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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苏全有:当今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去“西方中心主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的史学研究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后一阶段较之前一阶段呈现出多元化色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之所以能有所突破,也与史学研究多元化有关联。时至今日,尽管多元史学仍有延展空间,但已难有较大作为。那么,当今史学研究的深化之路剑指何方?缘何方能达到新的发展时期?笔者认为,只有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等制约,史学研究才能进入更加广阔的空间。

中国历史研究的坎坷征途

  西方对我国史学研究的钳制,首要的在于内容选择。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历史。人们在努力阐释近代化或现代化,努力寻觅现代性的存在;至于中国对自身的沿承,则成了非主流的另类。这种范式所左右的历史研究,看似簇锦团花,实则忘了自身;无论多么繁荣,都无法掩盖或粉饰其“西方化”的迹象。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东方等于传统,西方等于现代,这一“二元对立”模式直接导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并随着美国的称霸天下,“西方化”也渐次演变为美国化。

  中国史成了西方影响中国的历史,这一说法如同民国时期的邓名册所言:“想读者亦能颔首谅承之也”!学者王学典就曾质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写出本土化的中国历史?在西方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我们还能否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我们还能否走入中国历史,真正感受历史的真实?理性学者的铿锵发问,发人深思。在“西方化”潮流的裹挟之下,中国的历史主体不仅被选择性遗忘,而且被贬斥、割裂、歪曲。可见,“西方中心主义”已使中国的史学研究步履蹒跚。

  自从近代引入西学以来,在“西方化”的评价体系之下,我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渐被矮化甚至丑化。一方面,我们把几千年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的意义和价值严重低估了。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如此伟大而又光辉的中国文明,非但没有被大书特书,没有进行文化基因和奥秘的阐释和发扬,反而被攻击、贬斥、割裂乃至否定。

  另一方面,则是我国传统文化被歪曲。近年来,时常有文论假借学术创新或学术自由之名颠覆正统。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比如,有的英雄人物被“抹黑”,反面人物则被一点点“洗白”。骂祖宗,而且冠冕堂皇,趾高气扬;捧汉奸,而且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这些行径通过无限放大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内容,以达到否定传统文化的目的,进而导致正能量反倒成了被边缘化的“夹尾巴鼠”,令人触目惊心。另外,也有人以“学术讨论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前半句为托词恣肆妄为。当然,学术讨论确实没有禁区。但是,没有禁区不能等同于没有原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没有原则,学术讨论自然也概莫能外。

  应当指出的是,全面诋毁中国历史,过度美化西方历史,是西方势力对华文化冷战的重要一环。在经常性的否定和歪曲之下,传统文化在不断被矮化、丑化,中国历史被不断虚无化。需要强调的是,某些外来敌对势力亡我文化、亡我历史之心由来已久。早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就曾向我国东北地区以疯狂的规模输入日本文化,并试图以殖民文化钳制和压迫中国文化,甚至取而代之,使中国人永久“归心”。在学校里,学生们不仅要说日语,还要会唱日本歌曲,能读日本文学;日本人甚至还建立了专门的音乐、舞蹈学校,教授的曲调和动作,全然是日本式的。1940年7月,汪伪国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中小学课程调整之意见》,实际承认了日语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1942年春,该政府更是明令禁止修习英语,规定日语为初中以上学校主要必修课程。总之,用一切手段营造学校环境气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这是一种“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的攻心战术,是一场“文教虏其人”的无血战争。

高奏中华文明史保卫战的乐章

  正如世界物种多元化一样,世界文明史也向来是文明的多元和文化的多样。一个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其历史发展及创立的文化,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一种文明凌驾于另一种文明之上,以一种文化来覆盖另一种文化,甚至推行格式化的扼杀政策,这本身就是文化霸权主义。弱势文化自当发愤图强,革故鼎新,否则就只能自暴自弃,自取其辱甚至灭亡。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倡导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当中,弘扬中华文明,当然不是夜郎自大,亦非抱残守缺,更不是停滞倒退,而是要涤除文化自虐、文化自卑,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是要找到中华文明的根脉和统续,接续那尘封许久的元典精神与价值,激发其创造力和影响力。对此,简单以“否定之否定的扬弃”来概括显然有欠精准,我们应当凤凰涅槃、返本开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道之将行矣,文不在兹乎?置身如此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自当以弘扬中华文明为己任,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以此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化复兴梦。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启发我们,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者自当去除惯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回到中国历史的场景之中,担当起复兴中华文明的重任。

中国史学研究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选择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转变思维定势,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史保卫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惊世骇俗的成功,中华传统文明就一定能够焕发璀璨夺目的光辉。曾经所谓的“包袱”化茧为蝶、转身一变成了我国的战略资源,成了世界文明中最璀璨的那颗明珠。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树立文化自信,并且进一步坚定这种自信。

  当然,不能否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呼声从来就未曾停歇,不单史学界,其他如文学、教育、翻译学界等亦如此。近几年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大。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多着意于批判,热衷于否定,少了一些在实践中的探索和运用,即说得多,做得少,多破少立,离真正落到实处,还相距甚远。比如,1984年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译著在2002年于大陆面世前后,其“中国中心观”受到热捧。可惜轰隆的雷声下少见雨丝,喧嚣之后是漫漫沉寂。真正从中国自身出发,以“内源说”为支撑,以中国史学话语来书写历史传承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熏染下的思维惯性,使得史学研究推陈出新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

  无论如何,未来中国史学研究亟须由向西而向东,由向外而向内,以自身的演变为中心,重塑本土史学,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史学的园地里,中华文明之花必将朵朵盛开。一言以蔽之,中国史学若要再中国化,就必须去“西方中心主义”。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