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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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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瑾:探析科技进步对社会变革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内容摘要:历史上的科技进步推动着社会的变革。科技进步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联,科学作用于社会的途径、方式和机制,是重要的研究课题。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六个方面展开,分别是生产力、分配、思想文化、环境污染、科学与战争及安全、健康和生活等。应一分为二地认识科技发展在社会变革和稳定中的作用、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社会稳定;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机器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P168)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科技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进步等等。必须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具体分析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近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科技发展和进步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产生的效应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与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紧密,可以从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消费、分配、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环境、战争、安全、生活、健康等社会各层面的相互关系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做出分析,从而分析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一、科技进步是第一生产力

  近代以来,科技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科技进步为例。英国是近代最早发明和普遍使用蒸汽机的国家。早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萨里夫和纽可门就开始研制和使用蒸汽机,主要用于矿井开采。但是真正把蒸汽机用在工业上还是从瓦特开始。自从以蒸汽为动力之后,其生产率也得以迅速提高。至1840年,英国拥有800英里的铁路,之后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到了1850年铁路的英里数增加到6600。1829年用鼓冷风代替热风以及1833年用运用原煤代替焦煤。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生铁的产量1790年产量为68000吨,1800年为158000吨,1810年为305000吨,1820年为400000吨,1830年为700000吨,1840年为1396000吨,1850年为2250000吨,1860年为3827000吨。[2](PP55-56)英国和威尔士的邮政储蓄银行在1881年的估算资本为33771412英镑,在1891年这一数字为66018228。也就是说,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3](P122)

  英国的技术革命也带动了欧洲大陆国家的生产力发展。1850-1877年间比利时的蒸汽机马力翻了十番。[4](PXXXII)1803年美国纽约一家锯木厂最先使用蒸汽机。1804年富尔顿将瓦特的蒸汽机用在交通运输上,发明了汽船。同时,蒸汽机在纺织、采矿、冶金和铁路等部门开始采用。但是由于美国水力资源丰富,价格又低廉,蒸汽机在工业中的应用最初进展很缓慢。到19世纪40年代,因为铁路修建高潮和工业的发展,蒸汽机应用的速度加快。1850年,美国蒸汽总功率达168万马力,超过了英国(129万马力),但在工厂中的蒸汽马力远远低于英国,只有18.1万马力(英国是30万马力)。直到1870年,美国在工业中的蒸汽动力才超过水力,达到122万马力(水力为113万马力)。[5]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所说:“科学与工业结合以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6](P17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诸要素的关系可用公式改写为:  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管理)

  二、科技进步刺激消费和分配结构的变化

  科技进步刺激着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为了生存和改善生活状况,总是力求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致力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既然科技进步永无止境,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永无止境,从而创造出愈来愈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和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近代以来,科学被资本占有之后很快成为资本获取财富的手段。

  19世纪中期,企业家阶层对这个新社会感到很满意,他们也创造和说服了其他阶层去接受现状。名为阿布索隆·沃特金的棉布商人同时也是反谷物法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的人在1853年5月说道:“我们的国家,毫无疑问,是最幸福和繁荣的国度。自由贸易、和平和自主。啊,幸福的英国!你值得拥有这份幸福。”[7](P408)人们从科技和经济发展中也得到诸多好处,其中富人能享受的益处当然更多:改进的运输系统,特别是新的道路、更快的车厢和早期的铁路、承受得起住在更有益于健康的郊区的各种设备和去度假胜地享受假期;更好的房子、更洁净的排水系统、管道水、改善的医疗条件和供他们养老和抚养孩子的额外津贴;多余的可在教育、娱乐、俱乐部、学会、书籍、杂志、报纸等等上的花销,这些都在数量上即便不是都在质量上有所增长。最终,他们享受到一个现在拒绝承认的工业社会最先进的红利:廉价的和日益丰富的私人服务。仆人的数量的增长速度大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从1801年的60万人到了1851年的130万人(1881年达到200万人)——这明显表明富人能够买得起更多的穷人劳动,也表明在收入分配上有了更大的鸿沟。[7](P143)贫富差距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大。19世纪末的学者这样总结英国的情况,“就像正在出版的其他很多小册子上说的一样,是世界上最为不祥的且最奇怪的地方。英国很繁荣,产品丰富,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但英国正在因为饥饿走向垂死之境。”[8](P1)

  1847年危机以后,英国在世界棉纺织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开始下降,英国工业垄断地位受到震动。英国、美国和德国这三国的生产水平,以很快的速度拉平了。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美国已经走在英国前面。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科技发展的不同步引起的世界市场的分配不均。

  观察世界各国生产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发展的速度,一方面取决于物质投入量,另一方面又取决于整个社会对物质产品的消费规模。没有一定量的消费规模,生产出的产品不能够实现价值还原,生产就很难继续进行。生产-消费的转换,是社会发展与升级的重要环节。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逐步由资源型竞争转为技术型竞争型。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逐渐缩短,而周期缩短的动力不是简单的物质投入量的积累,而是集中了许多科技因素。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的发展与升级,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生产到消费的质量,而这种质量则是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

  可以说,科学技术对消费方式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在农业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这就决定了人们只能保持很低的消费水平,并且其提高的速度也十分缓慢。产业革命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生产成本降低,销售价格变得低廉,从而使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与此同时,消费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样化。在当代,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人们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现在发达国家已进入高消费时代。

  三、科技进步对思想文化的教化作用

  科技进步带来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要考察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科学教育发展状况,不能将目光放在牛津、剑桥等官方大学里,因为它们在近代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合格的神职人员。相反,在英国民众那里,不仅有专业学院和城市讲习所,还有由商人与企业开办的学校。商人、工匠与自由民在数量与财富上不断膨胀,已然成为英格兰最显眼的新社会现象。[9](P6)产业革命对工人的劳动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要从事社会生产必须具备机械学、物理学、数学等学科的知识,由于政府不管教育,各种形式的讲习所、“学会”、讲座应运而生,都向工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讲习所、“学会”、讲座可以看作是学徒制向正规职业教育学校的过渡形式。另外一些技术类的工程师组成的学会也在19世纪相继成立。1818年在伦敦成立民间工程师所,1847年成立机械工程师所,1863年成立气体工程师所,1869年成立钢铁所,1871年成立电讯工程师所和电气工程师所,1889年成立海事工程师所和矿业工程师所,1892年成立矿业和冶金所。[10](P223)1847年成立的机械工程师所从一开始的不到200人扩大到了1880年的1200多人。[10](P224)

  科学技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显著的,它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开放的、动态的、创新的思维方式,抛弃封闭的、守旧的、静态的思维方式,从而促进思想观念的更新。例如在农业社会,劳动技术落后,劳动主要靠体力,因而人们追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科技进步带来了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对体力的依赖性大大降低,男女在就业或工作能力上的差距日益减小。同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揭示了生儿育女是由夫妇双方共同决定的。这些必然使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时,说到:“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知的:直接地,以及在更宽泛的程度上见解地,科学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改善人的心灵。第二种方式的作用尽管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它同第一种方式一样深刻和直接。”[11](P85)这无疑是对科学的教化作用的很好的诠释。

  四、科技对环境的双刃剑作用

  环境污染和社会混乱是技术活动的影响中最消极的部分,它们也成为所有国家近来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各国为了发展经济,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储备,过度地开采各种资源,同时还大力鼓励开垦森林,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最终导致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所以,必须正视科技的两面性,全面正确地理解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趋利避害,在思想上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运用法律道德等各种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减小或消除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使科技与社会相互渗透、和谐发展,推进人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新的科技革命使人类改造利用环境的能力极大增强,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使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急剧恶化,导致了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环境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人把它归咎于科学技术,断言科技的广泛应用是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罪魁祸首,把人类带上了走向毁灭的道路。科学技术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吗?我们应该考察科学技术与环境问题的相互关系。首先要重视科学技术造成的环境问题。部分人类的愚昧无知、急功近利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代价的发展观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另外,滥用科学技术也会造成环境问题。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其结果必然导致了无发展的增长,并造成了众多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观念和行为造成的,都是无视科学技术的结果。

  科学技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个力量既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应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应用,既可为创造性的目的服务,也可为毁灭性的目的效力。当科学技术以破坏性的方式滥用时,不可避免要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核技术既可以作为一种和平利用、创造财富、推进人类文明的能源,也可以作为破坏生态环境,大规模、高效力屠杀生灵的武器。微生物技术既可以贡献于食品制造和医疗事业,以及水体净化、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也可用以传播疾病、污染环境、制造武器、搞细菌战。B超技术既可以促进优生优育,也可以被人利用来扼杀女婴,等等。科学技术究竟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角色出现,以什么形象出现,到底是以建设的方式还是以破坏的方式出现,这些都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一定生产关系的人。

  总而言之,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不能简单片面地把它归咎于科技进步。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经济的盲目发展、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是造成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根本原因。当然也必须正视科学技术与环境问题的直接或间接关联,以探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

  五、科技之于战争不应仅仅是灾难

  科学技术在战争和安全问题上的影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科技的发展使得战争双方各方面条件不断升级,导致战争的破坏性日益增大。从科学技术发展与军事武器装备发展的相互关系看,武器装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冷武器时期、热武器时期和高技术武器时期。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1700-1800年间德国的化学家和化学试验室数量统计来看,1720年之前基本处于变化不大的状态,从1720年后,虽然经历了两个战争时期,即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但两者的数量都是呈急速的上升状态。特别是1770年以后活跃的科学家数量激增。[10](P87)

  19世纪是一个和平和革命交替转换的时代,科学有时在战争中为政府服务,虽然这有时并不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们的初衷。在讨论科学与战争的关系时要辨明战争情况对当地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科学知识对战争结果的影响。科技史学家戴维·奈在一份有望一劳永逸地终止战争、带来广泛和平的发明清单上添加了水雷、热气球、毒气、地雷、导弹和激光枪。奈说:“每一种新的通信手段——从电报和电话到无线电、电影、电视和互联网,都被宣布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捍卫者。”[12](PP195-196)1930年爱因斯坦在被问及科学与战争的关系时说:“我认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怎样使用它、它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刀子能用来做饭,也能用来杀人。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只能由人类自己来解决。只要人被灌输罪恶,如此造就的心理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大灾难。我们人类延续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拒绝有助于战争或者以战争为目的的任何行动。” [13](P273)

  六、科技与生活、健康戚戚相关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不断增强人们改造自然环境、利用自然资源、谋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从而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和条件。随着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历史上看,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从火的使用到金属工具的使用,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力的应用,无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进而导致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

  在1750年以前的最糟糕的日子里,伦敦出生的74%的儿童在5岁之前就夭折了,教区以下的地方行政区的儿童的数字达到了80%。归功于乔纳斯的工作和弃婴医院,这一数字大大降低,但当时儿童死亡率还是相当高,所以需要传播婴儿护理的相关知识。[14](P16)

  1800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因为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进展确实开创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积极实干精神。在伦敦,工厂并不是可怕的蒸汽机出现的唯一场景。它还出现在铁路系统。查尔斯·狄更斯在可怕的铁路事故中捡回一条命。[15](P149)工业化使得工人的处境因此而倍加艰难,因为雇主要求工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更长时间,得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还要忍受恶劣条件。在近代科技不断促进各国城市化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问题,影响着城市人民的身体健康。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相当高收入的曼彻斯特的工人的生命预期值比富裕的邻居的一半还要短,但后者的生命也不比低收入的拉特兰的农业劳动者要长,这就足够表明了城镇的状况对健康有很大的损害,而城市里的贫民窟的状况更是致命的。[7](P171)

  医院在数量、规模和专门化方面得到发展。18世纪在之前的5所皇家医院基础上增加了57所,大部分都是在1750年之后建立的。19世纪不但建立了七八百或者更多的医院,还建立了针对孕妇、发烧患者、肺结核、精神病、康复期等到的专门病房和机构。同时,治疗的范围和设备的规模也变换了,医院的这一观念也从一个最后的危险的穷苦病人的避难所转变为战争中抵御疾病的高度复杂的要塞。[7](P121)

  19世纪末,电灯照亮了伦敦街头,电报通讯改变了新闻界和商业等领域,工厂轰鸣,城市街道忙碌于交易。19世纪末的学者这样总结英国的情况,“就像正在出版的其他很多小册子上说的一样,是世界上最为不详的且最奇怪的地方。英国很繁荣,产品丰富,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但英国正在因为饥饿走向垂死之境。”[8](P1)

  在新的科技革命的作用下,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社会化,科学技术的功能日益增强,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各个角落。科技进步使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接受科技,就必须正视它的代价。数千种传统谋生技能受到进步的排挤,围绕这些职业的生活方式消失了。今天数亿人在他们厌恶的工作岗位苦苦支撑,制造他们毫无好感的产品。有时这些工作还会造成身体伤痛、残疾或者慢性病。科技创造了很多新的无可置疑的危险职业,如采煤业。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科技往往会支配我们的思想。因为科技无处不在,它完全控制一切活动。有时对高科技产品的盲目追求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化。不少苹果系列的粉丝把苹果新品上市的时间记得比自己爸妈的生日日期还准,这不是技术时代的一种悲哀吗?

  三、小结

  历史上的科技进步对社会稳定和变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科学进步带来的日益增多的伦理问题,科学越来越走近社会的心脏和灵魂,越来越紧密地联系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道德事务。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联,科学作用于社会的途径、方式和机制,仍是科学社会学正在研究的课题。一方面,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依赖于社会诸多方面的支持,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对科学和科学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发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理解科学的目的和方法,正确地看待所知事物,并且接受未知事物的存在。现代科学前沿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由此可以看到超越我们自身及利益之外的更加远大的世界。这个时代科技前所未有的发达令所有人都振奋不以,不管我们是否选择亲自从事科学工作,我们都已经成为与人类最有关系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从真正的意义上看,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科学的未来。我们依赖科学的成果获得知识,我们也依赖知识做出有见识的决定。在21世纪,人类需要做出许多艰难的选择,要对科学知识的用途做出明智的决策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Adna Ferrin Weber.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Statistics[M].New York: Published for Columbia University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1899.

  [3] W. H. Mallock.Classes and Masses or Wealth, Wages, and Welfa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Handbook of Social Facts for Political Thinkers and Speakers[M].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96.

  [4]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Belgique 1877[M].vol. 12.Bruxelles, 1877.

  [5] Dolores Greenbey.Reassessing the Power Patterns of the Industrial Recolution: An Anglo-American Comparison[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2, vol.87, No.5.

  [6]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 Harold Perkin.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8]Thomas Carlyle.Past and Present[M].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94.

  [9] C. Hill.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0] Colin A. Russell.Science and Social Change, 1700-1900[M].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11] Jim Green ed.Albert Einstein[M].New York: Ocean Press, 2003.

  [12] 凯利.科技想要什么[M].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13]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自述[M].王强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14] Frederick C. Dietz.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7.

  [15] Amy E.Wendling.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M].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作者简介:张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06

  发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