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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Russian 关于我们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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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斌: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问题与挑战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比较显著。第一,一些实证主义史学家或者逃避重大学术问题,陷入具体而琐碎的史料考证和史实还原,放弃了价值判断和宏观视野;或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带来认识上的混乱;或者甚至以“实证”为幌子来歪曲和篡改历史。第二,“修正主义”史学罔顾学术操守和规范,以政治统领学术,信口雌黄,横行无忌。第三,多数“正视、反省历史”的研究或者因为过于专业化,或者因为右翼势力和政府阻挠和干扰其进入历史教育的领域,在社会上显得无力、无奈,影响力有限。可以说,上述状况,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问题愈来愈深刻化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日本要避免在将来走上歪路、邪路,近现代史研究状况的改观乃是基础性的重要工作之一。  

  关键词:日本 近现代史 历史认识 实证主义史学 “修正主义”史学

 

  日本的历史研究十分发达,其中的近现代历史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翻翻该国史学界每年在《史学杂志》上对上一年度研究状况的综述,就可以发现其研究成果的数量十分可观。不言而喻,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尊重史实,以史实作为论证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永原庆二曾经乐观地认为,在战后的日本,由于大量史料的公开,对历史的歪曲已经没有了市场:“从系统的史料群中,挑选若干中意的材料,恣意炮制历史的研究手法,已经行不通了。”[1]因此,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结论就是:鉴于历史研究的盛行,对于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问题,日本社会理应有着正确的、客观的认识。

  但是,实际情况却并没有这么乐观。近些年来,各种错误的历史观在日本大行其道,所谓正义和良知的声音遭遇越来越大的压力。时不时地,一些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见诸于杂志、报端,在社会上颇有一些市场,甚至还受到某些势力的极力吹捧。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我们作何解释呢?是历史研究无法在社会上产生应有的影响,还是历史研究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一个社会的历史认识,并不仅仅与历史研究有关,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亦十分重要。就日本而言,政治家的历史认识——这种认识很可能不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同时,极端的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自豪感而忽视或者歪曲历史事实——也很有市场。这些领域,国内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不过,关于近现代史研究本身的不足和问题,以及遭遇的困境和挑战,国内学术界关注得还不够,分析和研究得也不够。鉴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它不仅提供真相,更提供伴随着真相的精神,从而间接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情况,探讨其不足和问题,以及遭遇的困难和挑战,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一 实证主义史学的逃避和变质

  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所谓的实证主义最为盛行。

  早在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就从西方引入了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并成为学界的圭臬,可以说“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是明治以来的主流。”[2]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风靡一时,在某种程度上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影响力式微。相反,许多日本历史学家标榜实证主义,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再度盛行。

  所谓实证,就是“根据事实来进行论证”。[3]因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历史学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对历史事实的挖掘和考证是历史学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一步。不过,历史研究并不就此停步,而是要继续向前,寻找更为宏大的目标,并赋予其更为深刻的意义。

  不过,作为具有日本特色的实证主义史学,却有着特别的含义。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史学在日本的发展,超越了方法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研究目的。对此,永原庆二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实证主义’的研究者视个别认识为历史学压倒一切的任务,坚韧不拔地埋头于史料的收集和考证,无所畏惧地不懈努力,力图搞清楚史实的每一个细节。”[4]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实证主义令人敬佩的一面,但其却止步于此,并反对再向前一步。“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方法积累了具体的事实,并使史实的认识材料得到了丰富和深化,但其对于基于一定的评价标准、从中得出整体印象,或者思考时代和事件的意义并不积极。以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观点来看,上述做法,蕴含着政治的或者思想的立场,因而并非科学,必须予以排除。”[5]因此,关于战后的实证主义史学,永原庆二断言:“就日本而言,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者,可以认为其共同的特征乃是否认规律或对规律持消极态度。”[6]

  日本近些年的近现代史研究,实证主义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不可否认,就数量而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依然很多,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相关研究的资料考证是比较扎实的。不过,“在业绩至上的风潮中,相较于从整体上讨论历史研究的社会作用,严密的实证研究更受到重视。结果,历史研究越来越细化,历史的整体脉络也越来越难以认识。与此同时,历史学对于多数派、对于政治势力的批判也越来越弱化。”[7]可以说,由于其本身的发展变化,也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实证主义的消极面越来越明显和强化:大量的研究陷入琐碎的历史史实的考证之中,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过分专业化的领域,与日本的社会现实需求渐行渐远,大面积脱节,正在沦落为某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品。更为严重的是,实证主义自身所赖以立身的对事实的追求也被侵蚀,一部分研究甚至导向了错误的方向,并成为日本右翼歪理邪说的所谓“学术依据”。概而言之,其主要表现有如下的三点。

  第一,回避重要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日本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不仅成为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也是国际舆论的焦点。这些问题包括南京大屠杀问题、“731”细菌部队问题、慰安妇问题、强制劳工问题等等。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就不仅仅是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面对这种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课题,许多所谓的实证主义历史学者选择了逃避。在为数众多的各种专业历史学杂志、著作中,有关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很小,和其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

  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学界形成了某种禁忌。例如,笠原十九司是进步的历史学者,对相关的学术问题持客观立场,并积极在社会上发表意见。针对他发表的批评日本民族主义的文章,其大学时代的恩师对他说:“指名道姓地批判现在的政治家和政党,会被视为具有太多的政治性、党派性,不太合适。研究者在公开的场合,对于专业外的事情,尽量不要插嘴。”[8]而研究者如果选择了前文所提到的研究课题,就会遭到研究圈子的责备和排斥。笠原这样描述自己的境遇:“在历史研究者中间,笔者曾被贴上了市民运动派的标签。其蕴含的意思是:笔者的研究不是学问,而是带有政治运动性质的,因而学术价值很低。在如是评价我的研究者中间,不少人抱有如下的信念:学者应该和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保持距离,采取中立的、非政治的立场。”[9]应该说,作为学者,笠原的遭遇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学者个人的境遇能够说明问题,研究团体的状况更能说明问题,这里以学术组织历史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历研)为例来予以说明。本来,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团体之一,其在战争犯罪的研究方面曾经成绩卓著,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进入1990年代,其对上述问题(指战争犯罪问题、冲绳战役问题、慰安妇问题等——笔者注)的态度变得很冷淡。即便慰安妇问题对日本社会以巨大冲击,历研却一贯采取了‘不看不闻不言’的态度。”[10]因此,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连历研都持这样的态度,如何能够培养出愿意研究慰安妇问题和冲绳战役问题的新生力量?不时听到如下的传闻:历研认为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研究是政治问题,不是学问问题。历研的态度,使人不能不认为这样的传闻是真实的。”[11]这也就是说,日本的很多研究者对重大的学术问题,不是选择究明真相、寻找正确的应对之策,而是选择逃避,以躲开那种尖锐的斗争。

  本来,在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作为实证主义的学者正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还原历史的真实,并提供一些正确的精神产品。可是,许多历史学者却选择了逃避。由于这种逃避,真实的历史不彰,虚假的历史获得了横行的空间。

  第二,以迂回的方式涉入政治,带来历史认识的混乱。

  虽然一些历史学者声称远离政治,但他们的研究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政治性的。但他们以偏概全,远远没有阐明历史的真实,因而导向了学术的错误和政治的错误。这其中有两个主要的领域,一个是关于殖民地的研究,一个是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

  近些年来,关于日本殖民地的研究,有大量的成果涉及殖民地的工业化、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进步、社会资本的充实等“实证研究”,其中有些研究还将某些地区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殖民地时期经济的“发展”简单地联系起来,以后者为因,前者为果。细细琢磨这些研究,其中所蕴含的潜台词似乎不难理解。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回避了殖民地的最重要事实,而强调了不重要的事实。殖民地最重要的事实是什么?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压榨,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忽略如此重要的事实和前提,于是历史仿佛某种机械一样被拆解,被拼装,而活生生的人消失了。如此一来,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绝望,都消失在一个一个冷冰冰的表示其“进步”的数据统计之中。这样的研究,能是客观、科学的吗?

  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也十分盛行。战前日本存在着各种势力,各种势力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日本学界热衷于研究这种不同,例如内阁和军部、宫中势力和军部、外务省和军队、军队中的陆军和海军,等等。这种研究,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极易引起认识上的混乱。

  不可否认,这方面的实证主义研究越来越精致,但是,这种精致有着非常大的缺陷。日本学者在谈到2013年学界对战争期间“政军”(指政治和军事——笔者注)关系的研究时评论道:“总体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越来越精致,虽然其本身很重要,但也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充分说明研究的意义之所在。”[12]这种评价,对整个近现代史的研究,也是适用的。

  例如,关于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学界的所谓“二元外交论”十分流行,也就是说,政府和军部在外交上有不同的观点和作为。但是,“不管论者的动机如何,‘二元外交论’可能会使人产生错误的逻辑推论:第一,内阁主张和平,军部主张开战,因而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的;第二,战争是不得已爆发的,是偶然的,因此日本政府没有主动开战的动机,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的。”显然,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倾向,因为“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是其现代化过程和对外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13]

  再比如,关于日本的战败和战后改革问题,日本学者雨宫昭一在其著作中提出“反东条联合”的概念,并将他们冠以“自由主义派”的头衔,认为他们才是日本走上战后道路的起点和关键。他说:“在思考占领和改革的问题时,必须认识到:实际上,在战败和被占领之前,日本已经存在着以自由主义派为中心的政治潮流,而自由派也是主流派;同时,日本也出现了因总体战体制而发生变革的社会。这些乃是日本战败、被占领的前提。”[14]在雨宫看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似乎是东条个人的错误,似乎日本自身具有足够的能力来纠正东条的错误。但是,即便承认有人在观点上和东条有所不同,雨宫是不是过分夸大了二者的对立和不同点,而忽视了二者的共同点呢?那么,这些人对东条的反对难道不是在日本一步步走向战败的时候才有所表示吗?在日本侵略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在摇旗呐喊呢?回避这样的事实,一味强调和夸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立,不过是遮蔽了历史的全貌,企图掩盖日本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的伎俩而已。

  从上述可以看到,实证主义的类似研究,有意无意地,往往具有隐蔽的价值判断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从而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陷阱,为错误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提供支持。

  第三,以客观、公正的面貌暗渡陈仓,使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工具。

  这方面的典型是秦郁彦。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秦郁彦称自己才是客观、公正的,并自称中间派,以区别于所谓的“大屠杀派”和“大屠杀虚构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出版了《南京事件》一书,考证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是3.8-4.2万人。尽管其中忽视历史的整体面貌、并具有明显的解释上的倾向性,但其后记中表明了某种忏悔的心情。他写道:“满洲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十多年,给中国国民带来了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的极大的痛苦和伤害,这是俨然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没有对超过百万的日军和日本人进行报复,允许他们返回故国。在昭和47年的中日恢复邦交之际,中国也没有提出日方预想的赔偿要求。如果了解了上述事实,日本人就决不能忘记这两个恩义。”并指出:“尽管对数字的多少有各种说法,但日军在南京的大量‘屠杀’和其他不端行为,却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笔者作为日本人的一员,从内心对中国国民表示道歉。”[15]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其就南京大屠杀的人数进行研究,提出一家之言,未尝不可,虽然中国学者对其数字推理过程并苟同。

  但是,到了2007年,秦的语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秦郁彦在他的《南京事件》(2007年增补版)一书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中国人总数为4.0万人,并且强调:“该数字是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新史料而留有余地的,因而可以说是最高的估计数字。”[16]这句话是极其武断的,没有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会下如此的结论。同时,在他的论述里,声称中国证人的数字是夸大的,却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可见其论述也是先有“结论”,然后根据“结论”解释材料。这与其在论述中高调批判的历史研究方式并无二致。在后记中,他字里行间影射中国政治干涉了学术,口口声声要让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回归学术,殊不知自己的所谓研究正是日本政治影响下的产物,只不过是以所谓的实证主义进行了包装而已。关于这一点,他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有西方学者对他这方面的论点评论道:“如果官方承担起对这些女性的赔偿责任,那么满足她们的要求可能使日本这个国家瘫痪。假设一次强奸行为需要支付300万日元,那么计算一下那些年强奸的次数,他(指秦郁彦——笔者注)估计每个女性应该得到高达700亿日元的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其赔偿总额将和日本国债一样多。在此,荒谬绝伦的是,其观点的根据竟然从原则和真相转移到了经济考虑和实利方面。”[17]可以说,如果20世纪八十年代的秦郁彦还羞羞答答地披着实证主义的学术外衣的话,进入21世纪,他则走向赤裸裸的政治——而且极其厚颜无耻。这个时候,秦郁彦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就成了一种切切实实的伪实证主义。

  不可否认,实证主义自身具有存在的理由:“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研究者队伍的壮大,考证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改进。同时,通过新的考证技术搞清了以前不明白的个别事实,实证主义历史学就由此在学问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只要实证主义历史学能够发挥作用,那么对自身抱有信心就理所当然,即便不积极关注历史把握中的评价问题、问题意识中的现代性、思想性的问题,也能够确保自身的存在理由。”[18]但是,这种理由是比较脆弱的,也是难以持久的。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结局就是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消亡。日本近现代史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是侵略及其相关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的结论,那么近现代史研究就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可是,许多历史学者对于这样的问题唯恐避之不及,缺乏斗争的勇气,有的还对政治权力欲拒还迎地扭捏作态,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尚无根基,学术的自由尚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日本政治权力强大,一般国民对此一直感到恐怖,不得不对其表示顺从。[19]在这点上,历史学者也不能例外。  

  二 “历史修正主义”的横行和“正视、反省历史”研究的无力

  “历史修正主义”的说法来源于欧洲,其含义是消极的,是批判的对象,主要是由于“否定大屠杀的人主张‘大屠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捏造的’、‘纳粹的毒气室是不存在的’等,并且自身以历史修正主义的名义进行活动。”有鉴于此,“199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批判‘自虐史观’,甚至叫嚷‘日军慰安妇问题是国内外反日势力的阴谋’、‘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势力,被称为‘日本版历史修正主义’。”[20]本文以“历史修正主义”的概念,意指那些否认战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历史学学术精神的一种潮流。

  从本质上而言,“历史修正主义”不是学术,而是政治宣传。可以发现,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罕有以学术论文形式出现的,而主要是以畅销书的形式,或者以电视节目的形式出现。虽然这些东西很难经得起学术的推敲,但却深刻地影响到一些普通民众的观点和看法。例如,藤原正彦的《日本人的骄傲》一书,在2011年当年的销售量突破30万册,高居新书销售榜的第二位。但其“内容是典型的基于右翼史观的日本论、日本近现代史概说,其中包括否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南京大屠杀,视日美战争为美国的阴谋等,实际上是将符合恢复‘日本人的骄傲’的论点而实际上错误的史论拼凑起来。”[21]这是建立在一个个推测之上的结论,可信性极低,但却得到了2011年度“山本七平奖”的鼓励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应该说,“历史修正主义”势力主要是右翼政治家、右翼团体,但也有许多所谓的学者参与其中,而且其发挥的作用极为恶劣。例如,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撰写了多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老人,他竟诬陷其是冒牌的。因此,他被告上了法庭。东京高等法院在判决中说:“被告东中野对资料的解释难言妥当,很难说是学术研究的成果。”[22]学者受到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颜面尽失,但其不思悔改,依然我行我素。再例如,2015年3月9日,学者北冈伸一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说,希望安倍晋三能够承认日本的“侵略”。这样一个发言,立即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攻击和反对。某大学名誉教授妄称:“侵略一词,乃是战争胜利者为了使其对失败者的要求正当化,而使之背负的罪恶的标签。”[23]这样无视国际上形成的共识,信口雌黄,只能说明她既缺乏起码的学术素养,也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不过,这样的人居然能在日本顶着“学者”的光环四处招摇,还真是值得深思。

  “历史修正主义”的学者和右翼政客、右翼团体有着同样的思维逻辑。其代表人物藤冈信胜声称:“正是教授它自身的现代史的方式,才是作为国民形成民族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没有它为之自豪的历史,国民自身就不可能出现。”[24]正是因为如此,其荒谬的逻辑可以概括如下:“如果‘大日本帝国’真的犯下了罪行的话,日本人(日本民族、日本国民)就是‘罪人’,就‘子子孙孙’都被当作罪人。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大日本帝国’必须‘没有犯罪’。”[25]在他们看来,所谓民族的面子、民族的骄傲成了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其他一切,包括历史事实,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价值,都必须为它做出改变。

  必须指出,正是由于“历史修正主义”将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混为一谈,并且指鹿为马,肆意横行,满足着一些民众心理的弱点,从而构建了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在这里,历史被极度扭曲,甚至出现了恶意篡改史料的事情。[26]众所周知,在战前的日本,毫无史实根据的皇国史观甚嚣尘上,在日本的法西斯化过程中推波助澜,主导了日本社会的思想意识,造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战争和灾难。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当然,在日本史学界,依然有着一批人在发表论文,坚持以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研究日本近现代历史。他们正视日本历史上的罪恶,反省其中的原因,并将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布。他们是值得尊重的研究者,也是日本社会的希望之所在。不过,他们的境遇越来越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研究成果过分专业化,影响了其向社会的普及。

  这是历史研究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语言表达不够通俗,或者缺少吸引读者的技术和技巧,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不能转化为公众的历史认识。例如,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编撰的《写给不明战争真相之国民的日中历史认识》[27]一书,对中日两国共同进行的历史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认为,研究者在日本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等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如果两国政府、两国国民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行动,就可能实现两国的和解。对此,日本学者古川隆久评论道:“鉴于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现状,上述的见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尽管本书特别强调是‘写给不明战争真相之国民’的,但内容的专业性过强,有点可惜。”[28]他对该书的叙述和论证方式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也就是说,该书缺乏影响普通国民的笔触和方式。中国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确实,在历史研究中,如何用生动平实的语言反映历史的真实,乃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课题和挑战。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如何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论述和叙事,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第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脱节。

  实际上,在战后初期,作为对战前历史研究的反省,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结合,乃是一个重要的新趋势。永原庆二指出:“相较于战前,战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乃是研究基础的扩大,这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地方史研究的充实;二,与历史教育联系的强化;三,通过普及运动,影响国民的历史认识。”[29]他强调:“历史教育在确保客观性而非主观记述和政治主义的观点的同时,更是直接促使研究者认识和思考历史学社会责任的契机:如何向学生们提供有助于和平和民主主义发展的历史观,如何使他们获得主体性的历史意识?”[30]

  但是,这一进步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延续下来,近些年反而是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应该说,一些日本学者对近现代的研究获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被束之高阁,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日本学者指出,近些年的日本史研究和日本史教育之间出现了乖离:“在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和社会的历史认识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鸿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对历史学的介入,特别是对历史教育的指导”。[31]笔者认为,日本的历史教育面临着两方面的严重制约。第一,舆论的制约。客观的历史教育在日本社会越来越难以生存。有人控诉:“现在,在授课中提及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或者核电问题越来越难。如果在授课的时候涉及争议性话题,即使客观公正,也会突然遭到右派和政治家的批判。”[32]不仅如此,类似的舆论攻势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类似政治运动的东西:“同样让人忧心的是,日本近来已经出现了一种政治模式,并且它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这种政治模式与20世纪30年代的暴力和不宽容遥相呼应。它不仅把所有它反对的人说成是‘反国家的’或‘自虐狂’,而且还迫害那些女性(指从军慰安妇——笔者注),她们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悲惨的受害者。”[33]事实上,“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剥离。例如,其重要骨干之一藤冈信胜正在努力使教室远离历史研究的介入,试图把教育和历史编撰分开。[34]第二,国家政权的制约。其中,安倍晋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保守政治家,安倍晋三一直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耿耿于怀。他在自己的书中说:“对于六十年前战争的原因和战败的理由,战后日本只是一味地归咎于国家主义。其结果,‘国家即恶’这样的公式就在战后日本人心灵中牢牢固定下来,因而他们也就无法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者毋宁说他们具有回避国家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这是战后教育的一个失败。”[35]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当上首相之后,积极强化对教育领域的管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化对教科书的管理,使之符合自己的历史观念。安倍政权认为,许多教科书还是建立在“自虐史观”之上,存在着偏向的记述。为了清除这样的教科书,他着手大幅度修改教科书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措施就是强化“学习指导要领”的制定,提出了更加详细而具体的要求,而“学习指导要领”是编写教科书的基本依据。如此一来,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之间就竖起了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第二,强化对教师的控制,使其按照政府的意愿来教授近现代史。在相关法律中,严禁教师进行包括政治教育在内的政治行为。但如何界定政治行为?则完全依赖于校长的判断。这样,政府就能通过校长来加强对教师的控制。[36]美国学者约翰·道尔强调,国家在引导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是符合事实的。就此还可以稍作补充。1994年有80%的日本人同意下述观点:日本没有对曾经侵略过、殖民过的国家和人民进行过足够的补偿。此后日本统治者想尽各种办法改变上述舆论,并在2012年之后变本加厉。其中,作为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在引导和塑造国民的历史认识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37] 这最终导致了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局面。

  总之,日本学术界有一批坚持正确方向的学者,但由于自身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某些舆论和政治权力的阻挠,他们的真知灼见被限制在书斋中,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要获得相应的社会影响和认同,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结论

  对一个国家而言,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近现代史的研究更是直接关乎其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习近平讲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38]美国学者基辛格也认为:“一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阐明了社会的终极目标。”[39]近现代史的研究,正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近现代史研究是一门科学,一门可以形塑民族精神,影响民族前途的科学。对此,日本学者也承认:“在我国近代历史学真正开始学问建设的1920年代之后,历史认识,尤其是对于明治维新以后本国历史的认识,乃是在与现状认识密不可分的情况下形成和展开的。同时,现状认识的构建,又与规划未来的社会、历史理论相关,这也是确凿的事实。”[40]

  我们知道,日本的近现代史有成绩,有进步,但更有失败和罪恶,痛苦和灾难,因而从整体上而言,乃是一部值得反思的历史,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学者本身的问题,由于国家政权的导向和干预,从整体上而言,近现代史研究正受到政治因素的侵蚀和裹挟,虽然其自身经常声称不涉入政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历史研究正在被民族自豪感和对史实的尊重所撕裂,同时也被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所绑架。因此,不仅其影响力不断削弱,甚至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受到威胁。长此以往,没有人能够保证其不会沦为政治的附庸。在此,重读著名出版人岩波茂雄对战前的一些反思,也许不无裨益。他深深认识到,正是由于每一个人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最终导致了日本走向侵略战争以至于灭亡。他说:“我没有违抗大势,终究还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与我有同感的人在全国恐怕有几百万吧,如果其中的几十人能够愤然而起,就像年轻学子敢于作为特攻队员与敌机、敌舰以身相撞那样,决死反抗主战论者,或许也能阻止这场没有名分的战争于未然。即使无法阻止,至少也能收拾时局,不至于使祖国陷入如此境地。我见义却没有气概赴义,每每自省于此,内心惭愧不已。”[41]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日本的缺点是“缺乏热爱宇宙真理的热情与追随世界正义的气魄”,[42] 而 “日本的开战与战败,都源于我国道义与文化的社会水平低下。”[43]针对如何才能走向光明的未来,他指出:“不必为错误感到羞愧,应该羞愧的是犯错不改;不必为战败感到耻辱,应该感到耻辱的是不承认失败、掩盖失败的心理。”[44]细细回味,这些话对于日本近现代史的学者而言,难道不是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吗?

  历史学者需要学识,更需要品格,而这种品格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不能不说,日本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因为近现代史领域的争论和斗争是关乎国家发展方向的争论和斗争,意义重大。为了不使战前的历史重演,日本的历史学者需要拿出勇气,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以国家和民族真正的未来为念,传递一种冷静、客观的正能量。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Modern History Studies in Japan

  The studies of modern history in Japan have emerged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in recent years, which can be mainly described as three kinds of problems. Firstly, some historians who believed in positivism evaded important academic issues and gave up the value judgment and macro perspective, falling into trivial historical research or restoring historical fact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studied history one-sidedly, which led to mistaken historical Ideas; even distorted historical facts under the guise of empirical methods. Secondly, some historians who believed in revisionism forgot the academic conscience and the academic norm, engaging in the stud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rejudice and talking nonsenses brazenly. Thirdly, the studies which faced up to reality of history and reflected on past mistakes were powerless and helpless, because they were much more professional, and the right wing and government blocke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ming into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education. These problems above-mentioned explained the reason why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Japan. In this sense, if Japan is willing to avoid going the wrong way or the evil way in the futur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ies about modern history will be one of the basic tasks.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 2015年04期)

(作者: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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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93頁。

  [2]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126頁。

  [3] 新村出編:《広辞苑》第四版,岩波書店1991年,第1150頁。

  [4]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68頁。

  [5]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125—126頁。

  [6]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69頁。

  [7] 大橋幸泰:《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はつながっているか》,《日本史研究》2013年8月号,第77頁。

  [8] 笠原十九司:《南京大虐殺をめぐる歴史修正主義と歴史学者》,《歴史評論》2013年9月号,第20頁。

  [9] 笠原十九司:《南京大虐殺をめぐる歴史修正主義と歴史学者》,《歴史評論》2013年9月号,第19頁。

  [10] 林博史:《沖縄戦“集団自決”への教科書検定》,《歴史学研究》2007年9月号,第32頁。

  [11] 林博史:《沖縄戦“集団自決”への教科書検定》,《歴史学研究》2007年9月号,第32頁。

  [12] 山本ちひろ:《回顧と展望 2013年の歴史学界》(近現代部分の戦時期),《史学雑誌》2014年5月号,第165頁。

  [13] 张经纬:《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与“二元外交论”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第34页。

  [14] 雨宮昭一:《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7 占領と改革》,岩波書店2008年,第13頁。

  [15] 秦郁彦:《南京事件》増補版,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第244頁。

  [16] 秦郁彦:《南京事件》増補版,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第317頁。

  [17] [美]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18]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127頁。

  [19] 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講談社現代新書1967年,第114頁。

  [20] 高橋哲哉:《歴史/修正主義》,岩波書店2001年,第ⅲ頁。

  [21] 古川隆久:《回顧と展望 2011年の歴史学界》の近現代部分,《史学雑誌》2012年5月号,第148頁。

  [22] 笠原十九司:《南京大虐殺をめぐる歴史修正主義と歴史学者》,《歴史評論》2013年9月号,第9頁。

  [23] 長谷川三千子:《歴史を見る目 歪める“北岡発言”》,《産経新聞》2015年3月17日。

  [24] 藤岡信勝:《汚辱の近現代史》,徳間書店1996年,第30頁。

  [25] 高橋哲哉:《歴史/修正主義》,岩波書店2001年,第6頁。

  [26] 例如田中正明事件。1985年,田中正明在在协助出版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时,篡改了多达900处文字,意图否认南京大屠杀。

  [27] 笠原十九司編:《戦争を知らない国民のための日中歴史認識》,勉誠出版2011年。

  [28] 古川隆久:《回顧と展望 2011年の歴史学界》の近現代部分,《史学雑誌》2012年5月号,第149頁。

  [29]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69頁。

  [30] 永原慶二:《永原慶二著作選集第九巻 歴史学叙説 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94頁。

  [31] 大橋幸泰:《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はつながっているか》,《日本史研究》2013年第8号,第76頁。

  [32] 子安潤:《改憲政治下の教育と歴史教育者》,《歴史評論》2014年10月号,第67頁。

  [33] [美]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34][美]劳拉·赫茵、马克·塞尔登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35]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13年,第204頁。

  [36] 相关内容可参考俵義文:《安倍政権の“教育再生”政策は教科書をどう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歴史評論》2014年2月号。

  [37] 参见戸邉秀明:《NHK<連続テレビ小説>が作り出す歴史意識――<国民的ドラマ>という装置への批判的覚書――》,《歴史評論》2013年1月号。

  [3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39]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40] 奥田晴樹:《2010年の歴史学界―回顧と展望》の近現代部分(総論),《史学雑誌》2011年第5号,第148頁。

  [41] [日]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杨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86页。

  [42] [日]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杨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56页。

  [43] [日]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杨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87页。

  [44] [日]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杨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