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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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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新疾病史学: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

——跨学科整体综合探索的理论思考[部分摘编]

王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疾病史学,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疾病史的元史学。其探讨的问题,隶属史学门类中的元史学范畴,即,有关疾病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包括其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为之等问题。而将其冠之以“新”字,主要是转换视角,对21世纪的世界历史学科领域如何开展“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做些探讨。

  疾病史研究的突破及振兴,是20世纪最后30年里国际史学界极为重要的进展之一。此前,疾病史在历史学界则处在长期被忽视的状态。

  中国的传统史书里,具代表性的是二十四(五)史,其关于历史上疾病最为我们所熟知的用词是“疫”、“病”二字。“传染病”这种专门的现代医学专业术语,在传统史书里自然不会出现,其实何止传统史书,即使是近代以来撰写的中国史著作,也极少使用。这一点只要翻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以及后来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便可明鉴。西方的这一状况也很突出。20世纪以前,修昔底德等个别人除外,绝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同样难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量疾病的详情。笔者专门对英国18世纪史学家吉本(1737—1794)所撰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做了统计分析,该书逾115万英文字词的篇幅里,有关疾病的表达却也没超过122处(含个别脚注)。为此,疾病问题游离于史学家视野焦点之外或被置之边缘,是中外史学界的普遍现象。

  统观20世纪,世界范围的疾病史研究实际走的是两条路线,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头一条路线是,医学史中作为医疗对象的疾病史研究,并由此形成医学史范畴的专门史/科学史的研究模式。这条路线长期以来是疾病史研究的主流或主体模式,主要从治病救人的角度研究疾病,以便能够寻找到病因或病源。直至当下,很多医学史著作论及的疾病史问题,都可归为这种模式。然而即使在医学史范畴,国内外一样,疾病史也是处于某种分割状态。有关著述散见在西医学科的内科学和传染病学之类著作里,或者还存在于医科大学编写的医史教科书当中。而我国中医学科有关疾病史的内容,则主要留存于传统医典,再就是中医学教科书里形成的一些研究成果。

  另一条路线是,史学范畴的整体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模式,其标志性著作是美国杰出的世界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撰写,首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瘟疫与人》。该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跳出了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框框,直接将探究的视角,切换到生态环境的宏观和微观这样两个互为存在的世界。微观世界不为人们所见的细菌、病毒及其他微小原生物等,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将微生物与大型生物(包括人)之间的关系,称为“微寄生”(Microparasitism);而将宏观世界里的人与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看作“宏寄生”(Macroparasitism),进而运用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和解读今日人们所熟知的疾病、阶级压迫、剥削和掠夺等现象。麦克尼尔这本著作的示范效应,催生出一种新的疾病史研究范式——麦克尼尔范式,进而在西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即历史学意义的疾病史。

  具体到我国,史学范畴而非医学范畴的疾病史研究,零星地当然也有过,但一般被归属到特定的专门史,而没能进入历史学的主流。像陈寅恪,他可能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最早关注史籍中的疾病问题并做出一定探讨的史学家代表,其成篇章的作品有《狐臭与胡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深入下去,以更为广袤的视角考察疾病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关系等问题。所以,即使20世纪70年代之前有过少许的史学工作者注意到疾病现象并作了一点研究,却依然是不成系统,达不到历史学意义的疾病史的要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受西方影响,我国历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开始有所突破。步入21世纪后,国内大陆方面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逐渐活跃起来。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的发展水平,远未上升到“疾病史学”的层面。

  今天,认知的深化使我们建构疾病史学有了出“新”的意愿,而本文标题之所以提出“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说法,是新时代的科学研究基本特点——基于跨学科的新的综合,以及疾病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然。那么,如何实现这样全新的疾病史研究呢?

  首先,摆脱看问题的传统定式的局限或束缚,对疾病史研究的视角做出调整及切换,而借鉴马斯洛心理学的有关理论,能给予我们的调整以相应的启示。马斯洛在论文《人类动机的理论》(1943)中首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的需要是由低向高,依次逐级达到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各个层次,从而实现自身发展的。分析该理论我们发现,其中最为基本的生理需求,具有依赖于自然的生物属性。而这一层次,恰恰是微生物可以通过疾病方式对人类直接实施攻击的地方。微生物通过如此的攻击,影响到(干扰、阻挠、破坏或激发反作用)人的更高一级层次需求。微生物对人的作用,在生理需求层次上是直接的;而其他需求层次上则是间接的。如此便令我们发现了一个疾病史研究的新视角,即:微生物→人的生理需求→人的社会性高级需求。这样一条作用链,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较好地把握疾病如何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链。

  其次,须着重关注触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潜在驱动律——熵增和负熵定律。这两个定律是自然科学进步的成果,引进这样的成果,有助于我们疾病史研究的深化。非生命物质界和生命物质界两者的总括,构成了人这一主体,以及人的生态环境。如此便摆脱不了自然界/生态环境中的一些基本法则或称定律的规约。非生命物质界有一个很重要法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为熵(Entropy)增定律,简言之,就是趋向平衡态。生命物质界里除了熵增定律外,还有负熵定律。生命体在不断补充食物吸收能量的时候(熵增),必须得将多余的能量通过运动和思考等方式散发出去(消耗掉),否则生命体将因达到一种平衡态而终结,这种能量的散发便是负熵。负熵定律简言之,就是指属于耗散结构的生物体,所具有的自我调适机制即自我组织能力,其可以对局部的平衡态实施反向作用,进而重建新的局部的非平衡。熵增定律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负熵定律,共同组合成了生命物质界的综合法则。人并非孤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要受到生态环境中遵循熵增定律的地球资源的制约,还会受到其他生物体如微生物的自身熵增/负熵变化的袭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生物有机体中的潜在驱动律——熵增和负熵,会在人类社会的内(社会及单体自然人本身)外(外部环境)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甚至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区分并把握全球史、生态环境史和疾病史的界定、特性异同,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性。

  全球史作为人类社会形成、发展过程的整体史,不同于全球化。全球化可以看作是一种客观历史现象。广义全球化,能够追溯至早期人类在全球的迁徙;狭义全球化,则专指20世纪下半叶中期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全球化。与之相比,全球史的更多意义则落在了历史编纂学上,属于历史学主体即史学家的“主观”,如何去看待历史学客体即“客观”发生过的世界历史问题。早在1.2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通过人口的迁徙,扩散到了世界各地。于此同时,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宏观整体,其形成和发展的问题也因之开始具有了全球意义,只不过在历史早期表现为差异化,近代以来才转向趋同化,而直接关乎人之生存的基本命题却贯穿始终。全球史研究的方法论具有如下的关键特性:(1)历史时空架构的整体性;(2)历史过程的动态性;(3)熵增和负熵的潜在驱动;(4)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其中第三点,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外化了的结果。以原始社会的人口迁徙为例,早期人类的采摘/狩猎范围及其收获量,通常受限于以天为单位(早出晚归)的活动半径。但是,人口的增长会使该半径内的资源消耗过多从而整个部族的生活难以为继,这便是熵增的一个结果(人口数量在局部/单位空间内达到极限)。如何摆脱困境?部族通常做法是将多出来的人口分流他处(实在不行则举族迁徙),而这便是负熵的外化表现。

  生态环境史有别于环境史,因为生态学的概念界定使得“生态环境”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同于“环境”。生态环境史的定义可以界定为:自然人的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与其生存发展赖以存在、必不可少的生态环境(包括其他生物物种在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演进或者变迁的整体史。简言之,是人类同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体史。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生态环境史会因其着眼点不同而有很多的主角(研究对象),但位于核心位置的主角实际是人(例如我们观察鸟生态环境,实际上是用人的眼光和视角在研究)。提到人,就不可能忽略社会环境的问题。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做法,其实是受社会环境的规约或制约/影响的。生态环境史的这些嵌套特性,同样决定了我们对其考察,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个维度。方法论方面,生态环境史与全球史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很大差别:(1)时空架构的整体性,拓展到超微观与超宏观。我们的探讨不仅着眼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更会将探讨的覆盖面加以泛化,涉及环境A与环境B、乃至关联到环境C等诸多的相互关系。(2)过程的动态性上,a)不同尺度空间的事件过程,会同时具有时间长度上的差异性,并且相互交织、交错或叠加,形成复杂的互为影响。例如,鸟类的空间尺度(飞翔/起落空域的范围和高度)和时间长度(生命周期和生物钟节律即迁徙节奏)均不同于人类,但却与人类社会的时空相交织、交错/叠加。b)不同对象的事件过程动态性的节律,也存在着差异性。微生物和人属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生物,各自的时间尺度和节律差异就很大,但人的一生无法摆脱微生物的影响,而微生物则是人的生态环境中另一类大的构成要素。(3)生态环境史领域的熵增和负熵驱动是显性的。只要我们用熵的眼光看问题,便能在生态环境中看到/发现/揭示无数的熵增或负熵现象,如植被的发散性拓扩;污染物质在水体中的弥散性蔓延;动物种群的迁徙性扩散,等等。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疾病史。为能更好地展开研究,须先厘清中国史籍里的“病”、“疫”和“瘟疫”的差别。“病”可以归类至非传染性疾病;而“疫”则大体应归类为传染性疾病。不过以现代医学科学的标准严格地看,疫同时又不仅限于传染性疾病,其还包含非人与人直接传染、却又在历史的某一时期为人们普遍患有的某类疾病。“瘟疫”一般指代的是暴发期间尚不为人们认识的传染性疾病,而且是致病率和致死率均居高位、具有很大流行性的重大传染病。某种意义上讲,瘟疫也是个历史文化概念,反映了现代医学科学问世之前,历史上的人们对未知疾病的惊恐和无奈。有人将瘟疫与疾病分离/割裂或对立起来看待,显然不正确;把瘟疫史和疾病史置于同一逻辑层面,也是不妥的。因为:(1)瘟疫史从属于疾病史,是疾病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内容之一。(2)疾病史的探讨,只要涉及传染病问题,自然会关联到瘟疫史;反之,瘟疫史的深入探讨并使之保有科学性,也必须得从疾病问题入手。不谈疾病问题,如何弄懂/理清瘟疫的疾病学机理呢?所谓的瘟疫,首先是疾病问题,其次是疾病的传染性问题,最后才是疾病的重大流行性问题。

  基于如此的厘清和诠释,我们便可将史学门类疾病史的概念内涵作如下界定,即:所谓历史学意义上的疾病史,是指自然人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因人类的自身行为扰动或打破了生态环境原有的衡动机制,从而导致疾病产生、发展、流行和消退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疾病展开抗争的历史。史学门类疾病史研究的对象主体,是历史及现实中的各类疾病,透过这些疾病,来探讨或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此的疾病史,基本特性同样可以用几个关键点加以概括:

  第一,时空架构的整体性方面,在保有全球史时空架构基本特征的同时,还具有类似于生态环境史的性状。这样的疾病史,时空架构囊括范围会非常宽广,从超微观到宏观(倘若研究环境变异造成的物理或毒理性疾病,则可扩展到超宏观,如会涉及太阳黑子活动对疾病暴发的作用/影响等)。疾病史的研究在吸纳自然科学/医学科学最新成果的同时,探讨的视角已经不可能局限在传统的常规时空架构中了。

  第二,过程的动态性上,除具有全球史和生态环境史的一般性状外,主要还表现出微观事件与宏观事件之间的互动。宏观事件如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是微观事件如病毒感染,在人类社会活动这一层面交互作用的结果。微观→宏观→再微观→再宏观→……如此的循环往复螺旋式推进,构成了传染病暴发流行这类事件过程动态性的微/宏观交错链的特性。而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疾病史研究者在探讨社会层面的疾病扩散流行这样的宏观事件的同时,也必须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微观,去推敲辨析造成宏观事件的原发性根源——病毒或其他致病菌的事件过程。

  第三,熵增和负熵的驱动亦有其自己的特点。在疾病史领域里,微生物为主角的活动是隐形的,因而其间所导致的疾病发生和传染乃至扩散流行,不论熵增还是负熵的驱动作用,对于人类来说都是隐性的。但还须注意到,人类为主角的活动却是明显可见的,因而由此造成的疾病感染和传播,表现在熵增或负熵的驱动作用上,则是显性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关系,决定了疾病史中的熵增和负熵的驱动,以复杂的嵌套结构而存在。明显可见的人类活动,同步隐含着难以显现的微生物活动。前者的熵增或负熵,其实也并行着后者的熵增或负熵。两者的交织互动,形成了我们看得见或可以感知的疾病现象或传染病大流行现象。

  此外,历史学门类的疾病史还具有以下两个特性关键点:(1)人类行为同生态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关系的演变构成了疾病史得以展开的基础。(2)微生物与直接寄生宿主和间接寄生宿主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疾病史的矛盾运动。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微生物是主要方面,占支配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整个世界历史上,人类针对疾病所发现、发明及采取的全部医疗卫生的举措,都是被动应对的产物。在同微生物交往的过程中,人类惟有对自身,才真正掌握了主动权。为此,人类的行为便显得非常重要。

  疾病史的探究中,人类行为是问题的焦点所在。从疾病关系的发生学角度看,研究疾病的历史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样的关系会导致什么疾病情况的发生,等等。疾病关系的发生学问题,首先是疾病与微生物的关系;其次是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第三就是疾病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实质是个体行为导致个人疾病的发生,社会行为导致群体传染病的出现进而导致传染病大流行的暴发。疾病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构成三类关系中最根本也是最具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疾病是如何影响历史的?其实,正是通过人类的行为影响乃至作用于历史的。人类行为,扰动并沟通了不同的生物种属界域和层级。人类行为尤其交往行为,对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疾病史的时候,人的行为为何发生变化,存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事件促发了这些行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予以具体的分析

  总而言之,疾病的生成/发生虽为地域性,但由于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往往会扩大成跨地域及至全球规模,所以对疾病史的研究应具备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全球眼光。同时,疾病又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交互冲突的产物,所以对疾病史的研究亦应具备全球意义上的生态环境视野。世界历史意义的疾病史,肯定是生态环境史的,也一定是全球史的。这也就是讲究科学的全球疾病史研究中应当具有的,疾病史,与生态环境史和全球史,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亦是本文何以将全球史、生态环境史和疾病史放在一处进行探讨的原因所在。

  (原文分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和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