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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王晴佳: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史学史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去世之际的反思

  2017 年 11 月初,笔者收到了来自英国布卢姆茨伯里 (Bloomsbury Publishing)出版公司一位编辑的电邮,邀请我主编一套四卷本的《史学史要籍选读》 。那位编辑在信中说,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也可以找一位合作者。我立即想到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Georg G.Iggers,1926—2017) 老师。坦白地说,这套书更好的编者显然应该是他,而不是我,而且我与他合作编书、写书,在史学史的领域耕耘,已经有近二十年了。作为出版社,布卢姆茨伯里公司成立才只有三十年,但“布卢姆茨伯里”这个名字,或“布卢姆茨伯里派”,许多读者也许熟悉,因为它是 20 世纪初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一个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团体。他们在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聚会,其中最出名的成员是维吉尼亚·伍尔(Virginia Woolf,1884—1941) 。虽然成立不久,布卢姆茨伯里出版公司魄力十足,在近年出版了大量著作,与老牌的罗德里奇 (Routledge) 等出版公司竞争,声势颇大。他们已经出版了食物史和性别史的要藉选读。

  但伊格尔斯老师一年之前脑溢血,之后就无法操控电脑。我们虽然还有电话联系,但他已经很久没有与我通电邮了。显然,他已经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我和其他人一同研究、写作了。可幸、可慰的是,2016 年我们一同修订了合著的《全球史学史》,出版社动作也快,2017年春天新版就出来了,所以伊格尔斯看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顺便一提,北大出版社已经获得了新版的中文版权,我会在近期修改译文,尽快让其与中国读者见面 。

  由于不能像以往那样,向伊格尔斯老师请益、商讨,我最近一直在认真思考本文标题提出的问题,而伊格尔斯老师11月26日去世之后,更让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我想的不但是如何编好这套《史学史要藉选读》,而且想在老师离世之际,好好回顾、总结一下伊格尔斯在史学史研究上面的成就、特点和遗产。伊格尔斯老师出生于1926年12月7日如果他能多活十天,便能庆祝他91岁的生日。他如此高寿,在我之前,已经与不少人合作、出版过著作。但从合作的时间跨度和合作的次数而言,伊格尔斯无疑与我还是最长、最多。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儿子和其他亲属也频频过来对我说,伊格尔斯在世的时候,常常与他们谈起我。下面我想就我与伊格尔斯老师的长期合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谈一下我对如何开展史学史研究的体会和反思。

一、全球着眼、克服偏见

  现在想来,我有如此荣幸,当然与伊格尔斯老师有心提携、帮助我有关。而在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伊格尔斯在史学史研究中提倡、坚持的一种立场,值得我自己在主编《史学史要藉选读》的时候,发扬光大。那就是如何在史学史的研究中,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努力将世界各地的历史意识及其表现形式,平等看待并恰当处理。

  但这并不容易。史学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起源于西方,其性质是对如何写作历史,在理论、方法等方面加以系统的探讨和总结。毫无疑问,以中国史学传统之久,中国史家也有总结历史书写传统的论著,唐代刘知幾(661—721)的《史通》和之前刘勰约(465—532)的《文心雕龙·史传》篇,都是著名的例子。从内容上来说,《史通》显然更为广博,而《文心雕龙·史传》则更像是对史学传统的一个简要的回顾。在中东史学的传统中,也出现了一些精湛的史学理论著作。不过,这些类似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均没有成为专门、系统的学问。

  西方的第一部冠名史学史的著作,应该是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 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1541—1608) 的《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 。他的同胞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 ,也在差不多同时写出了《理解历史的方法》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探究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方法。他们所处的 16 世纪,属于文艺复兴的晚期,也正是西方史学走向近代化的初期阶段。其后的 17 世纪,欧洲经历了科学革命,导致其一跃而起,在科技发展等领域,迅速超越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受到牛顿、伽利略等自然科学家的激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开始思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的论述各个不同,不过其总体倾向是认为经历了科技长足发展的欧洲文明,将会引导和领导其他文明共同进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主张理性的扩张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因,而理性在世界历史上最终会由德意志民族所代表和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版的序言中也指出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也就是 说,西方工业文明代表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的确,到了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的时候,西方文明称霸、引领全球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因为它已经轻松击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传统文明。马克思、恩格斯那时注重考虑的是,如何揭示和预测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灭亡的原因及如何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而其他历史哲学家则满足于论证和解释西方文明能在16 世纪之后一马当先、领导世界的原因和过程。与哲学家不同,近代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 1886) 提倡“如实直书”,也即用经过考订的史料如实地重构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句貌似谦逊的口号,其实反映了兰克对近代史家运用科学考证的方法,重构历史的巨大信心。同时兰克的这句表态,也映照了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引领世界潮流的自信,认为这一过程已经不证自明,只要“如实直书”就明白无疑了。于是,19世纪成为了“历史学的世纪”,大量历史著作出版,用以揭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同中国唐代的官修史学影响了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一样,近代西方的史学写作模式也为其他地区所效仿。

  而且,随着西方强权在整个世界的进一步扩张,西方近代史学的写作形式——叙述体——也逐渐成为了今天世界各地史家模仿、采纳的对象。到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系统的史学史著作也不断出现,目的是归纳、总结近代史家的作品及其成就。乔治·古奇( George P.Gooch,1873—1968)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于 1913 年问世,顾名思义,便是那时出版的多部史学史著作中,比较典型的总结 19世纪史学成就的一部作品。重要的是,虽然古奇为其掌握的语言所限,无法照顾到世界各地的历史研究,但此书概况的内容,仍然是十分广大和及时的。古奇不但以当代史学的发展起始,而且其视角不以西欧、美国为限,也评价和讨论了东欧、北欧、南欧地区的史学作品。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立场和态度,就是认为西方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应。换言之,西方中心论思维的背后,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念。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西方学界在叙述自身文明历史的同时,也努力研究非西方、也即所谓“东方”的文明。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1935—2003) 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一书,便从批判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西方近代学术中“东方学”的起源和特点。

  在史学史的领域,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普遍主义尝试。赫伯特·白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1900 —1979) 是在古奇之后,专门研究史学史的英国史家,其成名作《辉格历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出版于 1931 年,让他名闻遐迩。白特菲尔德之后著述很多,大多讨论西方历史学的起源、特点、与基督教的关系及社会功用。但他在 1955 年出版了《人心中的过去:史学史的研究》(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其中就将视角移到了中国的史学传统。之后在 1969 年,与白特菲尔德一样也在剑桥大学任教多年的杰克·浦朗穆 (J. H. Plumb,1911—2001) 出版了《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 ,用更大的篇幅将西方史学与中国和其他地区史学在观念和方法上做了比较。

  白特菲尔德和浦朗穆都不是汉学家浦朗穆更不专门研究史学史。但他们关注中国史学,首先是因为中国有着历时悠久的史书编纂传统,很难忽视。而另一点则是,他们的心态和做法,与赛义德笔下的西方“东方学家”类似,试图在与中国史学的比较中,抬高西方史学的优越和高明。在浦朗穆《过去之死》一书中,这一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此书根据作者 1968年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系列讲座讲稿写成,其主旨是强调在那时的世界,也即战后的世界,历史研究为何仍然重要。由此,浦朗穆几乎必须涉及一下中国史学编纂的悠久传统,因为中国古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已经是一种常识。他在导言中承认其成就但又评论道:

  显然,像中国高明的圣贤一样,唐代的中国史家无疑比爱因哈德( Einhard,775—840) 和奥托·弗莱兴(OttoofFreising,ca.1114—1158) 及所有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要高明许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他们没有实事求是的企图,没有看到一个社会的智者所构想的社会常常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中国史家追求知识的渊博,不过他们没能像西方在最近两百年中那样,发展出一种批判的史学。他们对客观地处理和理 解历史,从未尝试过,更谈不上成功。

  浦朗穆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传统史家,都为“过去”所困,无法从现在的立场来看待、研究过去。他的书分为三章:(1)作为权威的过去;(2)作为命运的过去;(3) 历史学的作用。浦朗穆认为,在近代西方出现新的历史观念之前,以前的中西伟大史家,如希罗多德、李维、塔西佗、司马迁、司马光等人,都服从于过去,希望保留有关过去的知识。其中修昔底德或许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因为修昔底德希望如实地重构过去,不过浦朗穆指出,修昔底德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遍真理 人的本性、善与恶、历史的机遇等等 ,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会用许多无法核实的对话、也即现在看来掺杂了想象的写作方法。然后他说道了他称之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他说司马迁的写作,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遗志,不但他自己的语言重述了古代的典籍,而且也基本相信了那些文献所述的史实。所以总体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是为官吏写的一本有关过去的知识手册。司马迁的著作传递了大量的信息,展现了道德生活的理想状态和实际历史之间的互动。但没有展现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批评——没有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不同这一立场上理解过去”。

  浦朗穆对司马迁史学和整个中国史学的看法,显然有明显的偏颇之处,我们将在下面详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过去之死》将西方与中国史学对立起来比较,突出前者的优越和先进,这种明显的“东方主义”的做法,在今天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影响。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在 1969年出版之后, 几次重印,后来在 2003 年又由英国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了第二版。更有甚者,这个版本由当今两位著名史家推荐,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萨蒙·夏玛 (Simon Schama)为之做序、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为之写了导言。他们两人都是英国人,前者曾在剑桥大学求学,与浦朗穆有点师生渊源。但无论如何,他们出面为浦朗穆推荐此书,不会完全是出于 师生情谊,而且显然也认同浦朗穆的史学观点。还有必要一提的是,浦朗穆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和教学,颇为多样,并无专攻,但他的著作,除了《过去之死》之外,还有其他也在后来结集重印。浦朗穆这个人物及其史学,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或许有助我们了解英国乃至英语世界史学的传统和特点。

  像文化传统一样,历史观念一旦形成,一时无法很快改变。台湾史家杜维运( 1928— 2012 )在其出版于 1981 年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对浦朗穆有专门的介绍,并对浦朗穆所谓中国传统史家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做了专门的反驳。但杜的著作用中文写就,没有为西方学界注意。1983 年香港史家许冠三 1924 — 2011 针对浦朗穆和其他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批评,在英国的《历史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批判传统》,举例说明中国传统史家对史料的谨慎、批判意识和手段。 可惜此篇文章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至少萨蒙·夏玛和尼尔·弗格森未加采纳。西方有句俗语,你无法叫醒一个假寐的人。其实在浦朗穆写作《过去之死》之前,他剑桥大学的同事、汉学家蒲立本 (E.G.Pulleyblank,1922—2013) 就发表了《中国的历史批评刘知幾和司马光》一文,指出了中国史家对史料的批判手段和意识。 或许蒲立本此文对浦朗穆的效果仅仅是,后者主要批评了司马迁缺乏史料批判意识,而没有针对司马光。

  由此而言,我们特别需要指出和怀念伊格尔斯先生的胸怀和贡献。伊格尔斯生于德国汉堡,十二岁的时候与父母逃离了德国,幸免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但他在大学主修的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到了硕士阶段进入芝加哥大学才转而进修德语。不过他于 1951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仍然以法国思想为主题,并出版了《崇信权威:圣西门派的政治哲学》的第一本著作。

  他的第二本著作《德意志历史观念:赫尔德以来的历史思想之民族传统》,确定了伊格尔斯在德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他之后发表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更让他成为欧洲现代史学的专家。也就在差不多同时,他与时任杜克大学的哈罗德·帕克尔 (HaroldT. Parker) 一起主编了《国际历史研究手册 当代的研究和理论》 (1979)一书,其视角就几乎遍及全球。比如有关中国的史学,他便邀请了在他之后几天过世的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 撰写。《国际历史研究手册》是英语世界中,较早一本力图平等地处理各地区史学发展的著作,出版之后颇有影响。不过,伊格尔斯在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时还主要以欧美史学的发展为线索。此书缘起于伊格尔斯受邀在一个哲学会议上的发言,谈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及 其受到的挑战,由此而发展成书,先在德国出版,之后经他自己修改补充,于1997年出版了英文版, 广受注意和好评 此书已经被译成了十多种文字 。

  伊格尔斯老师在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时,已经多次与我商讨如何从全球的角度,考察和 研究近代史学的变迁。伊格尔斯那时收到了英国老牌的朗曼 (Longman)出版公司也即出版乔治· 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公司,现已经并入罗德里奇出版公司 的书约,写一部近代史学史。他与出版商商量,邀请我为合著者,将此书的范围从西方扩展到全球,也即以《全球史学史》为标题。这一合作,也促使我自己扩大研究的视角,从中国史学与西方的互动及在近现代的 转化,转向考察和比较东亚史学近代化的异同。而为了写作《全球史学史》,我不但负责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还研究和写就了中东地区的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化的章节,这让我受益匪浅。之后我们又邀请了伊格尔斯的印度学生苏普里娅·穆赫吉 (Supriya Mukherjee)加入,由她负责印度和女性主义史学的部分。《全球史学史》出版之后,普受好评,除了翻译成中文之外,还有了俄文版、德文版和希腊文版。伊格尔斯先生作为西方史学史领域世界公认的权威,不以其专长为限,而是努力突 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推动史学史研究的全球视角,功劳卓著、殊为难得。这不但是他晚年治学的 一个亮点,也为史学史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后人无法忽视。

  与伊格尔斯老师合作《全球史学史》和其他著作,不但是我的莫大荣幸,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反思以往史学史研究的偏狭之处。除了本文已经谈论很多的西方中心论之外,我觉得中国史家也需 要检讨自己的偏见。我们虽然不满西方中心论,但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西方史家对其他文明的轻视。这一偏见的主要表现是将文字记载的史实视为历史学的主体。我们提及中国传统史学,便常常用“汗牛充栋”这样的字眼,形容中国史书的丰富,并为之感到骄傲。但如果希望用平等的观点看待所有的文明,认为各地区的人类团体都有历史意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那么就需要承认,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不能仅仅以史家的历史书写为唯一的对象,更不能仅仅以现代意义上的论说文风格写作的史书为基础,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走出西方历史观念的藩篱。

  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史书需要用“散文” (prose)而不是“韵文”(verse)的形式出现。但在其他许多文明如中东和印度中, 人们用诗性的、韵文的形式记录和反映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和叙述,还有如非洲和其他传统文明的历史意识,甚至采取了口述的、诗歌的形式。毫无疑问,这些韵文和诗歌形式记载的历史意识,似乎让人感觉不够实证,因为出于押韵、咏唱等需要,词句的选择和表达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似乎无法如作者所愿陈述史实。但其实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所指出和强调的那样,即使用论说文形式写作的史书,作者也无法完全做到“我手写我心”、完全超然无误地写作,因为语言并不透明历史书写会有意无意地反映语言的内部结构以及作者本身对文体的偏好。因此就本质而言,论说文所陈述的史实与其他文体写作或记录的史实,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和刘知幾的《史通》,都用的是骈体文,也即韵文,所以克服将论说文视为历史书 写最佳体裁的偏见,不但有助我们从平等的角度看待世界各文明的历史意识及其表现,而且也能让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和价值。

二、时代感和批判意识

  2017 年我与北大李隆国合著了《外国史学史》,我们在序言中强调 以往的经验、事例证明,史学史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为史学史著作的出现,通常是在历史研究经历重大转向之后的产物”。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重述一下相关的立场。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虽然简短,但却勾勒、评价了从先秦到汉代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成就,认为《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奠定了这一历史书写的传统,而在汉代之后,这一史学传统已经走向衰落,于是他有“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 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的说法。 而到了三国时代,除了陈寿的《三国志》,刘勰对其他著作,更多批评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 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 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 有了这一负面的观察之后,刘勰在《史传》中对历史书写,提出了种种评价和建议,此处不赘。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汉代灭亡之后的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转折的时期,总结、评价了自先秦至汉代的中国早期史学的成就。

  同样,刘知幾的《史通》也批评回顾了从先秦到唐代的史学传统,然后对以后的历史写作,提出了许多建言。与刘勰一样,刘知幾生活的年代,也是一个历史变迁、文化转向的时刻。如果说前者经历了汉亡之后,华北所经受的包括所谓“五胡乱华”的剧变,而后者则目睹和经历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盛世。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由于唐代皇帝的支持,中国官方史书编纂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现今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史”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唐代史家编纂的。这一官方修史的传统,在隋唐之后一直为历代朝廷所坚持和发扬光大。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着眼,唐代所建立的官方修史传统,还形塑了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的历史编纂传统,形成了前近代东亚史学的一大特色。由此来看,刘知幾的《史通》也是在历史转变的重大时刻,对史书编纂的传统加以总结、批评和鉴定的一部出色的著作。

  西方的史学史研究也同样如此。上面我们提到的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和让·博丹的史学史、史学方法的研究,也出现在文艺复兴这个后人视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时刻。中外史学史的这些先例表明,史学史的研究需要体现时代感,在历史转向的时刻,对以往的史学成就,做出批评性的评价,以助其将来的健康发展。换言之,史学史的研究,不是仅仅为了歌颂和赞扬以往的史学 成就,以名家名作为对象。至少研究名家名作,重述他们的功绩,不应该是史学史家的唯一任务,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能有效地帮助读者 历史专业的年轻学生 看到以往史学研究的不足,促进他们批判性的思考,反而会让他们望而却步,觉得自己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前人的成果面前叹为观止、亦步亦趋,而无法看到自己的机会,以求发挥自己的潜能,在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的突破,从而促进史学的新的进步。

  伊格尔斯老师的治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作为参考。上面已经提到,德语是他的母语,他12岁移民美国之后一直在家里使用德语,而且还掌握了与德国人一样的阅读、写作水平。但他从大学时代起就选择研究拉丁语系的语言和文学,到了研究生阶段也同样如此他的博士论文以法国圣西门派的哲学思想为题。伊格尔斯之研究圣西门派的思想,与他自博士候选人阶段开始,支持、参与和领导美国南方小石城的民权运动,显然有明显的联系。在伊格尔斯的追悼会上,他的孙女对我讲了她对祖父的一个印象,那就是伊格尔斯从来不愿去美国垄断企业如麦当劳和沃尔玛这些地方购买食品或商品,因为他与这些垄断资本家,没有共同的立场。伊格尔斯一生,都是一个西方社会主义者,与他博士论文的主题一致。顺便提一下,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曾坚定地支持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不但是因为桑德斯像他一样,曾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也因为桑德斯的竞选方案,有不少社会主义的因素如提出美国州立大学应该免除学费等等 。

  伊格尔斯的《德意志历史观念》一书,让他名闻遐迩,确立了他在史学史领域的领先地位。此书的写作,不仅仅是解释德国的兰克史学及其弟子,如何为近代科学、职业史学奠基,称颂他们的伟大功绩。相反,伊格尔斯此书的写作及其之后对兰克史学的研究和出版,都采取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批评立场。像二战之后许多年轻一代的德国史家如汉斯—乌尔里希·维勒 (Hans-Ulrich Wehler, 1931—2014) 、约尔根·科卡 (Jürgen Kocka) 、约恩·吕森( Jrn Rüsen) 一样,伊格尔斯希图检讨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在 1871年的统一,如何影响了德国在20世纪的一系列作为,比如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等等。维勒和科卡从社会、政治等角度着手,检讨德意志民族走向近代的历程和特点,而伊格尔斯从史学思想的角度,为战后德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途径。换言之,伊格尔斯的写作,反映出了十分明确的时代感,批判性地分析了近代德意志人向来引以为傲的史学传统。《德意志历史观念》在美国出版之后,学界评价很高,但在其之后不久出版的德文版,则让伊格尔斯在德国声誉卓著,名声更大。他逝世之后,德国的各大媒体,都登载了较大篇幅的讣告。 本文写作的时候,德国的史家们正在筹备一系列对他的纪念活动。

  伊格尔斯之后的著作,同样充满了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他在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批判性地总结了战后欧洲史学的新发展,也即在兰克史学之后的种种新气象。顾名思义,《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以指出和分析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为题,而伊格尔斯认为,这一新方向以法国的年鉴学派、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 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 派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代表。他的这一见解,为学界所认可。而他在1997年写作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不但在 20 和 21 世纪之交写作,以求总结 20 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轨迹,更想针对后现代主义对近代史学的批评和冲击,做出批判性的分析。伊格尔斯与海登·`怀特认识多年,私交不错,但他不认同怀特贬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将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的做法。此书的结尾,伊格尔斯这样写道:

  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当代史学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有助人们警惕乌托邦式的空想和对进 步观念的轻信。但是这一贡献不是让我们丢弃甚至摈斥启蒙运动的遗产,而是要对其做批判的反思。本书所考察的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开展,大致来说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启蒙运动可以批判,但如果将之摈弃,则会走向野蛮主义。

  由上可见,伊格尔斯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新思潮的出现,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看到其产生的缘由及其益处,但在总体上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无意追捧时髦,人云亦云。后来伊格尔斯在与我和苏普里娅·穆赫吉合作的《全球史学史》中,他又重申了这一立场,希望此书的写作既能从全球的 视角展现历史意识和实践的异同,又能有助当代史家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会因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客观性的批评而让人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该书的导言基本由他起草,在其结尾的地方,伊格尔斯老师这样写道:

  与19世纪专业史家的信念不同,我们深知理性探索的局限,因为我们对许多事件都无法获得完全明确的答案。我们也承认历史书写常常呈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而且这些不同和对立还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来克服。可是,虽然史家不可能明确无疑地重构过去,但他们常常有可能揭示比如为了服务于政治意识而做出的错误的历史陈述。

  据我所知,这是伊格尔斯晚年一贯坚持的立场,也在其他场合多次重申了这一看法。总之,从伊格尔斯一生对史学史领域的耕耘,让我们看到史学史的研究,需要重视时代变迁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不断更新史学史的内容,而在同时,对于史学界出现的新思潮、新现象、新流派,又需要从批判的立场加以考察、分析和鉴定。

  在本文结束之前,让我们再回到浦朗穆的《过去之死》一书。中国有句成语 开卷有益。浦朗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显然很不中听,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无知和偏见。但从他写作的主旨来看,比较中西史学乃至贬低中国史学,其实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此书在出版之后再版,到 2003年又重印,也主要不是因为西方学界认为浦朗穆做的比较史学,有多少值得借鉴之处。其实,浦朗穆在上世纪60 年代末应邀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开系列讲座,其目的是希望重振历史学家的信心,因为历史研究在战后的时代,特别是在风起云涌的1960 年代,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对浦朗穆而言,这些挑战没有动摇近代史学的基础。所以此书的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时代感。当今史家推荐和出版家愿意重新出版此书,更多是因为此书体现了浦 朗穆对史学在那个变动的时代所做的一系列思考,对今天的读者或许有某种启发性。

  但是,浦朗穆《过去之死》整本书的写作及其论点的展开,却陷入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悖论。从书的论旨和结构而言,浦朗穆希望史家能走出过去的束缚,认识到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从而不盲目崇信过去的权威和经验,然后在现在的立场上重新审视、用批判史料的手段写作历史,重构过去。这一立场与他的同胞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1892—1982)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说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的立场相似。同时,浦朗穆认为近代史学的优点就是能从今天的立场重写历史,也与乔治·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中对当时的史家如巴拓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 1831 )、兰克等人成就的评价,十分相似。尼布尔用新的的史料,重新写作罗马史,不再拘泥于罗马史家李维、塔西佗的论说,而兰克从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也体现和代表了19 世纪史学的一个特色。

  所以浦朗穆对西方近代史学的认识及由此出发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都显得有点老调重弹,重复了前人的见解,缺乏新意。更有甚者,他论点的似是而非主要表现在,如果一个史家从现在的立场检查、重构过去,那么即使引用严格考核过的史料,其著述还是显然无法像浦朗穆所说的那样,客观无误地重现历史的真相。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从现在的立场出发写作历史,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主观的意图,史料的使用是否经过批判、考核,并无法保证其历史书写毫无偏见。如同一个人用相机摄影,其照片上反映的人物和事件当然准确无误故意造假的不在讨论之内 ,但摄影师的取景角度和选择的对象,都自然会反映出某种无法克服的偏见。

  浦朗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认为中国史家过于尊崇过去,由此而无法企及客观和批判的史学,并无道理。如果我们根据他的思路,承认历史研究和书写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那么中国的史学传统,向来强调鉴往知来,也即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来嘉惠现在、指导将来。所以,现在的立场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观念和实践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中国史家的做法,与西方及其他文明的历史实践,于是没有本质的区别。浦朗穆的历史反思表现在 他指出历史研究应该从现在的立场出发,回视过去、重构过去,由此而企图复兴历史的社会功用。这一观点其实与兰克表彰的“如实直书”立场,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因为一般人对“如实直书”的理解,是希望史家能实事求是、为历史而历史来写作。但浦朗穆在批评中国史学的时候,又俨然以近代客观、批判史学的面目出现,指责中国史家无法达到西方近代史学那么高的成就。其实,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中国传统史家十分尊崇过去,那么这一尊崇心理会让他们更为关注史料的确证和史实的可靠,丝毫不想有损过去的真实。而西方近代史学从现在的立场研究过去,则显然更容易将历史为我所用,从而歪曲了历史。

  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兼听则明。浦朗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存在偏见和漏洞。但正如我们在本节中指出的那样,史学史的研究需要采取一种批评的立场,由此而为今天的史家指出改进其研究和写作的可能。浦朗穆对司马迁的批评,虽然有所偏颇,但司马迁作为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古代史家,其治史方法、观念和立场与今天有了诸多不同,对之有所批评,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做的得体,这些批评能展现现代史家希图进一步改进历史研究的期望和信心。举例而言,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为后代史家所继承,在唐代更被树立为官方修史的正统体裁。但这一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书写体裁,在 20世纪的《清史稿》的编纂之后,便退出了中国史学的舞台。可惜,如同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和司马迁研究,都没有对纪传体的得失和司马迁史学对今天的相关意义,做出深入、细致和平实的讨论和分析。相反,我们似乎仍然守着“为尊者讳”的传统,提到司马迁便推崇备至,唯恐称颂、赞美不及。这种做法,并不利于今天的中国史家继承和扬弃过去的遗产,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上的意见,草率成文,还望得到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史学史、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史。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情请参考原文。摘自:世界历史放映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