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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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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食物购买证政策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0年02期) 

内容提要 1941年德国的入侵,加剧了苏维埃政权本已存在的粮食危机。为了攻克粮食不足的难关,国家在后方颁布了食物购买证政策,将城市居民分为四类两等,凭证定量供应粮食。实践中,该政策受到了粮食供给不足和影子分配的困扰。对此,政府千方百计拓宽供应渠道,不断加强对粮食资源的监管。在联共(布)积极作为社会各界和外国盟友的竭诚襄助下,购买证政策的运行日益良好,对保证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提高关键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政策自带的诸多差异性,也引发了社会非议,有待于农业改革解决。 

 食物购买证 定量供应 四类两等 影子分配 

    

  卫国战争史是俄罗斯凝聚民心、弘扬爱国主义的宝贵历史资源,也是各国苏联史学界不衰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同仁在这方面的研究愈益深入表现为将目光向下,关注不同群体在战争中的作用或命运薄弱之处是较少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其实,随着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芸芸众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折。在饮食上,粮食供应成为最尖锐的问题战争爆发不及一月城市居民就开始凭证购买食品。食物购买证是在食物短缺情况下发行的一种票,上面印有食品种类定量标准和标注了使用日期的副券。顾客在购物时必须出示此证,以表明自己有权利购买该食品,而后撕下副券付款交易。食物购买证政策下民众的粮食供给情况如何本文尝试利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食物购买证政策的出台 

  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展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牧业生产力。一五计划期间,谷物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二五计划时期又降为7290万吨,均低于集体化前1927年的7683万吨。畜牧业损失更大。1933年,牛、马、羊、猪的存栏头数只及1929年的一半左右。因此,在战前,食物短缺就已呈现。乌克兰共和国的很多州,面包断货严重,只能限购。在哈尔科夫市奥尔忠尼启则区和十月区的商店里,每人的购买标准是500克,斯大林区是450克。波尔塔瓦州是400至2000克不等。可以说,粮食供应已成为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1941年德军的进攻加重了粮食匮乏态势希特勒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等重要的农业区,使苏联失去了10.7万个集体农庄、3000个机器拖拉机站和40%的播种面积丢掉的土地,可以生产全国84%的糖和38%的粮食农村中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男性都上了前线,拖拉机、汽车、马匹等农机设备也被征用。物力人力的损失和转移使粮食产量骤减。1940年的谷物收成是9550万吨,而到1942年仅为3000万吨,猪的数量也从2250万头减少到610万头供给量的锐减必然殃及需求。而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入伍军需又大大增加。因此,战争伊始,粮食不足就是凸显的难题 

  为了优化配置数量和品种都非常有限的粮食资源,苏维埃政权决定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严格计算,并以低于市场价的配给价格凭证定量分配食物购买证应时而生 

  1941年7月16日,莫斯科市商业部签署第289号命令:《关于在莫斯科市对某些食品工业品实施票证》,宣布从1941年7月17日起,对以下食品凭食物购买证销售:面包,烘焙食品,面粉,谷物,通心粉;糖和糖果;动物油,植物油,人造黄油,肉和肉类产品;鱼和鱼类产品从决议内容可知,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上述食品在首都就已脱销。于是,莫斯科通过凭证定量供应,使短缺食品能够广泛惠及城市居民。 

  继莫斯科之后,多地也很快陷入供给困境。1941年8月22日,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布第312号命令:《关于在一些城市、工人新村和城镇对面包、糖和糖果实行票证》,规定不得晚于1941年9月1日,在197个城市居民点,对面包、糖和糖果施行食物购买证政策 

  该决议将城市居民分为四类: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职员,工人和职员的家属,12岁及以下儿童。其中,国防、煤炭、石油、化工部门,黑色和有色冶金部门,机器制造业、机床制造业,电力、交通和建筑部门,以及从事季节性工作的林业、泥炭和渔业部门的工人和职员是一等定量: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每人每天凭证可以购买800克面包,在9月每人可以获得800克糖和糖果;相应地,职员为500克和600克;家属为400克和400克;12岁及以下儿童为400克和600克。在工业、交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工作的工人和职员,以及未列入一等的城市人口是二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分别为600克和600克;职员是400克和600克;家属是400克和400克;12岁及以下儿童是400克和400克 

  8月决议内容可知食品资源的分配原则是“四类两等”。规则的制定,考虑到了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及年龄因素,但最主要的依据还工作对于国防重要意义因此,四个群体中,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尤其是重工业工人在分配链中处于高位。再从定量上看,消费标准稍微拉开了档次。不同群体的食品定额有异,同一群体的工人亦或职员,两个等级之间也保持着100—200克的差别。 

  这样,1941年9月1起,凭证供应三种食物的举措在197个城市工人村和城镇推行,11月10日几乎覆盖了国家所有城市居民点由此可知配给政策肇始于首都,一个半月后向全国推广,且速度很快,不到4个月就遍及所有城市。配给范围的迅速扩大,映射出面包、糖和糖果在当时是相当紧俏的商品 

  1941年10月19日,苏联政府颁布第2148号决议,宣布自11月1日起,在全国42个主要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对肉、鱼、脂肪、谷物和通心粉实行票证供应其中,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每人每月可购买肉和鱼1800克、脂肪400克、谷物和通心粉1200克;相应地,职员是1200克、300克和800克;家属是800克、200克和600克;12岁及以下儿童是400克、300克和800克可见,配给种类在增多。继9月份的三样食品之后,11月份又添加了五种,表明这些食物也进入紧缺状态。再从定量上看,对这些高热量和高营养食品的分配,四类居民内部虽未设等级,但彼此之间的差别远甚于面包和糖,肉和鱼的最高差距达到1400克。 

  在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较量中,定量配给不仅是保障居民生存的理性供应方式,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杠杆。因国家需要将西部的生产力迅速转移到东部,并在那里建立军事工业基地。战略任务的完成,催促原料、燃料、动力、军工等行业必须快马加鞭。为了调动这些部门的劳动热情,国家在上述大众标准之外,对相应企业的工人提高了定量。这样,在食物分配链中本已占据优势地位的工人群体,又细化出多个层次。 

  高踞食物金字塔顶端的是高危职业,包括在井下、有毒和高温车间,以及从事繁重劳动的地下工作者、铸工、玻璃熔炼工等,他们每天得到1000克面包。其余食品分成特别高和更高的定量两个档次,肉和鱼的特别高定量为每月4500克,更高定量是3200克;同理,脂肪为1000克和900克;谷物和通心粉是3000克和2000克位于危险职业之下的是军工企业。1941年12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在第2273-1028cc号决议中,发布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企业的特别名单,包括航空、化工、坦克、煤炭、石油、电力、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这些行业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比普通标准中的工人类别拥有较高的定量每人每月得到肉和鱼2200脂肪600谷物和通心粉1500据此,工人群体内部的消费标准,可以细分出特别高、更高、较高和普通四个层次。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四个层次在面包的占有量上差别不大,差距仍主要体现在高热量食品上。如特别高定量者的面包数额,仅比大众标准的一等工人多出200克,而在肉、脂肪、谷物的占有量上,均是后者的2.5倍。 

  总之,1941年德国的入侵,加剧了苏维埃政权本已存在的粮食危机。为了战胜短缺困难,国家在后方实施了食物购买证政策,这是绝对必要之举。将粮食由国家统筹安排,有利于其节约和更合理使用。而凭证定量、且按低于市场价的配给价格销售,可以避免稀缺资源的集中,保障最广泛社会成员的生存权益。特殊时局下,定量供应不仅是求生的方式,还是提效的工具。工人群体内部呈现的四个供给层级,为“四类两等”的消费原则,增添了更大的差异。但基于战争状态,国家对为捍卫政权做出突出贡献者,给予优于大众定量的非常待遇,也是合乎情理的。此外,从购买证政策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只限于城市居民点,不涉及农村。因此,该政策反映出城乡分配差别。只有城市居民,才有权按照国家规定,获得固定数量的配给,拥有相对稳定的饮食保障。 

    

   粮食配给不足与国家拓宽供应渠道 

  票证局是实施食物购买证政策的机构。战争之初组建的食品和工业品票证局,隶属于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市级和区级票证局,负责分配票证、监督和检查票证发放的正确性两项业务 

  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是负责粮食分配的组织。战争之初,分配食品的机构是国家指定的商店。为了优先保障工人的粮食供应,1942年2月19日,政府颁布决议,在企业和交通部门设立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许多商店、食堂、各类农业附属企业等都归其管理这样,60个国民经济部门都建立了供应处,其任务是凭证对本企业的工人、职员,及其家属和12岁及以下儿童出售食品。于是,四类群体的配给,转为主要在供应处管辖的内部食堂和商店解决。在上述机构的合力作用下,食物购买证政策得以贯彻。 

  购买证政策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消费标准有时无法兑现。政策实施之初,粮食主要来源于战前的储备。但德军的突袭,使西部各州70%以上的动员储备未能抢运出来1942年末,国家的粮食储量只达到1940年的57%,其中能够凭证销售的不超过一半1943年,农业又遭遇严重的旱灾。因此,在后方,即使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实践中也仍然会受到供给不足的困扰,表现在三方面。 

  能按时发放食品。1942年,莫斯科居民在3月份才买完2月份应该供应的谷物和糖,鱼、鱼肉产品及肉类产品根本就没有发放。而凭3月份的购买证在当月只获得了鲱鱼,还是按照四类居民人均200克的标准分发的1942年10月中旬,克拉斯诺达尔市每天不能按证售出的面包达到15吨1943年1月和2月,在索契,凭面包证未得到的面包超过200吨由此可知,持有购买证的居民,不一定能够在指定的日期准时获得配给,或者延后或者根本就买不到这种食物。 

  未按政策规定供应。从1941年11月起,国家宣布对肉、鱼等食品凭证销售。因食物匮乏,摩尔曼斯克州无法按照国家颁布的定额分配,使用了另一套规则。工人和职员每月从内部食堂得到1000克肉,1000克鱼,最多1500克谷物。当时,脱产居民包括孩子在内,除了面包什么食品也得不到1942年1月26日,摩尔曼斯克州执行委员会颁布第4号命令,临时缩减面包的日供给量。自1月28日起,应得800克者只得到600克,相应地,600克、500克和400克变为400克、300克和250克遭封锁的列宁格勒更为严重。它三次降低定量,1941年11月20日至12月25日,面包供应减至最低标准,工人一天发放250克,其他三类人是125克指导员雅库尼娜在1943年529日的呈文讲述在加里宁的纺织联合工厂和机械厂,四类人得到的面包都低于规定的标准,其他食品根本没有配发从上述史实可知,居民能够获得的食品,在种类和数量上有时达不到国家的要求。 

  食品里放入掺杂物。被包围期间,列宁格勒虽不断下调定量,但面粉里还要掺上糠、麦芽、燕麦、谷壳和各种代用品,它们占面包总量的50%。尽管如此仍不能充足供应,于是想往面包里加什么就加什么阿尔泰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报告,由于1943年农作物严重歉收……食品里添加猫和狗的尸体、野草和草根1943年,社会检查员对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下属的食堂和商店进行检查,在莫斯科州国际工厂发现含有杂质的面包;在莫斯科州斯维尔德洛夫细呢工厂,查出带有煤油味的夹生面包可见,发放的食品时常会变成一个“集合体”,难以原汁原味。 

  由以上三项内容可知,政策规定的配给标准,在执行中遇到了变数。无论莫斯科、列宁格勒这样的大都市,还是极北地区、边疆区,都碰到了不同程度的供应危机。可以说,城市居民凭证获得定量食物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为了保证购买证政策的顺利推行,苏维埃政府积极寻求解决途径,努力增加粮食供给。一是确保存量农田收成。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不致因劳动力不足减产,1942年4月13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规定,战争期间,有劳动能力的庄员每年必须完成的劳动定额,产棉区为150个劳动日,产粮区和畜牧区为100—120个劳动日农忙期间,各级苏维埃都动员城市居民下乡,有330万城市职工和学生义务参加田间劳动可知,国家采取了强制劳动和义务劳动的办法,力保现有农业区的产量。二是扩大东部耕种面积。西部和南部领土被占领后,苏维埃政权迅速组织东部的垦荒。1942年,东部的粮食播种面积比1940年增加了2.3亿公亩。其中远东和中亚增长最快,分别提高了30%和20%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甜菜和油菜籽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与1940年相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油菜籽种植面积,在1942年依次升高了37%和27%“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开垦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补蒙受的损失。三是恢复解放区的粮食产能。对陆续夺回的农业区,政府积极复兴地力。1943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决议:《关于在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地区恢复经济的紧急措施》,其对经济的复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到1944年1月,有20多万头牛、数十万只羊、几万匹马从疏散地返回解放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回暖,到1944年不仅完成了国家任务,还超额交售数千万普特粮食作为国防储备。1945年,解放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已达到战前的75%无疑,许多原本就是重要产粮区的振兴,大大助力供给。四是争取外援。为了打赢这场保卫战,苏联在战争之初就向盟国求援。而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德国法西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威胁和敌人,保卫美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借助苏联、援助苏联,以尽可能减少美国的伤亡。于是,通过《租借法案》,美国等盟国向苏联援助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食。1941—1945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共向苏联发送了491.5818万吨粮食,包括面粉、饼干、糖、动物油、猪肉、牛肉、巧克力、豆粉、奶粉、脱水蔬菜、罐头、人造奶油、乳酪等虽然除婴儿奶粉外,这些进口食品都优先供给军队但对补充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也颇有益处 

  综上所述,面对缺粮困难,苏联政府对内增加生产、对外主动化缘,殚精竭虑充实粮食资源。在国家的积极作为下,各地区陆续走出低谷,尤其是1944年乌克兰的大丰收,使得当年的粮食收购量超出1943年11亿普特,这对改善城市居民的供应起了很大作用,1942和1943年普遍存在于苏联居民中的饥饿状态消失了 

    

   影子分配不绝与政府加强粮食监管 

  影子分配是购买证政策在实施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手握权力的官员,以及与分配票证、发放食品工作相关的从业者,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非法参与食品资源的再分配。 

  表现之一是票证局监守自盗。票证局里最便利的盗窃者首推出纳员。在克拉斯诺达尔票证局,出纳员苏卡契偷窃16783张食物购买证和5179卢布,并潜逃在新西伯利亚票证局,出纳员利娅施科因盗窃15277卢布被捕,在她那里还发现少了309878张购买证和副券 

  票证局领导也介入欺诈。在副局长杰列维扬琴科的领导下,伏罗希洛夫斯克票证局的出纳员和检查员,将应该烧掉的票证据为己有,或根据假介绍信为乌有之人开具食物购买证在斯科沃罗季诺区票证局,局长诺维科娃和出纳检查员列翁季耶,共偷窃总量达1070千克面包的票证和副券,还有14696卢布现金。他们还试图伪造票证局遭抢劫的现场,为此被判处10年监禁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票证局局长拉济科,除拥有自己的购买证和补充营养外还为自己和两名家属非法搞到了按照极北地区标准供给的较高定量食物购买证  

  表现之二是近水楼台者疯狂掠卖财物。鄂木斯克卫戍部队专供局局长萨德科娃,通过伪造介绍信,非法得到价值200万卢布的食物购买证,她还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代办网络。这起案件有19人被逮捕,其中一人被枪毙,萨德科娃被判处10年监禁,余者获5—8年徒刑特列布希娜是梁赞市林业粮食贸易托拉斯发放票证的全权代表,通过登记杜撰的人,她得到了10名儿童购买证和2名家属证房屋管理员莫罗佐夫,从几个并未居住身上获得了若干购买证切尔登工业联合企业的出纳员,因用票证交换手表等贵重物品被判处3年徒刑商店里的盗窃极其简单。首先发布一个销毁面包等食品副券的假公告,然后按照国家的配给价格把钱交给收款处,根据似乎毁掉了的副券数量选出食物,再按投机价格倒卖 

  从以上两种表现形式可知,出于人性的贪欲,上至票证局局长、专供局局长等领导干部,下到出纳员、检查员、房管员等各类公职人员,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伪造偷盗票证、投机倒把,中饱私囊。在粮食贵如油的年代,其贪污的数额之巨,令人咋舌。这些罪恶勾当导致大部分定量食品转入影子分配领域,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的粮食供应,束缚了购买证政策能够发挥的效果。 

  面对上述乱象,苏维埃国家认真查找政策和监管漏洞,全力清除购买证政策运行路上的绊脚石。 

  第一,建立健全监督机制。1942年5月1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决议,宣布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成立统计和监督定量供应人口局1943年7月,该局被改组为定量供应管理局,还设有分局及秘书处这样,管理全国粮食供应的中央机关诞生。1942年7月,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下达命令,在各加盟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以及边疆区、州、市和区的商业分部之下,设立食品和工业品票证监督统计局。严格监督供应的定量、票证分派的正确性,以及供给食品的情况。可知,自1942年7月起,地方的各级监督统计局也将行动起来此外,国家动员企业和机关的工会积极分子、食品店委员会和食堂委员会,参与检查票证的发放和统计工作。在设有工人生活用品供应处的企业里,成立了工人供应委员会,它是在全体工人大会上选举产生的。而在各车间或者大会的换届会议上,还降生出社会检查员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各级监察机构、群众组织和监督员都配备起来,众人拾柴同不法行为作斗争。 

  第二,打击投机倒把。1943年1月22日,苏联票证总局颁布《关于加强同盗窃和倒卖食品和工业品作斗争》的决议,其在加强监督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研究了同非法发放食品、直接偷窃食品做斗争的措施,以及保障向居民足量、及时发放食品的措施。为此,还成立了国家商业检查总局这一专门机构,它除了监督商业和大众餐饮企业发放的食品外,还负责同各种滥用职权行为作斗争1943年2月1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布《关于加强工会组织同倒卖和偷窃食品作斗争》的决议总之,国家成立专管机构、采取专项措施,坚决制止盗窃倒卖粮食资源的行径,切实保障持证居民的定量供应。 

  第三,规范票证体系1942年11月13日,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布第380号命令:《关于规范面包、某些食品和工业品的票证体系》,宣布从1943年1月1日起统一票证样式。在出示标准介绍信的情况下,才能发放票证。介绍信并非无偿获得,需要支付5戈比可见,国家对票证本身的管理也更为严格。票证式样、介绍信格式的标准化,以及介绍信的商品化,使这些媒介更加规范,既便于国家的统计和核查,又挤压了造假空间。此外,1943年8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达第372号指示,规定由大型城市的票政局,如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来组织统计定量、提交供应计划工作,安排印刷并向各地分发票证这样,票证的印刷和分发只能由大城市的票证局操作,限制了中小城市和区级票政局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四,严惩违法者。目前的材料显示,尽管国家层层设防,非法行为仍屡禁不止。各级机构多次进行大型检查,将目无法纪者绳之以法。1944年6月,各加盟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在54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全面检查票证定额,共查出80355张非法得到的面包证等食物购买证,67866张伪造的标准介绍信。还发现20115人的定量过高,36879人得到较高供应标准的票证。因非法获得标准介绍信和票证,商业人民委员部向法院移交了2408起案件,对1103人给予行政处分同年,票证局也进行了类似的检查,共发现76287起违反法律和票证规则的案件。票证局向法庭调查机构移交了5239起,其中1543人被判处不同刑期,4236人被施以行政处罚,1078人被撤职 

  总之,国家通过设立各类监管机构和社会组织、颁布惩治措施、规范票证体系、开展督查行动,坚决制止“蛀虫”对粮食资源的再分配,捍卫人民的食品消费权利。国家的严管严查严惩,虽没有彻底杜绝影子分配现象,但在很大程度上堵塞和遏制了违法行径,推进了定量供应政策的顺畅实施。 

    

   食物购买证政策的结果 

  联共(布)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以及社会各界包括外国盟友的竭诚襄助下,购买证政策披荆斩棘,为城市居民的基本饮食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持证人口上看,1942—1945年每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享受定量供给面包和其他食品的人数均呈递增趋势。四年里获得面包证的人数分别为3890.1万、4183万、4719.8万和5281.8万;获得面包以外食物购买证的人口顺次为1533.7万、2049.5万、2790.7万和3317万这说明四年期间,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食品保障。 

  从配给标准上看,受粮食总量所限,国家虽没有能力全面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但还是通过调剂类别的方式,改善了部分群众的营养。如果说1942年中期,持工人和职员购买证的城市居民只有2/5,其余都是按照家属和孩子的定额供给,那么,到1944年末,已有一半的城市人口执行工人和职员的标准可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人和职员类别的供给人口增加了10%。 

  不仅类别有调整,工人群体内部的四个层次也变动。1942年3月9日,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签署37号命令对于科学院和专业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科学、技术和艺术功勋活动家,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参照特别名单的工人标准颁发食物购买证可知,从1942年3月起,上述原本享受普通工人定量的知识分子,将升级为较高定量。统计数据显示,按普通标准供给的工人比重,在1942年第三季度占全体工人的71.5%,而到1942年第四季度已减少到29%;相应地,按照特别名单的标准供给的工人,从28.5%增加到68%可知,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享用普通定量的工人就降低了40%多,而较高定量者则添加了40%多。 

  总之,“四类两等”的类别划分和工人的供应档次并非一定不易,会有一些人群从低标准转为高标准,得到更多的食物。 

  定量供应的食物质量也有改观。城市居民营养中的卡路里,战前是3370卡, 1942年缩减至2555卡,1943年提高到2750卡,1944年增加2810卡从这组数据可知,虽然到1944年时卡路里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但已呈持续上升态势,表明饮食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摄入量在不断增 

  总之,食物购买证政策在保障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最低水平的食品供给上,起到了不可小视的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购买证政策还很好地履行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杠杆职能。虽然战争初期工业产量急剧下降,但从1941年12月起停止下跌,自1942年3月开始迅速上升 1941—1945年底,在东部地区有10座炼铁炉、45座平炉、16座电冶炼钢炉、2座巨型转炉、14台轧钢机和13组炼焦炉投入生产1942—194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40%以上这些骄人的成就固然与工人阶级强烈的爱国热情、英雄主义精神、各种劳动竞赛的开展密不可分,但不能否认,较高、更高、特别高的食品定量,对那些关键部门的劳动者保持充沛的体力和高昂的干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物质效用。  

  在炮火连天、粮食供给阻力重重的条件下,食物购买证政策能够取得如此可喜的成就实属不易,必须高度肯定其功绩。但同时也应认识到,该政策自问世起就存在消费标准上的“四类两等”差异,以及执行范围上的乡村歧视。在那个食物远比金钱珍贵非常时期,这些分别始终遭到社会的非议,表现如下。 

  农村工人的质疑。因不是全体居民都能得到食物购买证,许多人对此不满。季霍列茨克铁路站的乘务员克拉夫措夫和博里先科声明:他们像喂鹅一样地喂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同城里的工人区别对待呢?联共(布)党员、列车后备队队长阿加尔科夫说,这种分配方法引发了城市居民和火车站居民之间敌对情绪 

  城市同一群体内部的抵牾。1943年2月10日,经济学家А.М.扎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反映新西伯利亚在票证分配上的不公西西伯利亚河运管理局技术开发组的舰队工作记录工程师从不参与生产,他们像普通工作者一样工作8小时,有时还磨洋工、聊天,却能得到600克定量的面包证,因为他们属于生产工程师类别。相比之下,一些员工从早晨8点工作到夜里12点甚至更晚,没有休息日。但由于包括扎贡在内的这些工作人员被列入了经济学家行列,他们获得400克面包 

  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1943年3月29日,献血者И.М.穆雷连科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信。他讲道,因为献血者持有工人购买证,社会把我们当作幸运儿,不愿意帮助我们。例如,不是所有的单位在献血日都允许献血者离开岗位。还有人向我们抛出这样的话:我不认为,你是出于爱国主义情感才献血的,你主要是因为利益П.М.尼基福罗夫是1904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44年6月29日,他在给И.В.斯大林的信中提及,当看见艺术家、作家甚至他们年轻的妻子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很好地满足时,老布尔什维克们不由地苦楚。特别是当商店的女售货员推开老人,说:“这不是给你们的,是给作家的”,每个人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难道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不应该获得哪怕与作家平等的物质待遇吗…… 

  由此可知,基于城乡工人在粮食供应上的不同政策城市居民之间的类别划分、以及配给待遇上的等级差距,群众对购买证政策不无微词 

  综合食物购买证政策的实施始末,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941年德国的入侵,迫使苏维埃政权对国民经济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化管理,食物购买证政策既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必要措施。该政策蕴含着这样一种权责关系:城市居民有权按照规定的标准购买固定数量的食品,而分配机构有责任销售相应数量的食物。实践中,国家千方百计增加粮食总量层层设防打击影子行为,竭力确保责权兑现。定量供应政策虽没有做到尽如人意,但是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为刺激关键部门提效也立下了汗马功劳。食物购买证政策自带三重差异:执行范围的城乡差异、消费标准的部门差异、群体之间和内部的等级差异。抚平这些差距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改革,改变战前就存在的压抑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废除粮食配给政策,自由满足人民的口腹之欲。 

 

 (张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