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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张炜[i]:节庆与统治: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宗教节庆活动的演变*

  [内容提要]在英格兰宗教改革过程中,新教改革者为了践行自身的宗教和政治理念,对大量宗教节庆活动予以禁绝或改造。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出,英格兰新教改革者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其中一大目标即在于废除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权威,限制民间迷信的影响,提倡使用本国语言,以维护国王作为国家最高宗教和世俗领袖的地位。总之,16世纪英格兰宗教节庆活动受到了来自宗教改革者的强力冲击,成为了展现改革理念的重要舞台。

  [关键词] 宗教改革; 节庆活动;统治方式;英格兰

  一、引言

  节庆(Festival)指代人类生活中较为正式的行为方式和习俗,既具有宗教性,也包含世俗性。人类学家通常将其定义为一种“表达某种感情的、精密的传统形式。”[ii]而就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节庆无疑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它最初是从平常日子里脱胎出来的,譬如德语词“节日”(Fest)(源于拉丁语“festum”)在13世纪还只是零星地出现。[iii]这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德语地区,“节日”还是一个少有人关注的事物。但是,到了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有学者指出其一年中各种宗教节日加在一起总共达到一百多天。[iv]因此,节庆活动在中世纪晚期已然成为英格兰人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

  节庆活动通常是与宗教性节日相联系的,但与此同时,政治统治者往往也会选择一些崇高的教会纪念日作为节庆日,希望其施政活动会因为有教会的仪式相伴而戴上神圣的宗教光环。[v]所以,节庆活动的政治因素也不容忽视。在流传下来的诸多中世纪诗歌作品中,各类节庆活动与封建统治方式之间的关系被展现的非常明显。当诗歌中的男主人公迎娶某个大国的女王或女性继承人、通过婚姻接过统治权时,这种关系甚至占主导地位。在中世纪的美因茨,宫廷节庆是“皇帝处理各种帝国事务”的日子。而在各封建王国里,国王在重要问题上都要试图获取国内“大人物”的“意见和支持”(consilium et auxilium),没有他们的参与,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统治。国王虽有固定的都城,但他所到之处,尤其是在重要的教会节日里,仍要把各路诸侯召到身边,共同欢庆这些节日。[vi]而到了宗教改革这一政治、宗教、经济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众多节庆活动的兴废无不被打上重重的政治与社会烙印,成为国家权力斗争和新旧生活方式博弈的舞台。英格兰的情形亦是如此。正由于节庆活动在探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因此是一个受到欧美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议题。[vii]国内学术界在最近十多年来也对此问题给予了越来多越多的关注。[viii]但是,有关节庆与统治的关系问题仍较少被关注。本文拟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期间[ix]主要传统节庆活动的变化展开更加详细的探讨,以进一步廓清节庆活动变化所反映出的统治方式的变动以及此类活动在统治方式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在英格兰宗教节庆中,圣诞节与复活节是最为重要的两大节日,本文便以此两大节日为界限,分别开展论述。

  二、从圣诞节到圣烛节

  都铎时期英格兰人一年里的节庆活动首先从公历12月6日的“圣尼古拉斯节”(St.Nicholas Day),又叫“男孩主教节”(Boy Bishop)开始。[x]有关这一习俗的最早记载来自于1283年的格洛斯特郡,[xi]后来逐渐在英格兰各地流行起来。按照传统,人们会以长相、嗓音等条件,从教堂唱诗班中挑选一名男孩,并让这位男孩短时间里领导某一教区,可以从事除弥撒之外的任何事情。有记载显示,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男孩主教”通常会穿着非常精美的红色天鹅绒祭服,[xii]甚至还曾领导过穿越伦敦城的游行,为城市祈福。[xiii]在约克,“男孩主教”不仅要讲道,而且还要在该地区各处进行传道活动,最远到达利兹等地。[xiv]此外,在更低级别的教区里,也有很多“男孩主教”在从事此类活动,[xv]包括为其所在教区筹集资金。[xvi]到16世纪20年代,伦敦至少有七个教区任命过“男孩主教”。[xvii]同时,这种活动也得到上层文化人士的支持,如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公学校长、人文主义者约翰·科利特就特别属意此项活动,要求学校教师全体参加,而伊拉斯谟还为来自圣保罗公学的“男孩主教”撰写过布道内容。[xviii]

  但是,这一习俗在1541年被亨利八世所禁止,理由是这些“男孩主教”们嘲弄了英国国教会的权威,而且连带暗指了国教会的首脑(即亨利八世本人——引者注)。[xix]亨利八世的相关文告指出,在圣婴节、圣尼古拉斯节以及其他时间里,孩子们被奇装异服所装扮,假冒牧师、主教和妇女······男孩们在弥撒时演唱,在讲道坛上布道,发挥了不适宜的作用。这些都是徒劳无益的迷信行为,需要在国王领土上彻底取缔。[xx]之后,在玛丽统治时期,该习俗曾短暂正式恢复过,但已经失去了旧有的活力:在伦敦以外地区,“男孩主教”只能出现在大教堂里,而无法像从前那样游行、传道。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这一习俗再次消失。[xxi]

  紧跟圣尼古拉斯节之后的圣诞节是基督教国家最为重要的节日。在16世纪的英格兰,这一节日包括连续十二天的庆祝活动,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圣徒纪念日。而在此期间最主要的节庆活动是圣诞节(Christmas Day)(12月25日)、新年节(New Year’s Day)(1月1日)和主显节(Epiphany)(又称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1月6日)。特别是在新年这一天,人们要进行互赠礼物的活动。对于社会上层的王室贵族而言,这一行为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义,展现着互相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在亨利七世时期的宫廷里,国王在新年这一天早晨穿戴完衣服,在其穿好鞋子后,号角齐鸣,先由王后的一位仆人向国王献上王后的礼物。后面跟着的是其他重要廷臣的仆从,他们接连献上其主人向国王进献的礼物。与此同时,王后也接受来自其内室人员的礼物。到了亨利八世时期,这一传统依然延续。但是,改变发生在1532年的新年。在这一年的新年节,亨利八世接受了安·博林的礼物(随后在1533年迎娶了安·博林)。而与此同时,亨利八世却坚持拒绝了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礼物。[xxii]这一行为明确传递出亨利八世执意要与无法继续为其生育后代的凯瑟琳离婚的讯息,进而开启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大幕。

  在主显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是英国传统的“耕作星期一”(Plough Monday),标志着一年中耕种劳动的开始。在这一天,教区里的年轻男性会在身上套上犁具,并拖拽着犁具在教区内到处转,乞求路过的人家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质回馈。若有人家拒绝付给东西,他们就会在其门前犁地。[xxiii]这显然是带有某种玩笑性的庆祝活动,意在降低圣诞节后即将开始的劳作生活的枯燥感。但是,这项活动在宗教改革时期遭到禁止。早在1538年,当亨利八世下令禁止教堂内点燃圣灯时,也一并将教堂内的“耕作灯”(plough lights)包括在内。而爱德华六世在刚刚登基不久的1548年,便正式下令禁绝“耕作节”这类节庆活动。[xxiv]如果说“耕作灯”被取缔只是亨利八世去除国教教堂内天主教色彩时的某种连带动作的话,那么爱德华六世的命令则更多是因为这类活动的不严肃性与新君更加纯粹的新教观念明显冲突。

  圣烛节(Candlemas)(2月2日)是圣诞节之后另一个重要节日。通常认为这是圣母玛利亚在诞下耶稣之后的净化仪式。在英格兰,这一天更多地被看作是黑暗冬日的结束和明媚春天的正式来临。[xxv]在这一天,所有教区教徒都要拿着由教士点燃并被祝祷的蜡烛游行。在约克郡的比弗利,圣玛丽行会成员会扮演成圣玛丽,臂膀中怀抱着她的儿子(耶稣形象的人偶——引者注),后面跟着装扮成先知和天使的四个人,天使手持蜡烛托架,点有二十四根蜡烛,行会成员则手拿蜡烛紧随其后。在音乐伴奏下,游行队伍缓缓步入教堂。然后,“圣玛丽”在祭坛上将手中的人偶交给“先知”,所有游行参加人员要交上其蜡烛,使蜡烛受到祝祷,并且每人要交出一便士。[xxvi]

  理论上,蜡烛代表耶稣基督,但实际上却被视作具有某种特殊力量,能够发挥驱除邪恶精灵的作用。[xxvii]由于围绕圣烛节存在很多迷信的说法,因此这个节日自宗教改革开始后就遭到改革者的强烈反对。亨利八世虽然也反对有关该节日的诸种神秘说法,但是他在1539年还专门发布公告予以保护。这个节庆活动在勉强维持数年之后,与“耕作星期一”类似,在爱德华六世刚刚继位后的1548年,被主政的新教徒萨默塞特公爵废除。之后,该节日在玛丽统治时期曾短暂恢复,又于1559年被伊丽莎白一世最终禁止。[xxviii]

  三、从复活节到基督圣体节

  圣周(Holy Week)(即复活节前的一周),开始于棕枝全日(Palm Sunday)。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英格兰,人们在这一天要举行一些准戏剧性的仪式。首先举行的是教区弥撒,教士们通常要在教堂内祝祷并手撒圣水。紧接着,由教士诵读福音书,其中包括耶稣荣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故事,包括“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马太福音21:9)等字句,以及约翰福音中的部分内容。随后,教士祝祷鲜花和绿色树枝,即所谓“棕枝”。受祝祷的棕枝被分发给教士和俗众,接着便开始游行。教士带着圣物和圣饼(基督教圣餐仪式中经过祝祷的面饼——引者注),从教堂出发。圣饼代表耶稣基督,游行途中会受到代表先知的歌者的迎接,这些歌者演唱的主题都来自旧约中的先知书。中世纪晚期的一项传统是当人们回到教堂时,要有一名“男孩先知”站在教堂外面的一处高地上演唱,一如耶稣和门徒进入耶路撒冷那样。[xxix]在索尔兹伯里,男孩们演唱的是《圣诗》(Gloria laus et honor),并要做出一口吞下蛋糕和鲜花的举动。[xxx]

  在耶稣受难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五)(Good Friday)举行的是匍匐十字架(Creeping to the Cross)的仪式。教士们需要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身体,跪在祭坛的耶稣受难像前。在他们亲吻完耶稣塑像的脚面后,耶稣受难像被抬到教堂里,让俗众也做同样的动作。在同一天里,很多教堂还要进行另一个仪式,即准备圣墓(Easter Sepulchre)。圣墓可以有很多种形制,有些是石头壁龛,有些则由木头制成,其最主要的行为是要用一块布料将圣墓覆盖一整夜,代表耶稣的墓已被密封。教堂会众常常点亮墓周围的蜡烛进行照看。到复活节(Easter Day)当天,人们要将所有灯火都熄灭。然后,教士通过燧石点起新的火焰,人们再从这里获取火源将灯火重新点燃。与此同时,圣墓也被打开。在濯足节(Maundy Thursday)已被祝祷的圣饼被放置在庄严之处,然后教士将带有圣体的十字架(即耶稣受难像——引者注)放在圣墓里。据记载,当时在达勒姆的一个耶稣受难像相当大,而且满是黄金。[xxxi]待弥撒结束后,四旬斋(Lent)[xxxii]至此结束,庆祝活动开始。但是,这些精心安排的仪式在宗教改革期间俱被废除。原因无外其他,主要在于仪式中将圣饼视作耶稣圣体的观念是新教信仰者所无法接受的,而且传统仪式中涉及的很多偶像崇拜的举动,也不在新教改革者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不论是守护圣墓,还是匍匐十字架,抑或是在棕枝全日上祝祷绿色植物等行为都被废除。[xxxiii]原先在耶稣受难日上非常引人注目的“葬礼”(Burial rite)也在1548年被禁止。[xxxiv]

  另外,在复活节期间,英国很多地方原先都要上演一出传统剧目《神灵显现》(Visitatio),地点通常是在修道院和大教堂内。留存至今的文字材料显示,包括林肯大教堂、威尔斯大教堂、诺维奇大教堂等地都上演过该剧。而且,从考古材料来看,上演该剧的地点可能比文字资料中显示的更多。[xxxv]但是,由于该剧主要依靠拉丁语祈祷书为脚本进行排练演出,在宗教改革时期强调使用本国语言的背景下,该剧遭到禁止。[xxxvi]当然,即使有上述这些禁绝措施,复活节依然被作为迎接春天来临的庆祝活动而被保留。[xxxvii]但总体上看,其各种形式已不再那么精美和引人入胜。

  与复活节命运相似的还有4月23日的圣乔治日(St George)。在中世纪早期,忏悔者爱德华通常被作为英格兰圣徒的庇护者而受到纪念。但是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认为,忏悔者爱德华并非一个尚武的圣徒。两位国王都进行了对法战争,因此,圣乔治似乎在激发士兵参加战斗方面比忏悔者爱德华更值得纪念。[xxxviii]随后,圣乔治日的庆祝活动逐渐在英格兰变得流行起来。大主教齐切利在1415年将这一庆祝活动提升为主要教会节日。[xxxix]到了16世纪,很多英格兰的城镇都会在圣乔治日这天,以他的名义进行游行。游行中不光有圣徒本人的塑像,而且还有龙的模型。例如在诺维奇的游行中,圣乔治身着盔甲,骑在马背上,与仆人和名叫“玛格丽特”的夫人以及龙一道前行。[xl]到了16世纪30年代,圣乔治日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在民族国家意识急剧上升的时期,该仪式本应受到都铎王朝政府的支持。但是,由于圣乔治并非圣经中提及的圣徒,因而与宗教改革者所提出的一切信仰以圣经内容为准的观念相冲突,所以有关圣乔治的各种仪式便被禁止。[xli]

  在复活节后的第五个星期日是传统的“祈祷星期日”(Rogation Sunday)。教士与俗众要举着教堂十字架和旗帜四处游行。手举十字架和旗帜的人们会得到一些金钱或食物,有时则会以聚餐结束一天的活动。这一活动由于被认为带有迷信色彩,所以也受到宗教改革者的抨击。虽然该节日没有被正式禁止,但是在16世纪40年代整体上不支持这类宗教节庆的氛围中,“祈祷星期日”活动也在不久之后寿终正寝了。[xlii]

  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宗教节日,时间为圣三主日节(Trinity Sunday)[xliii]后的星期四(Thursday),基本是在每年的5月末6月初。该节日始自1264年,由教皇乌尔班四世正式下令庆祝此节。[xliv]英格兰从1318年便开始庆祝这一节日。[xlv]到了15世纪,基督圣体节已逐渐成为英国全国性的节日,特别是在城镇居民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xlvi]这个季节英格兰的气候已经转暖,非常适合举行规模较大的游行活动,而城市居民则愿意借此展现其社团归属的自豪感。[xlvii]圣体节游行一般是从城市的一端向另一端列队行进。在游行队伍中,首先是一些实力不大、比较低贱的行会走在前列,为后面实力较大而比较高贵的行会开道,其后跟着城市议员、市政委员会成员、治安法官和手捧圣饼的教士,圣饼已经受到祝祷,并被小心放置在一个神龛里,用罩盖盖好,以防被雨淋湿或被鸟偷食。[xlviii]队伍最后是市长。当游行队伍到达教堂后,要举行献祭仪式,由教士将圣饼恭敬地放置在教堂内。[xlix]

  此外,传统的基督圣体节还有很多戏剧演出。剧目主要以圣经故事为主题,各个行会演出的戏剧大都与自身职业相关,譬如面包师行会总是演“最后的晚餐”;水手和造船匠行会总是演“大洪水”和“诺亚方舟”。[l]此外,各地表演的复杂程度也有所不同。有时仅上演一出剧目,有时则要组织一个巡回演出。据记载,在约克的巡回演出就有不少于五十二个剧目。[li] 但是,与复活节等前述节日类似,这一节日的核心行为,即用圣餐礼中的面饼和酒分别代表耶稣的肉和血,遭到了宗教改革者的强烈反对。这些游行活动连同戏剧演出,在这一时期受到压制,[lii]并最终在16世纪70年代被禁止。[liii]

  四、结语

  正如学者布姆克所指出的,宫廷节庆的历史意义必须从中世纪统治的实践中去理解。[liv]同样地,对于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节庆活动来说,我们认为要理解其完整意义也需要注意其与统治方式变化之间的联系。

  综合本文以上所述,在英格兰宗教改革进程中,新教改革者为了践行自身的宗教理念和政治统治方式,对大量宗教节庆活动予以禁绝或改造,以使其更加符合转变统治方式的需要。我们从这些针对传统宗教节庆活动的禁绝措施可以看出,英格兰宗教改革者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其中一大目标即在于废除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权威,以《圣经》内容为信仰的唯一依据,限制民间迷信的影响,提倡使用本国语言,以维护国王作为国家最高宗教和世俗领袖的地位。其中,亨利八世在禁废传统宗教节庆时的力度相对偏弱,正是其宗教信仰仍然偏向天主教的表现;而爱德华六世在位时期的禁绝力度则强大很多,显示出新君及其主政者较为坚定的改革意志。宗教节庆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面向,其自身的变化必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在自身被改变的过程中也成为了推动宗教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触媒。总之,16世纪英格兰宗教节庆活动受到了来自宗教改革者的强力冲击,成为了展现改革理念的重要舞台。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统治方式的变革离不开对宗教节庆活动的改造。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宗教节庆活动的大规模干预,也催生出一定的社会反对力量,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引起社会动荡的诱因。有学者指出,宗教节庆对于工匠、农民等普通劳动者来说,原本扮演着重要的休息日功能。普通劳动者希望借此短暂摆脱世俗生活里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但是地主、雇主则希望最大限度的攫取佃农和雇工的劳动成果,就这个目的而言,为庆祝宗教节日而耗费的工作日就是一种损失。究竟谁来承担这一损失随即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矛盾激发点。中世纪以来的世俗和教会权威都对此类问题极为谨慎,而且早就有一种限制节日数量的趋势。这种趋势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以至于当1536年亨利八世废除了一项传统节日后,人们因为失去休息机会而产生怨恨,最终成为引发求恩巡礼及后来的反宗教改革情绪的诱发因素。[lv]

  当然,我们在肯定节庆活动与统治方式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同时,也不能过高估计宗教改革政策对于节庆活动的影响。实际上,纵使宗教改革者实行了很多针对节庆活动的严厉措施,但仍然有很多传统节庆活动在英格兰各地基本保持着原有的样貌。譬如在爱德华统治时期的伦敦,在很多教堂的财产清单上仍留有大量有关儿童祭服、披风、白色罩衣的记录,这些衣物基本是供“男孩主教”在节日期间使用的。[lvi]这说明这一习俗在当时并没有被完全禁绝。在宗教改革的中心伦敦,人们对新教禁止举行盛大圣诞节庆典的规定也没有彻底执行,以至于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教堂中进行各种圣诞节装饰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lvii]而圣乔治日虽然在宗教改革时期被禁止,但是在诺维奇和切斯特等地,在圣乔治日那天依然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游行活动。切斯特的此类游行活动延续到了17世纪,而诺维奇的活动则一直存在到19世纪,并演变为选举新市长庆祝活动的一部分。[lviii]另外,在重要的世俗性节日“五朔节”(May Day)上,由于人们演唱具有淫秽内容的歌曲、在五月花柱下跳舞等行为而遭到宗教改革者不断的批评。在改革者看来,五月柱就是一种“偶像”,而且节日的一大活动——偷取邻村的五月柱——也会引发公共秩序的混乱。[lix]即便如此,这个节日并没有被禁止,该传统依然深深扎根于小城镇和村庄里。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仍能够看到教区居民们围聚在“他们的五月柱四周,怀着极高的敬意把它请回家”。[lx]又如,基督圣体节表演虽然在16世纪70年代被禁止,但这类表演中有关救恩历史(salvation history)的内容依然在偏远的威斯特麦兰(英格兰西北部郡名——引者注)和兰开夏继续上演,有些剧目则一直延续到斯图亚特王朝初期。[lxi]

  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宗教节庆活动的改变,一方面来自政治、宗教政策的强制作用,另一方面也缺少不了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形态变革,而后一种情形对宗教节庆活动的冲击力或许更为强大而持久,这也是英格兰传统宗教节庆活动在历经18世纪工业革命后悉数消失的重要原因。

  Festivals and Governance:

  The Evolution of Festivals in English Reformation

  ZHANG Wei

  A large number of festivals have been banned or modified by the Protestant reformer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ir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deas in English Reformation. These measures indicate that Protestant reformers in England aim at establishing a new governance, the major goals are to abolish the authority of Pop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atholic Church, to limit the impact of superstition, to promote the usage of vernacular, and finally to maintain the King’s status as the head of Anglican Church and the secular leader in the realm. It could be said that English festivals suffer a great impact from Protestant reformer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stage to show the idea of Reformation.

 

  (本文原载于《英国研究》第8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9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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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多元视角的古代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i] 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早期欧洲文化史。

  [ii] 杰克·古迪著:《神话、仪式与口述》,李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

  [iii] 约阿希姆·布姆克著:《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57页。

  [iv] 李斌:《英国节庆生活之嬗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3页。

  [v] 约阿希姆·布姆克著:《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257页。

  [vi] 约阿希姆·布姆克著:《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252-255、258页。

  [vii] 布克哈特曾指出,他转向研究民间节日庆典当中的游行和演出情况,是因为在意大利,一种全民族共有的艺术和文化赋予这些表演以一种更高的和更普遍的的特点(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97页);赫伊津哈则将节庆看作是表现欢乐的最佳手段,借以考察中世纪晚期具有特征性的思想与情感(参见约翰·赫伊津哈著:《中世纪的秋天》,何道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就英格兰中世纪宗教节庆研究而言,H.S.贝内特在其代表作《英国的庄园生活》(H.S.Bennett, 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 A Study of Peasant Conditions 1150-14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中探讨了“快乐的英格兰”涉及的诸多节庆表现形式;此后相关重要著述不断涌现,如达夫关于英格兰传统宗教的论述(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tl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c.1400-c.158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而戴维森的《中世纪晚期不列颠的节庆与戏剧》(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7.)则是最近十年来此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viii] 如李斌、蔡骐:《都铎时期英国文化娱乐活动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李斌:《英国节庆生活之嬗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第153-163页等。

  [ix] 本文主要指亨利八世统治后期和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即16世纪30、40年代。

  [x] 有时也会在12月28日“圣婴节”(Holy Innocents’ Day)举行。

  [xi]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5.一说为公元十世纪。参见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1999,p.80.

  [xii] Ronald Hutton, The Stations of the Su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02;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8

  [xi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p.80.

  [xiv]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9.

  [xv] 如萨福克郡的博克斯福德、林肯郡的劳斯、朗迈尔福德等地都有相关记载。参见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8.

  [xv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0.

  [xvii] Ronald Hutton, The Stations of the Su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02;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8

  [xviii]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9.

  [xix]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p.80-81.

  [xx] Paul L.Hughs and James F.Larkin eds.,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3 vo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1969,vol 1,p.302.

  [xx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1.

  [xx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0.

  [xxiii]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c.1400-c.1580,p.13.

  [xxiv]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2.

  [xxv]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20;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2.

  [xxvi]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20;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3; Ronald Hutton, The Stations of the Sun, p.29;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c.1400-c.1580, pp.15-16.

  [xxvii]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c.1400-c.1580, pp.15-20.

  [xxvi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3.

  [xxix]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pp.23-26.

  [xxx]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24.

  [xxxi]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29.

  [xxxii] 也叫大斋节,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做准备而忏悔的季节,时间从圣灰日到复活节前一日,共四十天。

  [xxxi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6.

  [xxxiv]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29.

  [xxxv] Pamela Sheingorn, The Easter Sepulchre in England, Kalamazoo: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77-368;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p.26-27.

  [xxxvi]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26.

  [xxxv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6.

  [xxxvi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6.

  [xxxix]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33.

  [xl]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32.

  [xl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6.

  [xl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p.88.

  [xliii] 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xliv] Miri Rubin, Corpus Christi: The Eucharist in Late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76-177,199-200.

  [xlv]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43.

  [xlvi] 李斌:《英国节庆生活之嬗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第154页。现今留存下来大量始自15世纪早期的有关城镇行会和教区举行基督圣体节游行的材料。参见Ronald Hutton, The Stations of the Sun, p.304.

  [xlv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9.

  [xlvi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9.

  [xlix] 李斌:《英国节庆生活之嬗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第154-155页。

  [l] 李斌:《英国节庆生活之嬗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第154-155页。

  [l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9.

  [lii]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43.

  [li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9; Ronald Hutton, The Stations of the Sun, p.308.

  [liv] 约阿希姆·布姆克著:《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刘华新译,第252页。

  [lv]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pp.42-43.

  [lvi] H.B.Walters, London Churches at the Reformation, London: SPCK,1939,pp.566-567.

  [lvii] 李斌:《英国节庆生活之嬗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第154-155页。

  [lviii]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86;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p.34,36.

  [lix] Alison Sim, Pleasures and Pastimes in Tudor England, pp.87-88.

  [lx]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3页。

  [lxi] Clifford Davidson, Festivals and Plays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