拗, 在探索史学本质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全球一体化, 并且往往是通过各种区域一体化或者结构交叉重叠而实现的。”26瑞德关于东南亚环境史和贸易史的研究阐明了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历史动力, 李伯曼与欧亚大陆相联的比较研究则体现了这种结构的交叉重叠。1967年以来, 东盟发展的历史验证了东南亚这种历史的延续性, 以东盟为核心的联系网络也展示了东南亚在全球体系中的价值, 这正是历史给未来的启示。

  注 释

  1 夏继果:《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 《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2 DenysLombard, “Another‘Mediterranean’in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1, 2007, p.4.

  3 学界一般认为东南亚的概念源于二战时期的东南亚战区。Russell Fifield, “Southeast Asia as a Regional Concep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 Vol.11, No.1, 1983, pp.1-14.

  4 永積昭:『東南アジアの歴史』 (第7卷) 、講談社、1977年。

  5 Ant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I: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xiii.

  6 爱德华·霍尔:《东南亚史》,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14页。

  7 George Coedes, Les Etats hindouise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 Paris, 1948, translated a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Walter Vella, ed., Honolulu, 1968.

  8 Edward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1st ed., 1955;2nd ed., 1964;3rd ed., 1968;4th ed., 1981.

  9 John Cady, Southeast Asia: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cGraw-Hill, 1964;Nicholas Tarling, A Concis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raeger, 1966.

  10 1950年地理学家道比 (Eernest Dobby) 出版了《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 1962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上, 学者们一致同意采取“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作为本地区的地理名称。1966年, “太平洋区域第十一届科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 此次会议从文化角度接受了“东南亚”概念。爱德华·霍尔的《东南亚史》是第一个明确以“东南亚”为书名的编年史专著。关于“东南亚”的概念考证, 参见Donald Emmerson, “‘Southeast Asia’: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5, No.1, 1984, pp.1-21。

  11 经过一代学者的耕耘, 东南亚史在研究方法上已经摆脱了对历史文献的纠缠, 形成了以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的文化人类学、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的人类社会学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语言学为代表的新的东南亚研究风格, 研究方法的突破在东南亚历史的编撰中得到体现, 李伯曼称这种为“自主性史学” (Autonomous Historiography) 。

  12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Vol.2, Mainland Mirrors:

  Europe, Japan, China, South Asia, and the Isla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1, p.20.

  14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2, Preface.

  15 Ant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Vol.2, Expansion and Cris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1, 王士录等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第377—414页。

  16 Anthony Reid,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Critical Crossroads,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5.

  17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吴小安、孙来臣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第3页。

  18 庄礼伟:《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

  19 庄礼伟:《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第103页。

  20 Victor Lieberman, “An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Problems of Regional Coherence: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 No.53, 1995.

  21 孙来臣:《中国东南亚史研究述评》, 《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22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1, pp.20-21.

  23 Craig Lockard, South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 Merle Calvin Ricklefs, et al., A New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0.

  25 Anthony Reid, “Studying Southeast Asia in a Globalized World”,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 No.2, 2004, p.16.

  26 夏继果:《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 第123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