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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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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亮 王泽方:试析“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原因

  摘要:“曼施坦因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军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制定的西线作战计划。其核心是集中装甲部队在阿登林区突破盟军战线,合围并歼灭盟军左翼。1940年5月,曼施坦因的构想得以成功实施,盟军左翼被消灭,为德国取得法兰西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曼施坦因计划”能够成功,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德、法双方的战略计划的核心行动分别是德军在阿登林区的突击行动和盟军左翼推进至比利时的行动,两者间产生的“互动”效应是“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根源;“曼施坦因计划”本身的优势和计划核心行动的坚决实施是其成功的重要保障;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模式也是“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曼施坦因;法兰西战役

  1940年5月10日,德国开始执行代号为“黄色方案”(Fall Gelb)的作战计划,拉开了法兰西战役的序幕。

  法兰西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德军以装甲部队为主力的A集团军群从阿登林区(Ardennes forest)突破,横扫法国北部进抵英吉利海峡,与从北部前来的B集团军群汇合,粉粹了盟军的左翼,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第二阶段,德军兵分两路南下,对法国残余部队进行了分割包围,迫使法国投降。“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就是德国第一阶段作战的指导方案。但是,“曼施坦因计划”并非德军行动的官方代号,德国对法国的作战计划从拟定到实施,一直使用的是“黄色方案”的代号。

  1939年10月19日,德军总参谋部下达“黄色方案”的最初版本,该方案基本是“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翻版——主攻方向定在比利时中部。时任德军A集团军群总参谋长的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对该计划提出质疑,并于12月向大本营提交了对西线攻势的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将主攻方向改为比利时东南的阿登地区。曼施坦因为了说服陆军总司令部采纳他的建议而不懈努力,他本人也因此被贬职。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后,在最终版本的“黄色方案”中,曼施坦因的核心战略思想终于被采纳——德军的主攻方向确定在了阿登地区。因此,1940年5月德军实施的“黄色方案”实际上是“曼施坦因计划”的修改版本。

  对法战役结束后,纳粹当局狂热地吹嘘这一计划是元首的“天才构想”;二战结束之初,参与制定“黄色方案”的德军前总参谋长哈尔德(Franz Halder)则将对法战争的胜利归为自己的功劳。因此,曼施坦因在计划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长期不为人知。直到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在1950年代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以曼施坦因的名字命名了该计划之后,曼施坦因构想出的、替代了最初“黄色方案”的作战计划才被广泛知晓。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虽然对法国败降原因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并没有对“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原因进行过专门的论述。通过研究“曼施坦因计划”,不仅能更直观的揭示法国迅速败降的原因,而且有利于研究德国“闪击战”的作战样式。

  我们认为,“曼施坦因计划”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从军事上看,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

  一、山的那边:德、法双方战略计划产生的“互动”

  战争是两股力量的相互碰撞,往往表现为双方力量的相互抵消,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会通过殊死搏斗决出胜负。但如果双方的战略行动产生了完全有利于其中一方的互动效应,那么结果可能就是一边倒。对这种观点最直观、最生动的表述来自德军前总参谋长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的《坎尼研究》(Cannae Studies)一书:“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中很少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一方面需要一位汉尼拔(Hannibal),另一方面需要一位法罗(Faroe)。他们合作始能达到此种伟大目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迦太基军队在坎尼会战中之所以实现了对罗马军团的完美合围,主帅汉尼拔的智慧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罗马主帅法罗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指挥罗马军团一味的在战线中央冒进,仅凭汉尼拔的合围战术并不能实现对罗马军团的彻底合围。正是罗马军团在正面的冒进与迦太基军队在两翼的合围行动产生了强烈的互动,才使得汉尼拔彻底围歼了罗马军团,坎尼会战遂成为军事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同样,在1940年的西线战局中,德、法双方战略行动的互动,是“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根本原因。

  1.战略互动的基础:德、法基于战略困境对“施利芬计划”的互相预判

  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是英国取得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胜利的功臣,他总喜欢在散步时远眺沉思,当有人问他在思考什么问题时,他说:“为了猜测山那边的情况。”后来,“山的那边”被后人引申为对敌人心理的推测。在拟定作战计划时,对敌方进行战略预判是十分关键的环节,任何战略计划的制定都以对敌方状况的思考和对敌方行动的预判作为前提。英国历史学家贝内特(P.G.Bennett)认为:“在战争中,博弈的双方会基于他们掌握的不完整的信息来预判对方的战略。”1940年德、法的作战计划同样建立在对敌方的战略预判基础之上,双方进行战略预判的依据就是陷入“困境”的战略形势和“施利芬计划”。而这种战略预判就是双方战略计划产生互动的基础。

  在战争爆发前,德、法之间的战略形势已经陷入一种困境。由于双方在接壤的边境线上分别修筑了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和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直接进攻势必会造成巨大的伤亡。面对这种战略困境,德、法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间接战略”(Indirect Approach),只不过范围有所不同:德国选择从低地国家迂回,而英、法则设想在更大范围内实施“间接战略”,如空袭苏联高加索油田破坏德国石油供应,在波罗的海袭击德国运输铁矿石的船队,从希腊方向威胁德军侧后等等。同时,荷兰、比利时的中立也影响到这种困境。双方谁先进入荷、比,就会背上侵略者的恶名,在舆论上会陷入被动。但一战的历史和希特勒上台后的种种劣行表明,德国会毫不犹豫的破坏这种中立。在这种战略形势下,法国自然会预判德国会经荷、比发动进攻。

  德、法之间的战略困境因“施利芬计划”而加剧。如果说双方边境的防线是造成战略困境的物质基础,那么“施利芬计划”在思想意识上强化了这种困境。

  德、法之间的战略困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普法战争之后,双方在边境大规模兴建要塞,直接进攻的难度逐渐增大。面对这种形势,德军总参谋长施利芬在19、20世纪之交提出了“施利芬计划”,其核心思想是集中优势兵力,通过荷兰、比利时迂回攻击法军侧后。这一想法似乎为解决战略困境提供了一劳永逸的思路,以致于美国史学家特伦斯·祖贝尔(Terence zuber)认为,施利芬的战略思想给德国“提供了一个永久性的、可靠的战争计划,而他的继任者需要做的,就是实施这一计划。”而且与1914年相比,1940年德、法边界的情况对德国更为不利,通过低地国家迂回法国侧翼无疑成了最合理的方式。因此,双方都把目光紧紧的盯在“施利芬计划”上:法国预判德国将重启“施利芬计划”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德国最初版本的进攻计划也确实是“施利芬计划”的翻版;同时,曼施坦因预判法国将对“施利芬计划”的重启有所提防。根据曼施坦因的说法,“在1940年我们就透彻地了解了这些法国战略和策路的原则。”曼施坦因在制定计划时也着眼于“施利芬计划”,只不过他根据法国对“施利芬计划”可能的反应来制定完全针对的、更加致命的打击方式。德、法基于战略形势的困境和“施利芬计划”对对方的战略预判是双方战略计划产生“互动”的基础。

  2.双方战略计划的互动效应:完全配合德国的攻势

  根据最初的“黄色方案”的部署,B集团军群下辖30个步兵师、9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担任主攻,占领荷兰、比利时;A集团军群下辖22个步兵师,向阿登林区发动攻击,掩护B集团军群的侧翼;C集团军群下辖2个集团军在马奇诺防线当面佯攻。战役目标为横扫低地国家,击溃英法联军,占领比利时、荷兰的港口。

  曼施坦因认为该方案有两个缺陷:一是该方案是“施利芬计划”的翻版,而盟军必然对德军重启“施利芬计划”有所防备;二是该方案没有全面、彻底歼敌的思想,仅仅是要取得对比利时北部盟国军队的局部胜利,其结果必然会和1914年一样在西线形成僵局。曼施坦因于1939年12月18日向大本营提交了对西线攻势的建议,建议对德军的主攻方向和兵力配置做出重大调整。曼施坦因的计划有两大要点,第一,他断定盟军主力会在北翼抵抗德军对比利时的进攻,所以德军的主攻方向选择在盟军北翼的侧后——阿登林区。为了实现迅速突破,部署在阿登地区当面的A集团军群应配备强大的装甲部队,步兵师的数量也应得到加强。集中强大的装甲集群在阿登林区实现对盟军战线中枢的突破,分割包围并全歼盟军北翼是“曼施坦因计划”最核心的战略行动。第二,德军在合围盟军北翼时,应同时在马斯河(Meuse)与瓦兹河(Oise River)之间的宽大地域采取攻势行动。该行动不仅可以粉碎法军预备队可能的反突击,保护装甲部队的侧翼,而且还能阻止法军在南部形成一道坚固的、连续的正面防线。彻底消灭盟军北翼并阻止法军在南部建立连续正面,是“曼施坦因计划”的主要目的。但在最终版本的“黄色方案”中,在马斯河和瓦兹河之间的攻势行动没有被采纳,也因此,从战略艺术的角度看,1940年5月德军实施的“黄色方案”只是“曼施坦因计划”的简化版本。

  法国的作战计划——“D计划”(Dyle Plan)的兵力部署为:第1集团军群为左翼,下辖法军第1、第2、第9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共51个师,部署在法、比边境隆维(Longwy)至敦刻尔克(Dunkirk)一线,战争一旦爆发,其中的34个精锐师立刻进入比利时境内,在安特卫普—卢万(Corgoloin)—那慕尔(Namur)一线建立坚固防御,抵御德军装甲师;第2集团军群和第3集团军群为右翼,下辖43个师(包括驻守马奇诺防线的9个师),驻守隆维至瑞士边境;其余9个师作为预备队。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法国仅有的三个装甲师和英国远征军在内的最精锐的部队全都配置在第1集团军群内,预备队中几乎没有可以应对突发状况的机械化部队。

  将强大的左翼推进至比利时是“D计划”最核心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显然是以假定德军会按照“施利芬计划”的路线进攻为前提的。盟军将最精锐的军队部署在北翼“充分证明了他们确信德国人会通过比利时发动攻击”。在将大量精锐部队投入左翼的同时,法国也投入大量兵力驻守马奇诺防线。将重兵集团投入两翼之后,法国战线的铰链处十分薄弱:面对比利时阿登林区,从那慕尔到色当长达75英里的战线仅仅由“全军中战斗力最弱的”第9军团的8个师防守。虽然这种配置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德国和法国当时的大多数战略家都认为,阿登林区是“难以通过的”,“连作大规模的步兵攻击都是不可能的,当然别说是坦克的行动了”。法国陆军总司令甘默林(Maurice Gamelin)将军在其1940年2月呈报给国防部长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的“军事计划”中,甚至没有提及阿登。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犯下的一个巨大的错误:被忽视的阿登林区最终敲响了法兰西的丧钟。

  双方的战略计划其实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如果德军实施最初的“黄色方案”,那么德军的胜利会“非常有限并且代价高昂”。因为法国的计划是完全针对德军重启“施利芬计划”的。“曼施坦因计划”却扭转了这种态势,两个计划的核心行动将会产生有利于德国的互动效应。法军计划对阿登地区防御的忽视非常有利于德军装甲部队的快速突破;而法军推进至比利时境内,又使得左翼各师对德军在其侧后的突击束手无策。这种互动效应无疑促进了“曼施坦因计划”的成功。

  3.互动效应在战局中的实现是“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根源

  1940年5月10日,当西线的战斗打响之后,德军和盟军分别迅速实施各自的计划。德军B集团军群在伞兵的配合下攻入荷兰、比利时,A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也开始穿越阿登森林;盟军的左翼则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挺进比利时。到了5月12日,就预定的战略目标而言,双方的计划都取得了“成功”,法国对左翼的态势一度很乐观,而且由于在比利时进展的过于顺利,法国一度怀疑德军在低地国家的行动可能只是佯攻。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证实了这种乐观:“截止到12日夜间为止,没有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利。”然而,双方战略计划的核心行动已经产生了有利于德军的互动。德国装甲集群迅速穿越阿登森林,于5月13日突然出现在色当要塞面前。法军在色当的薄弱防御使德军轻易突破了盟军战线的中枢位置,盟军南北两翼被分割。而此时盟军左翼挺进比利时恰恰有利于德军合围目的。盟军北翼在比利时挺进的越深,在德军B集团军群的牵制下,法军左翼向南的撤退行动就越艰难,他们对德军装甲部队在其背后突击的反应也就越乏力。这种互动的效果恰恰和施利芬当年所预期的理想效果一致。而法军的兵力配置和战略预备队机动性的缺失又加强了这种“互动”的效果,由于包括装甲师在内的几乎所有精锐部队都尽数投入左翼,法军预备队既无法及时填补战线中央的缺口,也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对德军装甲集群实施反击,只能眼睁睁看着北翼的精锐部队被合围。1940年5月20日夜,德军第2装甲师进抵大西洋岸,阻断了盟军北翼与其他军队的联系;5月21日至24日,德军各装甲师陆续抵达英吉利海峡,锁紧了包围圈。此时,盟军左翼虽然没有被消灭或者投降,但已经被德军压迫到了敦刻尔克附近,在战略上已完全孤立。虽然大部分被围盟军在6月初撤退到了英国,但是盟军左翼已不复存在,“曼施坦因计划”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就这样,双方计划的互动效应在实际的战局中得以实现。

  这与坎尼会战的情况是何等的相似,如果说汉尼拔和法罗在战术上的互动成就了坎尼会战的传奇,那么这种互动在1940年再次上演,成就了“曼施坦因计划”的成功。

  二、“曼施坦因计划”的优势和计划核心行动的坚决实施

  相对于法国最高统帅部中规中矩的计划,曼施坦因的计划在创造性和艺术性上无疑远超对方。

  1.“曼施坦因计划”的优势

  “曼施坦因计划”有多方面的优势。首先,曼施坦因成功预判了法军的战略意图。“法国的军事思想向来很容易被其敌人德国掌握”,而曼施坦因的军事天才使德国再一次掌握了法军的动向。英国史学家贝内特认为曼施坦因通过“超对策”(hypergame)的思考方式预料到了盟军的战略。正是基于曼施坦因对法国战略意图的成功预判,才引发了双方计划的“互动”效应。

  其次,大胆地提出在阿登地区进行突破,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曼施坦因希望利用装甲部队的快速性和强大的突击能力,迅速通过阿登林区,突破法军防线上最薄弱的地带。为此,曼施坦因还专门请教了被誉为“德国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将军。古德里安完全认可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并且提出:“在此次行动中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最好全部都用上!”虽然地形对德军装甲部队的大规模机动造成了困难,但正如李德·哈特所说:“只要德军能在法国统帅部尚未注意到危险之前,迅速通过比利时南部的森林地带,则法兰西的起伏平原就会完全暴露在他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坦克长驱直入的理想战场。”另外,李德·哈特认为,“色当位于中央轴线上,所以可以向任何方向转动,同时威胁到几个不同的目标”,这就使德军在战略上增加了弹性,而且会使法军因无法判断德军的进攻方向而暂时瘫痪。这一优势,可能是曼施坦因本人也未想到的。丘吉尔也证实了盟军面对的这种态势,他回忆到,在5月13日,“法国最高统帅部还弄不清楚:德军主力是要通过卢森堡进攻马奇诺防线的左翼呢,还是要通过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前往布鲁塞尔。”

  最后,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对“曼施坦因计划”进行了修改,大大加强了德军在阿登林区的突击兵力,保证了计划的成功。德国著名二战史家卡尔·海因茨(Karl-Heinz)认为“曼施坦因计划”与希特勒最初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可能也是希特勒很快接受“曼施坦因计划”的原因。经过希特勒的干预,7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组成的突击力量已大大超过了曼施坦因本人的设想,如此强大的装甲集群无疑为A集团军群在阿登林区突破行动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2.古德里安将军保证了计划核心行动的坚决实施

  德国军事思想家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认为,“在战略领域,拟定计划并不难,而最难的却是计划的彻底执行”。除了本身的优势之外,计划的核心行动(在阿登林区的突破)能够得以坚决实施也是其成功的重要保障。德军在阿登林区的突破虽然足以实现致命的奇袭,但其风险也是十分巨大的,李德·哈特也承认“派遣这样大量的坦克和摩托化车辆通过如此艰险的地区是一个非常果敢的冒险”。而且装甲师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暴露的侧翼对指挥者而言绝对是巨大的心理考验,假若对计划没有十足的信心,计划可能中途流产;而计划的提出者曼施坦因本人无法参与行动的直接指挥,加剧了这种危险。果不其然,德军装甲师在突破色当后一路高歌猛进,然而装甲师取得的进展越大,希特勒越神经质的担心其侧翼,并在5月15日、17日两次下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步兵师的跟进。而时间是德国装甲部队突破行动最关键的因素,停止前进无疑会对“曼施坦因计划”的实施造成致命后果。

  关键时刻,正是由于时任第19装甲军(德军装甲兵团的中坚力量)军长的古德里安将军的坚持,“曼施坦因计划”的核心行动才得以坚决实施。曼施坦因认为古德里安对该计划实施中的热情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李德·哈特也指出,“没有古德里安,德国也不可能坚持那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古德里安担任装甲部队的指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认为装甲师不应该过分担忧侧翼的威胁,应向敌方纵深进行大胆果决的突破。因此,他一心只想尽快向英吉利海峡突击。为了使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同意装甲部队继续前进,他甚至在17日以辞职来威胁克莱斯特(Paul von Kleist)大将。终于,他的努力换来了“军部留在原地的情况下进行武装侦查”的许可。古德里安立即带着他的装甲部队直奔英吉利海峡,而且为防止再次受到来自上司的干扰,古德里安在进军途中关掉了无线电。古德里安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装甲部队一旦上路,就要凭借一张车票一直坐到终点站!”正是他对向海峡突击行动的坚决实施,保证了“曼施坦因计划”的成功。

  三、军事思想和作战模式的优势

  1935年,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军备的限制条款,开始公开发展坦克部队和空军,德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和作战模式随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相比之下,法国对军事领域变革的反应要迟钝的多。部分法国将领认为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和魏刚(Maxime Weygand)作为传统势力的代表,给法军军事科技的发展平添许多混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在新技术装备上对法国的优势其实并不明显,坦克、飞机均是如此。战争爆发时法国和英国拥有的坦克总数多于德国:法国拥有坦克3060辆(其中新型坦克2460辆),英国拥有229辆;而德军拥有的坦克仅为2439辆,其中仅有600辆中型坦克马克Ⅲ、马克Ⅳ型坦克,其余的均是轻型坦克。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空军中:战争爆发之时,双方在飞机数量上大致相等,大约各有三千架飞机,但是德国空军的备用发动机仅能补充和修理空军的5%,而正常情况下,德国技术人员认为备用配件至少要维持30%;并且德军的轰炸机大部分已经相当老旧,纳粹空军的领导层认为它们大多数是已近废弃的过时品。显然,德国的空军优势也是不明显的。在军事技术、军事装备并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之所以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是由于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模式发挥了作用。主要体现在装甲部队作战理论和地空协同战术两个方面。

  首先是装甲部队作战理论和作战实践方面。虽然德国装甲部队的发展晚于法国,但其作战思想要远远优于法国。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认为“坦克必须在与所有兵种的协同中居头等地位”,其他要素都应配合坦克的特点;装甲部队一定要集中使用,不可分散。不同于法军将坦克分配给步兵师作为步兵的辅助力量,德军集中使用坦克,建立了10个独立的装甲师,并将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编为3个装甲军,其机动性和攻击力有着巨大的优势。法国也有优秀的坦克战专家,法国将军们在里永审讯(Riom Trials)中承认古德里安的装甲战思想包含了戴高乐的装甲战思想。但很遗憾,当时的法国并没有人重视戴高乐的思想,前坦克兵司令迪菲约(Jacques Dufilho)和坦克兵总监凯勒(Martin Keller)将军甚至给陆军总司令甘默林写信,坚持“戴高乐上校的结论必须加以拒绝。”在法国人眼中,坦克的作用是配合步兵的进攻,而且由于现代战争强大的火力,坦克的生存能力会很差,决不能离开火力掩护的范围。因此法国坦克很少配备5千米以上的燃料储备。直至战前,法国仅有的6个装甲师(3个装甲师和3个轻装甲师)大都处于组建状态,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其余坦克都被分散到各步兵师当中。双方的装甲部队作战理论在战争中高下立判,德军装甲师强调的机动性和突防能力代表了机械化战争的主流,在阿登的突破成了世人称道的妙笔。

  其次是空军的差距。德国空军的定位十分明确,其主要职能是在战术层面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德国飞机归德军最高统帅部下属的空军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和协调,为每一集团军群都配属了空军,在使用上十分高效,能够及时提供支援。譬如,古德里安在进攻色当要塞前曾要求空军提供不间断的空中支援,进攻当日,空军准时出现并以约定的方式支援了进攻。正是由于空军提供了出色的空中支援,德国装甲部队在阿登的突击以及B集团军群在荷兰、比利时正面的进攻才更加顺畅。与德军集中使用飞机、地空协同的默契高效相反,法国空军的表现相当糟糕。早在波兰战役结束后,张伯伦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就指出“我认为波兰战役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在于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同时也表达了对法国空军过于弱小的担忧。这种担忧在战争中成为了现实,与坦克的使用相仿,法军将飞机也同样分派给地面部队。指挥权分散在空军总司令部、空军协作部队司令部等五、六个部门,空军总司令部无法控制这些飞机。加之空军各部门之间、地面和空中的通讯联络十分糟糕,前线的陆军几乎得不到有效的空军支援。达拉第指责贝当说:“在战斗中,空军的直接行动基本毫无意义!”法国空军碌碌无为,英国空军又不肯施以援手,缺乏空中支援的法军在德军前后夹击下一溃千里。

  四、结语

  法国在1940年的迅速败降震惊了整个世界,西方文明的灯火在那一刻黯淡了许多。法国败降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毫无疑问“曼施坦因计划”给了法兰西最致命的一刀,它的成功宣告了法国失败的命运。

  在西方学界,“曼施坦因计划”长期被人们看作是“施利芬计划”的修改版。但是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事实完全相反:“曼施坦因计划”是对“施利芬计划”的颠覆,这也注定了两个计划截然不同的结局。“曼施坦因计划”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于德国、法国战略计划之间,特别是战略计划的核心行动之间的“互动”效应。而这种互动效应的基础就是双方基于战略形势的困境对“施利芬计划”所做的相互预判。德军在阿登行动的突然性、法军对德军主攻方向的误判、法军的攻防战略等因素都是在这种“互动”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基于这种互动,时间因素完全站在了德国一边,法国失去了对这种“互动”效应的反应余地。这与汉尼拔和法罗在战术上的“互动”成就了完美的坎尼会战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曼施坦因计划”本身的优势和计划核心行动得以坚决实施是其成功的重要保障,曼施坦因的天才战略和古德里安将这场豪赌坚持下去的决心,一起保证了突破行动的胜利。最后,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模式也是“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重要原因。

  法国的败降给世人造成了“德国不可战胜”的虚幻印象。但实际上,希特勒迅速武装起来的国防军并不能支撑他征服整个世界的狂妄野心。德国机械化部队的所向披靡掩盖了德军对法军优势的脆弱性。曼施坦因等优秀将帅虽能保证德军“闪击战”的胜利,却无法弥补德军在持久消耗战中工业实力不足的缺陷。纳粹德国最终失败的结局表明: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可逞一时之威风,但终究会被正义的力量所打败。

(注释略)

  作者简介:赵文亮,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王泽方,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6级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自:《史学月刊》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