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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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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艾君:“乌兹别克案”:苏联后期反腐运动评析

  内容提要: 

  “乌兹别克案”是苏联后期(从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发起的反腐运动的重要部分。由于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的进程太过迅速,因而“乌兹别克案”的意义并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乌兹别克案”是苏联解体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乌兹别克案”引发苏联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与当时蔓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族群政治进程紧密相关;考虑到其对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广泛影响,反腐及其扩大化导致民众恐慌,反腐败的逻辑与计划体制产生矛盾,因而“乌兹别克案”客观上成为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乌兹别克案”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起点。 

  苏联后期(从1983年到1989年,历经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三任领导人)侦办了骇人听闻的“乌兹别克案”(或称“棉花案”),发起了反腐运动。据当事人的说法,“乌兹别克案”是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经济犯罪和贪污腐败案件的总称。①但通常仅仅指1983年后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反腐行动。关于“乌兹别克案”,至今已发表不少著作。一类是当事人回忆录,如戈德良等人撰写的《克里姆林宫案》(Гдлян,Иванов,Кремлевское дело,М,1994г)、丘尔班诺夫撰写的《我的岳父列·勃列日涅夫》(Ю.М.Чурбанов,Мой тесть 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М,2007г)等等;其次是如费·拉扎科夫撰写的《引爆苏联的案件》(Федор Разаков,Дело,взорвавшее СССР,М,2012г)等详述案件进程的著作;亚·舒宾在《苏联错失良机:重建的悖论》(А.Шубин,Парадос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Упущенный шанс СССР)、《停滞,还是金秋:勃列日涅夫时代》(А.Шубин,Застой,или золотая осень,М,2005г)等著作中也有提及;其三,媒体对当事人(如戈德良、丘尔班诺夫、苏哈列夫等人)的访谈,为了解该案提供了基础。我国学界对此问题研究较少,只有丁笃本的《中亚通史》现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郭春生的《勃列日涅夫十八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专著简要提及,研究相对薄弱。还有报刊文章曾简略谈及“乌兹别克案”,但由于各种局限,观点有所偏颇。 

  “乌兹别克案”是当代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2013年、2018年前后,在“乌兹别克案”30周年、3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都对该题材表现出浓厚兴趣。2018年4月,俄罗斯电视栏目“世纪迷案”(загадки века)制作和播放相关纪录片。5月,乌兹别克斯坦5位社会活动家(史学家舒赫拉特·萨拉莫夫等人)签署公开信,要求对当年炮制“乌兹别克案”的罪魁祸首戈德良提起诉讼,认为戈德良令乌兹别克人民感到恐怖②,引发巨大反响。对于许多人来说,“乌兹别克案”并未结束。 

  “乌兹别克案”与苏联衰亡进程一致,是其重要侧面;是苏联的一抹余晖,也是当代中亚社会-政治进程、意识形态进程的新起点;给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留下伤痕,许多人至今心有余悸,或心怀愤懑。它对于认识今日中亚国家具有独特价值。 

   一、“乌兹别克案”:起因与过程 

  棉花对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具有战略意义,后发的俄帝国也对其非常重视。征服中亚后,俄国就设法在中亚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用于出口或再加工,将棉花种植专门化。到苏联时期,棉花既为军工所必需,也是大宗出口商品,苏联中央政府从乌兹别克、哈萨克等产棉共和国低价收购,出口34个国家换取外汇,棉花被称为“白金”、或“党的黄金”。苏联政府对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产棉共和国的棉花产量和上缴量都有指标,地方政府负有保障棉花生产的责任。而从勃列日涅夫、甚至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各级部门虚报棉花产量,骗取国家资金,滋生各种违法犯罪。在乌兹别克、哈萨克和阿塞拜疆等共和国,利用棉籽、废料甚或空车皮骗取国家专项资金是普遍事实。③虚报棉花产量的规模有多大?据苏联著名办案员卡利尼琴科估算,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一个五年计划为周期,至少虚报500万吨,由此套取的中央预算至少30亿卢布。其中16亿卢布用于基础设施维护(学校、医院、道路),剩下14亿卢布作为工资——但没有人能够领到工资,钱都被官员贪污了。④ 

  1975年,乌兹别克共和国腐败案发: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亚德加尔·纳斯里金诺娃受贿10万卢布。但她得到勃列日涅夫荫庇,改任苏联工业和建筑材料部副部长⑤,且坚称自己遭到共和国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陷害。同时,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安全部门着手调查外高加索的腐败行为,大批官员被捕,但都得到勃列日涅夫庇护。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继续整肃腐败。1983年,苏联克格勃调查中亚的腐败行为。4月27日,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州内务局长А.穆扎法罗夫因对一名妇女索贿1000卢布而被捕。办案人员从穆扎法罗夫家里抄检出1131183卢布、以及大量钱币和金首饰等等。⑥一个内务局长聚敛如此巨额财富,难以自证合法,很快招供。克格勃在塔什干展开行动,随即作为特大案件移送苏联最高检察院。由于“侦办线索越伸越远”⑦,“布哈拉案”最终升级为“乌兹别克案”。1983年9月,由戈德良、伊万诺夫等人组成了专案组,着重调查共和国领导人。布哈拉州党委书记阿·卡里莫夫、共和国内务部等也卷入(据称,州党委书记定期贿赂共和国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戈德良等人获得苏联中央信任。1983年,安德罗波夫授意利加乔夫与拉希多夫进行严厉谈话,结果,拉希多夫于1983年10月31日死亡。关于其死因有多种说法:官方的说法是死于心脏病突发,私人医生Р.А.卡奇诺维奇未能及时施救;还有说是拒捕被毙;⑧皮霍亚认为他是自杀;⑨纳斯里金诺娃认为是饮弹自尽。安德罗波夫的助手也证实,拉希多夫与安德罗波夫谈话后不久就自杀了。⑩1983年12月,州党委书记阿·卡里莫夫、共和国内务部长艾尔加舍夫被解职。契尔年科同意批捕阿·卡里莫夫,这是共和国被捕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安德罗波夫病重后,对案件侦办不力;而在契尔年科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无精力和意愿继续反腐,案件暂时停滞。 

  据戈德良说,侦办“布哈拉案”后出现反弹:拉希多夫开始插手、反击,苏共高层也有人介入。1983年9月,共和国克格勃领导人梅尔库莫夫被调走,第二书记格列科夫被撤,大批办案军警被指“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被开除公职或遭迫害。(11) 

  1984年夏,利加乔夫抵达塔什干,认为共和国的基本面是好的,一切都罪在拉希多夫,责成新任第一书记乌斯曼霍加耶夫与“个别消极现象做斗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案件进入新阶段。戈尔巴乔夫需要人事调整,巩固地位;震慑、削弱腐败分子和保守派;在远离中央的地方杀鸡儆猴,缓解群众的不满,敲打中央的某些官僚;以反腐行动证明: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2)乌兹别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共和国和一些部门(尤其是外贸部)被重点调查。1986年5月,在审讯布哈拉州内务局工作人员时供出许多嫌疑人,随即起获600万卢布赃款。戈德良专案组继续调查,于1986年底逮捕了共和国前第一书记奥谢特罗夫;接着,共和国棉纺工业部部长乌斯曼诺夫等人被抓并判死刑,前后有2万多人被追责。乌斯曼诺夫在临刑前喊冤:既然共和国第一书记乌斯曼霍加耶夫受贿最多,检察长怎可判我死刑?(13) 

  苏共中央对案件的态度前后矛盾。当涉及乌斯曼霍加耶夫时,戈尔巴乔夫未予支持。叶利钦曾提及,他1985年曾赴塔什干出差,有人向其举报;返回莫斯科后,叶利钦提请戈尔巴乔夫解决乌斯曼霍加耶夫问题。戈尔巴乔夫生气地表示:叶利钦根本不了解情况,乌斯曼霍加耶夫很正直,只因与拉希多夫分子做斗争而受攻击。(14) 

  戈德良和伊万诺夫因办案得力而成为广受欢迎的公众人物。1989年3月,二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在群众集会上通报了“乌兹别克案”,并暗示:苏共高层有保护伞,利加乔夫、格里申、罗曼诺夫、所罗门采夫等人也被检举。 

  在苏联的政治改革进程中,反腐客观上成为民主化运动的旗帜。但很快,许多苏共高官人人自危,甚至戈尔巴乔夫也担心继续调查于己不利,希望止步。随即,中央报刊开始批评戈德良-伊万诺夫专案组的调查方法不当。1989年5月,苏联最高检察院指控戈德良和伊万诺夫破坏法治,并请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取消二人的特权,对其提起刑诉。6月,苏联政府成立委员会,审查专案组,随即戈德良、伊万诺夫被撤销公职。 

  戈德良主持的反腐案受到民主派关注,民主派竭力将专案组的活动纳入自己的轨道,对戈尔巴乔夫发难。1989年9月16日到18日召开的、“莫斯科选民俱乐部联合会”(МОИ)以及“莫斯科选民协会”(МАИ)会议上,莫斯科市长波波夫提出:借戈德良等人的情况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进行无情斗争。(15)1990年2月,戈德良开始从政,同年当选为亚美尼亚人民议员。1991年8月,戈德良案告一段落。(16)从1991年起,戈德良担任俄罗斯人民党共同主席。1995-1999年间担任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二、“乌兹别克案”的性质:反腐与政争 

  反腐运动影响深刻、广泛,且性质复杂。苏联存在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虚报瞒报棉花产量、以次充好等犯罪活动始终存在。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滋生,成为社会政治痼疾,反腐具有正当性。 

  棉花是超级政治任务,苏联中央一再要求提高棉花产量,但是往往不切实际。一方面,棉花产量与领导人的政绩挂钩,完成定额者受奖,否则受罚;而由于干旱缺水、霜冻等原因,提高棉花产量极为困难,地方领导人被迫弄虚作假。1961年2月,拉希多夫严厉批评布哈拉州未能提高棉花产量;弘吉拉地区许多人因瞒报产量而被开除党籍或刑拘。(17)1961年4月12日,塔吉克共和国书记吐尔逊巴依·乌尔加巴耶夫与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绍·多特胡多耶夫被指棉花生产和上交的报告数据“系统性造假”,而被撤职、开除党籍。据Я.С.纳斯里金诺娃称:乌兹别克共和国每年宣称上缴300万吨棉花,实际上还不到一半。案发前苏联中央多次接到举报,称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贪腐横行,不行贿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18) 

  腐败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土壤。所有腐败行为都依附于体制。各级官员、相关部门、甚至中央都有人从中获得好处。中亚的传统社会结构以血缘、乡土为纽带,腐败牵涉所有方面,几乎成为合法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官僚主义以及计划体制的弊端,腐败常常成为“被迫之恶”,略带市场性质的活动都被视为违法,很容易产生定性偏差。甚至如电工收取一篮糖果、牙医收取病人5卢布、搞文物鉴定也被认定为腐败行为。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反腐规模扩大。1980年,苏联破获受贿案6024起,1983年8568起,1985年10561起。而侵吞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的案件数量更大:1980年为67410起,1983年为79594起,1984年为85087起。案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等。以发案指数论,俄罗斯为38.2/10万人,白俄罗斯31.7/10万人,哈萨克共和国57.7/10万人,乌兹别克共和国为20/10万人到26/10万人。(19)戈德良回忆说:包括集体农庄主席、厂长、低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甚至普通劳动者都涉嫌腐败,数万人受牵连。(20)1986年夏天,2.2万人被判职务犯罪(到1980年代末,清洗了5.8万名干部),反腐酷似政治运动。 

  乌兹别克共和国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成为腐败“重灾区”。经过报刊反复宣传、报道,乌兹别克共和国似乎是贪腐和黑帮的中心,形象严重受损。雅科夫列夫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拉希多夫表现得特立独行,试图推行自己的某些想法。莫斯科当局不能容忍其擅作主张——哪怕是亲近盟友……至于说腐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乃至莫斯科,腐败难道就少吗?这些地方的政府在当时是犯罪的政府。”(21) 

  其次,反腐运动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戈德良反复强调,并无“乌兹别克案”,只有“莫斯科案”或“克里姆林宫案”。当事人判断,“乌兹别克案”源于苏共高层矛盾。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共和国书记在位多年,事实上成为终身制。凭借与勃列日涅夫的私交,拉希多夫长期担任第一书记;但拉希多夫与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关系疏远,甚至缺乏信任。1973年,安德罗波夫进入中央政治局,勃列日涅夫也任命同乡、朋友谢尔比茨基担任乌克兰共和国书记——而谢尔比茨基与拉希多夫矛盾尖锐,严禁拉希多夫的著作在乌克兰出版。(22) 

  勃列日涅夫希望将安德罗波夫调离克格勃,接替苏斯洛夫;任命谢尔比茨基的朋友费多尔丘克为克格勃领导人,并寻求中亚领导人支持。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视察中亚,并召集土库曼共和国领导人加普罗夫、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人拉希多夫、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库纳耶夫、吉尔吉斯共和国领导人乌苏巴列夫、塔吉克共和国领导人拉苏罗夫(拉苏罗夫一个月后去世,由拉赫蒙·纳比耶夫继任)。此前发生了几起与勃列日涅夫家族有关的案件(23),且苏斯洛夫去世,勃列日涅夫需要物色新人。库纳耶夫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拉希多夫担任候补委员已21年,有望担任政治局委员,这样,中亚领导人的分量就会上升。但勃列日涅夫不久去世。 

  安德罗波夫继任总书记后,刻意清洗勃列日涅夫留下的干部,对拉希多夫的态度剧变。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急于邀功,给拉希多夫打电话要求多交棉花;拉希多夫称:雨夹雪导致棉花冻死,难以完成任务,而戈尔巴乔夫坚持施压。(24)据说,盖达尔·阿利耶夫曾提醒拉希多夫:安德罗波夫准备对其提起刑诉。1983年10月31日,在调查委员会到达乌兹别克共和国前夕,沙拉夫·拉希多夫去世。 

  反腐运动为新领导人提供政治操作的空间。戈尔巴乔夫仿照安德罗波夫,重新洗牌以确立个人权力,并重新掌控中亚各共和国。(25)专案组需要找到指向乌兹别克共和国书记的中间环节,挖出其保护伞。许多作者指出,戈尔巴乔夫以领导人身份介入办案进程。1986年3月,戈德良专案组向戈尔巴乔夫越级汇报,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7月,专案组又向戈尔巴乔夫汇报,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威胁戈德良等,戈尔巴乔夫再次予以保护。 

  所谓“驸马案”(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班诺夫)被广泛传扬、渲染,但逮捕丘尔班诺夫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切布里科夫告诉丘尔班诺夫,逮捕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戈德良还坦言,他们直接受命于总书记:(26)“你要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我们对你也不会感兴趣”。另一位办案人员也说了类似的话。(27)侦查员卡利尼琴科曾认为,逮捕丘尔班诺夫是错误的,政治因素掺杂其间。(28)在丘尔班诺夫家里并未起获巨额赃物,但其被捕为“乌兹别克案”划上句点。丘尔班诺夫后来表示:他招供是因为遭到死亡威胁。1989年8月29日,胡达依贝尔德耶夫在法庭上承认:他咬出丘尔班诺夫缘于逼供。(29)经调查,苏联最高检察院确认:丘尔班诺夫“缺乏犯罪要素”。丘尔班诺夫被判12年,但于1993年提前出狱,之后多次要求平反遭拒,于2013年10月7日去世。(30)国家杜马议员亚·欣施泰因曾提议为其平反:丘尔班诺夫对俄内务部贡献巨大,对其判决是政治判决,“审判的不是具体的丘尔班诺夫,而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31)但是至今未果。 

  第三,反腐并无统一的法律标准。专案组材料成为人事调整的依据。(32)专案组需要找到库纳耶夫、苏哈列夫、所罗门采夫、谢尔比茨基等人的贪腐罪证,而被捕的乌斯曼霍加耶夫还指证利加乔夫、格里申、罗曼诺夫等领导人腐败。1989年5月12日,专案组负责人伊万诺夫在电视节目中指利加乔夫、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杰列比罗夫都参与了贪腐。戈尔巴乔夫担心威胁自己,下令停止调查。 

  专案组急于获取口供,在办案时涉嫌刑讯逼供。曾拷打、侮辱、威胁要逮捕或迫害嫌疑人的家人。一些人被迫指证、诬陷别人,许多口供很难采信。当时刑讯逼供较为普遍。侦查员伊留欣曾表示,戈德良办案方法不当,耻于与他共事;但有人指出,伊留欣本人于1984-1986年间在奔萨州办案时也曾运用不正当方法(包括给嫌疑人吸毒(33)),而他经手的多数案件最后都被平反。这表明:当时苏联的法制状况较为恶劣,戈德良专案组并非特例。 

  乌兹别克共和国确实存在戈德良所说的黑帮,这些黑帮各有地盘,且与腐败官员有关联,但专案组并未调查。(34) 

  1989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成立由普戈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调查戈德良专案组破坏法制的事实,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成立调查委员会。(35)两个委员会一致认定:戈德良等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之后,戈德良等人被指责、甚至仇恨和诅咒。戈德良辩解:专案组只侦办62人,大肆逮捕官员和民众的“乌兹别克案”与他们无关,是各级政府借机镇压民众。戈德良称:他曾与伊万诺夫向戈尔巴乔夫提交内参,要求只抓首恶(36),但错误未被纠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反腐运动似乎成为1937年的重演:社会恐慌、人人自危;许多人此时是陷害别人的帮凶、彼时又成为受害者。亚·纳斯里金诺娃后来称,她因所谓贪腐案而代价惨痛,目睹对她栽赃诬陷、落井下石的检举材料后,心寒不已,从此不愿再回家乡。(37) 

  关于“乌兹别克案”的性质,也有“阴谋”说:是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世界主义者从内部搞垮苏联的步骤,意在挑起民族矛盾,打击忠于中央的拉希多夫等人;戈尔巴乔夫沿袭这一政策,在中亚引爆民族矛盾。(38)当然,这种说法仅限于推论。 

  三、“乌兹别克案”的后果:“本地化”政策与苏联解体进程 

  所谓“乌兹别克案”并不限于乌兹别克共和国一地、也不限于反腐领域,而是演变成一场波及全苏的运动。 

  对于中亚-高加索来说,首先意味着民族-地方精英的世代更迭。在乌兹别克共和国,不仅拉希多夫这样的政治元老终结,其继任者也遭清洗。领土广袤、地位重要的哈萨克共和国也完成换代。更换在任多年的领导人乃是必然,但各级精英借机博弈,打击对手。1986年,苏共中央认为库纳耶夫与勃列日涅夫私交甚深,是“停滞”时期的象征,主政多年,围绕他形成了帮派,因而对其很反感。(39)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等人竞争激烈,而库纳耶夫与罗曼诺夫关系良好,也令戈尔巴乔夫反感,决定让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40) 

  1985年,主政吉尔吉斯共和国23年的图尔达昆·乌苏巴列夫(2015年去世)被撤,代之以阿普萨马特·马萨列夫,表面理由是他违规用党费建政府大楼;(41)其他领导人也都由戈尔巴乔夫的亲信或同乡充任。1985年,土库曼共和国书记加普罗夫离任,由萨巴尔穆拉特·尼亚佐夫继任,标志着“查尔周省家族”(萨普加罗夫的出生地)在政坛的终结。    

 

  其次,人事调整引发地方精英的激烈反弹和政治对抗。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对拉希多夫采取行动之后,军警逮捕大批群众,将反腐人为扩大化以转嫁矛盾,引发社会不满和恐慌,对抗中央政府。“棉花案”后,苏联政府限制乌兹别克语;(42)禁止过肉孜节,民族习俗被视为封建残余;举行传统婚礼被视为复古,参加葬礼、读经和听祈祷的干部视为参与宗教活动。运动牵连大批民众,伤害了民族自尊,导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这种外部形象又被内化,消极影响大众。腐败案发后,共和国的抢劫案迅速攀升。1984年发生308起武装劫持和袭击案,1406起抢掠和5101起入室盗窃案。直到1980年代末,共和国共计有数百个犯罪团伙。(43)在哈萨克共和国,苏联政府不顾库纳耶夫的贡献和威望而将其撤职,这一鲁莽决定羞辱了库纳耶夫,于1986年12月引发阿拉木图事件。苏联政府定性为“民族主义表现”并予以严惩。同时,吉尔吉斯共和国也揭出“民族主义者”——史学家谢·阿·阿托库罗夫在讲课时提及吉尔吉斯人的部落结构。(44)纳扎尔巴耶夫指出,苏联中央令哈萨克共和国蒙受民族主义恶名。阿拉木图事件的参与者有民族意识,但并无排他性民族主义,仅是反对苏联中央的人事决策。另一方面,库纳耶夫与纳扎尔巴耶夫等人存在竞争,库纳耶夫也想借运动打击对手。1986年7月,有人(就是库纳耶夫)提议正在塔什干办案的卡利尼琴科急飞阿拉木图,搞一个“哈萨克案”,矛头直指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45)1989年4月12日《文学报》发文称:令卡利尼琴科遗憾的是没能搞一个“哈萨克案”。库纳耶夫曾提及:卡利尼琴科试图搞“哈萨克案”,是个没教养、没良知的侦查员。(46)卡利尼琴科后来称:已经找到了库纳耶夫的贪腐证据,因其年迈多病,不忍将其逮捕。(47) 

  干部重组破坏了民族-边疆地区脆弱的政治平衡。旧精英被打击,但仍有很大政治能量,可能展开对抗——阿拉木图事件就是体现。苏联末期,中亚、高加索(尤其是车臣)爆发的民族冲突与苏联精英的政治斗争、民族精英的报复性反弹相关,甚至直接与反腐相关——民族冲突客观上成为民族-边疆地区精英博弈的工具。如,1989年费尔干纳爆发乌兹别克族-梅斯赫特人冲突、1990年奥什爆发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二族冲突都有当地精英在挑动。忠于苏联的保守派(他们往往代表了稳健、保守的力量)已被清洗,新任领导人(如卡里莫夫、阿卡耶夫等人)都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多支持激进变革,甚至有反对派色彩——这是决定苏联政治走向的重要背景。反腐、政治清洗、精英更迭,强化了民族-边疆地区的离心趋势。 

  第三,“乌兹别克案”暴露了苏联民族-边疆政策(“本地化”政策)的弊端,终结了实施30多年的“本地化”政策,同时也陷入新的危机。1920年10月10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刊发的《苏维埃政权对俄国的民族政策》提出“本地化”思想的雏形:“必须使边疆地区的一切苏维埃机关,即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直接政权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48)之后在边疆付诸实施。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本地化”政策成为中亚-高加索的稳定制度:任命、倚重民族精英,给予自主权,换取其对中央的忠诚,确保中央对民族-边疆区的控制。适应中亚、高加索的社会结构,民族精英保持了政治稳定和族际和谐,并执行了遏制民族主义的方针。在中亚,乌兹别克、哈萨克二共和国地位最高,第一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听任部分预算被民族精英私分,攫取许多合法、非法的经济利益。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弊端凸显:贪腐普遍化,政治公平被牺牲。其后果是:民族精英的利益日益固定化,家族主义、裙带风盛行,大量任命亲族和亲信,形成盘根错节的网络,他们只需获得上级信任就可确保前途无虞。有作者写道:“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捞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统统变成商品”;“总书记的亲信之中,拉希多夫广受欢迎。他熟知莫斯科官员们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任何一位负责官员都不会从乌兹别克空手而归。他不希求因刚刚为他人效劳就获取回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广交朋友,以便万一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人家能预先提醒他。”(49)据卡利尼琴科说,勃列日涅夫的朋友不可撼动;若遭举报,就会安排其退休,予以保护。(50) 

  第四,“乌兹别克案”与苏联解体进程存在关联。西方密切关注苏联的反腐行动,借机发起舆论战。克格勃副主席菲利普·鲍勃科夫指出,西方将“乌兹别克案”宣传为苏联对殖民地的奴役、莫斯科对民族力量的镇压。(51)西方情报部门注意到反腐的消极后果:“戈尔巴乔夫的反腐败计划在中亚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实施过程中加入了报复性因素,在哈萨克等地被视为削弱当地权力,强化莫斯科管理力度的一种手段”;“在很多地方,该政策还被视为一种民族压迫”,而公开化政策继续推波助澜。(52)因此舆论反弹巨大。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报刊基调与此吻合。1990年1月30日乌兹别克共和国《农村报》(С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刊文,认为戈德良、伊万诺夫专案组的活动令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名誉受损:“似乎这里的人都是小偷、受贿者、窃贼”,我们没有忘记诸如“乌兹别克斯坦是办案的东部试验场”、“专案组的东部战线”等无耻说法(53),激起大众对反腐运动的反感。 

  70多年的苏联历史来审视“乌兹别克案”,会获得一个新维度。斯大林对民族-地区精英周期性清洗、更换,避免形成地方性-民族性利益集团,以铁腕完成了政治世代更迭;但消极方面是:严厉压制导致社会空气紧张,且不免形成路径依赖。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对干部无比宽大,走向另一极端。以利益让渡为代价,让民族精英长期主政,堪称是饮鸩止渴,纵容腐败,实质性地导致民族-地方性利益集团坐大。而反腐运动类似斯大林时期,与“民主化”精神相悖,反弹剧烈。面对压力,官僚阶层裹挟群众的能量与中央对抗,转嫁矛盾。 

  苏联时期中亚的政治结构中,乌兹别克共和国地位甚高,苏联政府通过控制塔什干而控制中亚,因而该共和国被多次清洗:1929年,斯大林以反对党内小集团为名对知识分子进行清洗;1929年,共和国领导人雷斯库罗夫、拉希姆巴耶夫、图拉库罗夫等人被指宣扬民族主义,相继爆发“伊纳哈莫夫案”、“卡西莫夫案”、“18人集团案”等;(54)1932年揭出“胡达伊贝尔戈诺夫案”;1934年基洛夫遇刺到1938年间,共和国有4万多人被清洗,其中730人被作为“人民公敌”枪毙;1938年,共和国书记阿克玛尔·伊克拉莫夫、费祖拉·霍加耶夫因参与托派组织被枪决;1946年到1950年代,卡哈尔、古里亚姆、卡尤莫夫等作家因宣扬民族主义被逮捕;(55)1951年4月8日,共和国党委通过决议,禁止宣传民族文化(诸如木卡姆、《塔希尔和祖赫拉》等等),反对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 

  “乌兹别克案”类似斯大林式的清洗,也是对“本地化”政策的否定和终结:“它证明了:几十年来,莫斯科当局一直容忍一部分联邦预算资金在地方民族上层人物中分配。莫斯科给钱,而地方上层报以效忠和驯服。从安德罗波夫时期起,莫斯科打破了这种惯例”;(56)“乌兹别克案”撕毁了莫斯科与塔什干之间的协议。(57)“本地化”政策令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代际更迭周期过于漫长,民族-地方势力已成气候,与之斗争丧失天时、地利、人和,因而反腐引起消极后果总爆发。由于缺乏强大控制力,“去本地化”进程客观上只是切断了中央与中亚的联系,令苏联政府在中亚丧失干部基础——政治局里缺乏出身中亚、熟悉中亚事务、能够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局委员,因而对中亚有失控的危险。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地下经济已成气候,而反腐令苏联陷入悖论。有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影子经济”和西方都对苏联的反对派(总计数万人)提供物质支持,形成一股力量。据估算,1960年“影子经济”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4%,1988年达20%,1990年为12%——之所以下降,是因为许多非法经济活动已被合法化。而民族-边疆地区的“影子经济”的比重比苏联核心区大得多,在外高加索和中亚达到49.7%(亚美尼亚则达到64.7%)。1970年代末之后,62%的苏联公民靠私营活动(包括非法和合法活动)赚钱。(58)在“乌兹别克案”中,正当经营活动被视为腐败而遭到打击,因而不得人心。鉴于公有制之下,通过“影子经济”而聚敛的财富始终是非法所得,精英和民众都感到威胁甚至恐慌,希望放弃公有制——这也是1991年后各国迅速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社会心理基础。 

  四、“乌兹别克案”与当代中亚 

  1990年前后,乌兹别克共和国民族情绪高涨,“乌兹别克案”成为苏联体制无能、民族政策不公的实例。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中,伊斯兰·卡里莫夫成为共和国领导人;顺应国内趋势,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迅速宣布独立。卡里莫夫总统表现为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1991年12月25日,卡里莫夫宣布大赦“乌兹别克案”的所有当事人。(59)在大震荡之后,对于确保该国社会政治稳定、收拾人心来说,卡里莫夫总统的善政乃是重要步骤。 

  “乌兹别克案”的愤懑情绪成为独立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新起点。该国重审“乌兹别克案”,重估族际关系。沙拉夫·拉希多夫被推崇为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为其树立纪念碑;1992年出版《拉希多夫文集》等,为其辩护和正名;锡尔达利亚州的伊利切夫地区被更名为拉希多夫地区(2004年又再次更名)。 

  如果说,1924年到1936年间苏联的民族划界和行政建制意味着“本地化”开端,1991年后中亚-高加索各国的独立进程或可视为新一轮“本地化”进程(“再本地化”)的延续——甚至1991年后俄罗斯-中亚关系也可从“本地化”角度观察。 

  苏联的消极问题可以部分地解释新独立国家面临的现实困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史观中,诸如集体化、“大清洗”、“乌兹别克案”都是该国现代史上消极一页。乌国史学家对苏联时期评价消极,成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杠杆。该国宣布:乌兹别克民族始终坚持反抗外来压力,反抗殖民统治,终获独立。后苏联国家消极评价俄帝国时期较为常见,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通常很谨慎、或平衡看待;而乌国则推行“去苏维埃化”措施:对城市、街道、文化设施更名,消除帝俄和苏联痕迹;拆毁许多象征苏联时期的桥梁、建筑;1999年5月,组建“大清洗受害者”纪念委员会;7月,成立“纪念大清洗受害者”基金会;1999年到2001年5月,筹备出版纪念“大清洗”的著作;2001年8月31日,在塔什干设立“大清洗受害者”纪念日并建立了“大清洗”受害者纪念馆;持续消除苏联电影、文学、课本的影响。去俄罗斯化、“去苏维埃化”举措至今还在延续:一些老树被斫伐;一些与帝俄和苏联相关的文化设施(如普希金纪念碑等)被移除或拆毁。 

  针对“乌兹别克案”,乌国史学家指出:“莫斯科派来的反腐斗士们的活动使共和国民众蒙受苦难。”(60)反腐运动具有明确的反乌兹别克倾向:大量乌族干部被换成俄罗斯族;13个州党委第一书记中有10位被撤职,其中5人被捕,1人被枪毙,共和国党中央委员的四分之一被换掉。因中央对该共和国的控制有所弱化,苏共中央发动人民反对本族领导人。(61) 

  对其他历史问题的看法也趋于消极化。如,1966年塔什干大地震造成毁灭性破坏,伤亡巨大。苏联政府大力支持重建,但乌国历史课本只是笼统地说,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共和国有许多新建工程(包括大规模住房建设),同时也犯下很多错误。比如:新建小区主要安排其他共和国的人口,本地居民的住房没有天然气和水、供暖设施。(62)关于1989年乌兹别克族-梅斯赫特人冲突、1990年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冲突的事件则认为:乌兹别克人民与此无关,是中央借族际冲突推行强硬政策,掩盖其犯罪实质。(63) 

  “乌兹别克案”的悲情解读为乌-俄关系投下阴影。《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中学课本浓墨重彩地强调乌兹别克三汗国(浩罕、布哈拉、希瓦)的历史地位,其他独立国家的出现是沙皇当局、布尔什维克耍弄阴谋的结果;(64)俄国征服导致中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亚经济首先要满足俄国的经济需求(65),让该地区多数国民保持文盲、落后状态。2002年,俄罗斯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Д.留里科夫致信抗议,要求停止出版类似历史书;而乌国拒绝参加俄罗斯主导的国际组织,不信任俄罗斯对中亚政策。 

  腐败与政治-司法制度有关,也与历史和民族传统、中亚社会结构和血缘、乡土因素有关。1990年代后,中亚各界热议的裙带风(трайбализм)其实是普遍现象,乌兹别克斯坦仍受到影子经济、营私舞弊等消极问题的困扰。卡里莫夫谈及:“在苏联时期,这一现象过于庞大和丑陋,而乌兹别克斯坦也继承下来了”,影子经济“在社会中的存在产生了集团犯罪”,威胁社会政治安定。(66)腐败乃是中亚转型社会都存在的问题,也是对以往的惯性延续。 

  “以棉为纲”的机制下,乌国在棉花生产方面也沿袭了苏联时期的弊端。1989年2月27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苏联检察院关于非法使用童工的纪要》的决议,通报了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共和国运用童工拾棉花、收烟草的情况。(67)今日乌国仍高度重视棉花出口,每年都强制性要求中小学生在收获季节无偿收棉(西方媒体攻击为“奴隶劳动”);公职人员为完成定额,花钱找人顶替,表明该问题的历史继承性。 

  如前所述,学界对“乌兹别克案”等苏联后期的重大事件缺乏应有估计。 

  首先,对“乌兹别克案”的分析可知,民族问题并非苏联解体的原因——不同形式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而民族矛盾大爆发只是苏联罹患恶疾的症候,本身却并非致死的病因。无论是斯大林的强力清洗、还是后来的“本地化”政策乃至“乌兹别克案”其实都是极端政策,是一条从严酷到过度宽松、到重回严酷的路径。民族-地方精英周期性更迭(避免形成稳定的民族-地方特征的政治集团)与政治稳定之间丧失平衡感。 

  其次,当代中亚国家的内政外交的演化植根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的现实可以表明:其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正是“本地化”政策的某种延续。 

  其三,今日俄罗斯等国沿袭“本地化”政策(如在车臣共和国)。这种政策的优、劣势都很明显:短期内奏效,能够控制局面,保持稳定;但却演变为一种超级政策,形成某种特殊地位、特殊体制;易于形成个人势力、出现贪腐恶政,具有脆弱性,其经验教训值得深入反思。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合肥)2019年第20191期 第100-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