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

　　[美] 张少书（Gordon H. Chang）/ 著

　　顾宁 刘凡 李皓/ 译

　　顾宁/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出版，331千字，ISBN 978-7-5117-2234-8.

英文版封面

　　推荐序一

　　冷战时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再发现与改写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聚集在一起，开始共同探讨中美对峙的那段历史。我与张少书先生便是那时相识的。当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1990年，他的博士论文《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在美国出版。现在，这部书的中译本终于与中国大陆的读者见面了。

　　无论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还是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张少书先生的这部著作都具有开拓意义。8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史研究发展迅速，但那时绝大多数学者还是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的。尽管一些站在前沿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苏联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其作用究竟如何并不清楚。少书先生的书第一次以翔实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说明，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对革命的中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思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杜鲁门到尼克松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千方百计，不是试图破坏两个共产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试图利用一方去对付另外一方。

　　少书先生的专著出版后即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评论认为，该书提供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中国共产党、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大国政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推动力。美国倾向或期望以哪种方式对付中国或苏联，视情况和不同的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而定，但在通常情况下，美国会利用或寻求社会主义同盟的分裂。他的专著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对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全面叙述，并对每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见沃尔多•海因里希斯（Waldo Heinrichs），载《美国历史评论》，1991年3月第19卷第1期。对于这一评论，我基本赞同。的确，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首开对冷战时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系统梳理，虽然这项工作不可能由一部著作完成。

　　《朋友还是敌人？》的出版恰逢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时。此后20多年，由于大量新史料的公开，冷战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部书并未因此成为过时之作。一方面，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没有推翻，而是广泛证明了此书独创的发现和所作的结论；另一方面，对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研究虽不断深入，但把两方面研究很好结合起来的著作仍不多见。同时，这部书所展示的生动丰富的历史画面，在看似僵硬的美国对华政策表象背后，那些复杂的动机和工于心计的算计，对于今天了解和认识美国的政策仍具有启发和教益。

　　最后，衷心祝愿此书能受到中国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朋友的欢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章百家

　　2014年2月11日

　　推荐序二

　　追忆中国学者与美国史学家在中美关系上首次合作研究的轶事

　　在张少书的《朋友还是敌人？》一书出简体中文版之际，我应邀为新书写几段话。

　　我们合作的论文刊登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3年10月号，题为“所幸无战事，1954—1955年美中在金门、马祖的对抗，是偶然、运气还是威慑之功？”（The Absence of War in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 Matsu in 1954-1955: Contingency, Luck, Deterrence?）。作者说明中写道：“这篇论文是美国历史学家与中国学者首次合作的尝试。这次合作始于1987年，克服了政治动荡与远隔重洋的障碍，终于在1993年得以问世。论文以丰富的文献、档案与访问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之间所进行的讨论、交流与共识，这不仅涉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解和评估，还要就分析的设定、概念的澄清与框架的构建、方法选择和表达方式达成一致，最终的成果反映了这一交汇融合的过程，很难分清哪个观点或结论来自两位作者的哪一方。”

　　这个简短的作者说明真实地反映出当年我们合作的情况。1987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正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海峡外岛（即金门、马祖）政策演变的论文，涉及了中美关系、大陆台湾、中苏关系等几个方面。为此，我常去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查找档案资料，并与该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少书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任教，正在完善他的首部专著《朋友还是敌人？》，自然成为我请教的对象。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兴趣的交汇点也越来越集中。在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先后在朝鲜、台海、越南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军事冲突，以致战争。通过对冲突的案例研究，能够更清晰、全面地分析中美在对外决策中各自的方式与特点，以及形成这种方式和特点背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在50—60年代中美互相隔绝的形势下，战争边缘政策及以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遏制政策、军事威慑，以致核威慑成为双方使用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工具。1954—1955、1958、1962年三次台海危机中，中美双方政策的变化是很好的案例，也是当时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于是，选定以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作为我们合作研究的首个主题。

　　在研究中发现，一方对另一方判断依赖的是自身的参照系，而这种参照系受到政治考量和政治体制的制约，受到历史经验与传统的影响，受到决策者打有本土文化烙印思维方式的左右。怎么更准确、全面地了解、判断，乃至理解对方的外交行为和战略动向，增加共同语言，交汇共同利益，减少误判与误断，将冲突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避免爆发全面战争，这成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合作研究首先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其次选择关键的环节，以突显中美双方对对方意图的判断及进行决策的过程；最后从历史的分析中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我于1988年初回国，按分工展开了应承担的一部分工作，并就研究的进展与少书时有书信往来。由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美关系一下跌入低谷，我们的合作研究也受到影响。直至1990年我再次赴美，在布鲁金斯学会做客座研究员时才有机会与少书重启研究，并于1991年完成了初稿。其间正如论文介绍中所说，就分析设定、概念澄清、框架构建、方法选择、表达方式等方面我们进行了反复讨论，由于所受学术训练不同，语言上少书中文不流利，而我英文又是半吊子，对各自国家决策过程的理解深浅不一，更何况有些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感悟，这都增加了我们达成共识的困难。我常感叹，两个人合作研究尚且如此，更何况中美两个国家了。1992年定稿后，投给《美国历史评论》，在该杂志作论文评估阶段，少书来华，我们一同访问了厦门，特地隔海遥望金门，并拍了照片，成为论文发表时的插图。论文发表后，据少书讲反应不错，多年来一直为研究者所引用。

　　20年过去了，已经是讲座教授的少书去年（2013）到北大授课，我们见面，既回顾了当年合作研究的趣事，又讨论了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尽管两国的经济交往与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仍然是个巨大的挑战。适逢我正介入由王缉思、李侃如中美两位学者合著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后续讨论及商议文集的出版工作。与20年前相比，他们的报告更能面对现实，将战略互疑方面中美双方观点一一列出。他们建议：“展望未来，战略互疑不断增加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两国至多不过是通过努力找到某些手段，来降低因缺乏信任而给各自利益带来的损失。如果减少战略互疑的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双方应该对寻找这些手段有所准备。”我向少书推荐了这份报告，并介绍了我们讨论的情况，如何避免因政治歧见导致军备竞赛与武力对抗，如何维护有利于国内改革攻坚阶段的良好和平国际环境，如何摒弃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傲慢与狭隘思维，以创新思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有识之士的责任。

　　少书大器晚成，皆源于在70年代初，他积极投身于美国华人的保钓运动，曾作为美国关心亚洲青年学者访问团的一员于1972年访华，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七个小时的接见与交谈。70年代中美苏大国关系的急骤变化自然引起少书的关注，成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因而成就了他今天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专著。《朋友还是敌人？》的出版恰逢其时，历史是面镜子，今天可以借鉴。

　　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 何迪

　　2014年6月22日

　　推荐序三

　　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战略中“心理战”的运用

　　张少书教授的这部著作，于1990年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学术界的广泛热评。对于美国历届政府分裂中苏同盟的长期战略 (1948—1972), 张教授所作的分析与阐述，与此后美国出版的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尤有下列独到之处。今天读来，依然促人深思，发人深省。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中“心理战”的运用

　　本书多次提到美国运用对华“心理战”以分裂中苏同盟。例如，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为分裂中苏同盟，专门组织了由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们组织的工作小组，该小组特别建议要重视“心理战”之作用。霍普金斯大学的兰巴格 (Paul M. A. Linebarger) 教授是当时美国研究“心理战”的首席专家之一，亦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兰巴格分析说：“中国人——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最怕白人之间达成牺牲中国的秘密协定。”他的建议是，要分裂中苏同盟，就要利用这种心理，展开“心理战”，竭尽全力，增加中国对于苏联的不信任感。他所提出的策略是，美国必须坚持不与中国人，而只与苏联人谈判中国问题。目的是给予中国一种印象，即只有苏联，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大国; 只有美苏之间，才可以解决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他还建议，白宫可以故意放出风声，表示美苏之间已就台湾问题，或“两个中国”问题，即将达成协议，以进一步激怒中国。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有不少。在美国出版的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中，这是第一次提到美国对华战略中“心理战”的独特与重要的地位。

　　第二，美国对苏战略中“心理战”的运用

　　这本专著亦首次提到，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期间，美国国务院精心策划了分裂中苏同盟的战略，即赫特战略。1959年，赫特 (Christian Herter) 接替杜勒斯，担任国务卿。赫特建议，应将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直接挂钩。亦即用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对苏让步，换取苏联公开谴责中国就台湾问题所持之立场。德国问题一直是苏联的“核心”国家利益，而当时赫鲁晓夫正对中国在1958年拒绝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大为不满。且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被西方主流舆论界所嘲笑，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云云。

　　但是，凡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人们都知道，这个战略的实质是，失去中国的苏联，将在地缘政治上遭遇其“滑铁卢”，不得不消耗巨大财力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而一旦苏联在欧洲的“强势”不复存在，美国可立即将在德国问题上所作之“让步”，一举收回。即苏联今日所得之“核心利益”，将来会转瞬之间，失之殆尽，且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当时国务院内部，对于赫鲁晓夫是否会因德国问题而改变对于台湾问题之立场，或对于国务卿赫特之分裂中苏同盟的战略能否成功，大多忧心忡忡。正如作者所指出，此后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之言行，令美国政府大喜过望。在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像是“好斗的公鸡”。而当时为美国政府所不知的是，第二天，在国庆十周年的游行庆典上，在天安门城楼，赫鲁晓夫突然转向毛泽东：“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赫鲁晓夫政府于1960年6月20日终于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自此之后，中苏同盟，实质上不复存在，中苏国家关系，亦急转直下。

　　本书出版后所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更进一步说明，赫特战略之所以成功，或赫鲁晓夫对于赫特战略之悄然引领，之所以亦步亦趋，事实上，与美国对于苏联长期实施的“心理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期间 (1953—1959)，亲自制定的对苏“心理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1）充分利用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渴望获得西方“文明世界”尊敬的心理，对于苏联所作的让步，美国要公开表示尊重与赞赏；而对于中国，则不断公开加以谴责。（2）要对中国实行长期、全面之经济封锁，迫使中国无路可走，只能更多依靠苏联与东欧，而增加苏联与东欧的经济负担，最终导致苏联的不满。杜勒斯常告诉他的同僚，对华经济禁运的实质，并非只是针对中国，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对苏联的“心理战”。其目的，在于让苏联领导人最终“厌恶”中国这个游离于“文明世界”之外的“负担”，由苏联出面动手，“甩掉”中国这个政治与经济上的“包袱”，以求苏联自己与美国达成相互之间的“全面谅解”。从这两个层面来说，赫特战略的成功，可谓是杜勒斯对苏长期精心运用“心理战”的“水到渠成”吧。当然，赫鲁晓夫始料未及的是，一旦确认中苏同盟最终分裂，美国立即与中国修好，从东方、西方与中亚腹地，各个方向，包围苏联，导致苏联财政极度空虚，最终击败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这个头号竞争对手。

　　这本专著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重读作者的结束语，依然使人感慨，令人感动。张少书教授说，回顾美国政府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精心策划，长期践行”的分裂中苏同盟的战略，不禁使一切关心人类前途的人们问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于中美俄三国人民来说：“我们的敌人，应当是战争的共同威胁与核武器的毁灭性杀戮，是经济的萎靡与衰退，是生存环境的破坏。而我们共同的朋友，应当是合作、对相互依存的认可与一个和平的世界。”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终身教授 卿斯美

　　2014年4月30日

　　导 论

　　对我们这些曾经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最清晰的共同记忆一定是一幅由代表共产党俄国和中国的红色占据了连绵不断、大片浩瀚地域的世界地图。在我们的眼前，革命的颜色似乎即将淹没世界上其他以淡蓝色、绿色、粉红和黄色所代表的国家， 因而我们认为，这是冷战地缘政治的鲜明写照。

　　这幅地图也渲染了美国大众对当时被认为存在着“国际共产主义”、“中苏集团”或“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一项关于国际事务无可辩驳的假定是，美国所面对的威胁是一个既团结一致、又无缝可钻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不分国度。

　　那幅地图没有让我们对“二战”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中苏同盟的破裂——作好心理上的准备。至少早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苏就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不久便沿着它们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共享边界发生了血战。它们的分裂改变了整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的局面：国际权力的两极分裂被“权力的扩散”(“diffusion of power”，罗斯托的话) 所取代， 而后者则需要更老练和复杂的外交策略。基辛格与尼克松，周恩来与毛泽东会起来应付这个挑战。他们要把自己的国家从现代国际历史中最敌对和最僵化的关系中解救出来。

　　一个团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死亡也深刻地转变了在第三世界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挑战。当“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两个最具发展前途的国家间的冲突显得比它们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更为严重时，社会主义革命又有何含义？中苏分裂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没有多中心的共产主义，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在当今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了。如果没有中苏分裂，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社会主义世界中那么完全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使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地图上的红色中是否一直就有不同的颜色？这个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于是他们在20世纪60 和70年代出版了大量涉及面甚广的成果。他们仔细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争论，推究共产主义领导人物的心理和他们的官僚习性，并且重新评估了自帝国时代以来的中俄关系史。

　　但是，对曾经研究过中国共产党运动曲折历史及中苏分裂的历史学家而言，其研究成果如果没有错误的话，也是不全面的。绝大多数研究共产主义事务的专家和美国外交政策史学家曾断言，美国在察觉产生导致中苏分裂的紧张因素上行动迟缓，几乎没做分化共产党的事情。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华盛顿明显地把中共仅仅视为克里姆林宫的附属品。据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的侄子（一位历史学家）说，杜勒斯确信，毛泽东对“克里姆林宫唯命是从”。当时，对包括总统和国务卿在内的美国领导的公开评论并没有透露政府有兴趣试图在假想敌阵营内制造分裂。但是我们难以相信，美国高层的政策决策人会那么愚钝和那么无知，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分裂的感觉那么迟钝，对像国际共产主义瓦解那样重大的事态发展竟能置身局外？

　　本书力求从审视上述问题开始。我所获知的远超过我以往所质疑的：就在1949年毛泽东用武力在中国大陆获胜之时，美国高层的政策决策人是否曾假定共产主义坚如磐石，中国大陆会不可挽救地“落入”苏联手中或美国如果最终不能分裂中苏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鼓励中苏摩擦的。由于无法接触到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所以无法确定美国应对中苏分裂负责。但至少可以说，美国领导人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就追求达到他们蓄意的目标，也就是使中苏不和并继续深化这种不和。此外，每当中苏不和出现时，美国便试图利用。在1972年尼克松中国之行以前，美国在这方面的所有作为均戏剧化地把现在所称的“三角政治”变为可能，即美、中、苏三方在追求战略利益方面的相互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的政策决策人在美国如何能使共产党对手之间产生分歧，尔后又从中获利的想法上从未达成一致或统一过。事实上，分化策略设计本身就使美国领导人之间产生分歧，使美国与其最亲密的同盟和朋友之间产生分歧。分化对手的想法倒不是未经过考验的，它影响了美国从1954年到1955年和在1958年金门—马祖危机中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回应，影响了美国出面干预朝鲜和越南的决定。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并可能作为华盛顿在战后诸多项巨大胜利中的一个，但它最终令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本书的研究试图揭示，自1948年至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地访问北京期间，中苏同盟在美国政策的发展——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是何等的重要。这项研究寻求了解美国4如何试图破坏中苏同盟，及当中苏友好关系破裂之际来临时，美国又如何试图加以利用的。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权以前，罗纳德•里根频频指责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并确认他的政策是俄国“帝国主义”。里根的激烈言词使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夸张词语。但是，里根的反共长篇演说仅仅是肤浅地重组了早先的辞藻，因为他的反共主义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里根指责苏联，以及其他他认为是苏联的替代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萨尔瓦多的反政府者以及古巴人。但是，中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开局不顺，里根开始认真对待与北京的良好关系，并继续其民主党前辈们试图建立的一个对抗莫斯科联盟的尝试。但是正如现在所显现出的，早些年华盛顿官方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吵闹使对国际事务更微妙的理解变得令人费解了，或许罗纳德•里根单纯的反苏言论也不足以表达他的外交政策的复杂性。通过了解美国如何在近些年试图使其两个最重要的敌人产生分歧，可能会提供一些历史性思考，这也是冷战双方（苏联人—美国人）对冷战的观察角度所无法提供的。在共产党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正处于混乱和转变之时，这种了解也会帮助我们对当今美国的政策目标有一些新的了解。

　　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研究的背景、意义、挑战和贡献

　　——作者、译者访谈录

　　顾宁：在您的《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一书的简体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很想知道您在大约20年前选择这样一个敏感的议题的背景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样一本书？

　　张少书：我在美国长大，一直对中美关系感兴趣，写这本书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 我父亲叫张书旗1941年，张书旗的巨作《百鸽图》被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份厚礼赠送给美国政府，祝贺罗斯福总统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后来被长期挂在白宫，这是进入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是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他曾经参与“文化交流”。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希望他的画作可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并帮助中国人抗日。在战后，他继续担任文化大使，而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长大的。其二，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对中国的好奇之外， 有关中国的信息几乎没有。比如，在中学，学校里辩论会的诸多议题之一便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我当时被指定作为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方，尽管我是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当我进入大学时，我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非常气愤，并开始相信美国在亚洲推行帝国主义并敌视中国。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我想学习中美关系史，目的是为了弄清他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为什么美国和中国都改变了各自的基本政策？结论当然是：他们都共同关注着苏联。

　　顾宁：在您的大作出版20来年之后，您如何对中国读者解释您书中根据当年解密的档案所得出的结论和您个人观点的重要性？ 新解密的档案对您的结论和论点是否有什么挑战？

　　张少书：我的书在出版时引起了争议。时至今日，这本书在美国仍有争议。许多美国人，包括学者，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华盛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试图鼓励苏联敌视北京。我书中写到，美国官员希望苏联有可能转而反对中国，甚至与美国合作来攻击中国在60年代的核设施。虽然这种对核设施的攻击没有发生， 但是莫斯科的确转而反对中国了。这很可能是美国的影响起作用了。 自从我的书出版以来，美国档案馆进一步解密的档案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特别是关于肯尼迪总统有意让美国联合苏联一起攻击中国的证据。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包括政治领导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当年希望联合苏联来反对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尼克松的重要贡献是扭转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美国可以与北京合作来反对莫斯科。

　　顾宁：我注意到就您的专著来说，反应有几种。有的是来自前国务院官员。他们的反应主要是就您书中关于肯尼迪总统想捣毁中国的核能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应？您是如何应对这种反应的？

　　张少书：几位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任高官的人士攻击我收集到的有关捣毁中国核能力想法的档案。他们说，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观点。忠于肯尼迪的那些人强烈地试图塑造出肯尼迪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和理智的形象。然而，肯尼迪是多面的。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他非常仇视中国；他想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今天，在美国，很多人谈论攻击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但是，第一次这样一个“先发制人”的想法是针对中国的。当肯尼迪的支持者攻击我时，我仍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有充足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学者也使用和公布了更多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那些以前在肯尼迪政府内任职的官员不是说谎了，就是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对于我这个当时还年轻的学者来说，面对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官员的批评是件很难的事情。

　　顾宁：除了您这本专著之外，您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论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台海危机。您那篇论文的观点与其他美国学者写的这方面论文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吗？

　　张少书：在研究1949年以来美中关系的学术成果中，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倾向于不加疑问地接受华盛顿的官方立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认为北京是扩张的，好战的；因此美国的政策从1949年到70年代是合理的，没有威胁到中国。我根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到中国当时的立场是防守性的，不是好战的。但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那个观点。于是，我和我的中国历史学家朋友何迪合作，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特别尖锐的矛盾冲突，即在1954年到1955年爆发的金门、马祖危机。我们使用来自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档案证明，北京的领导人在危机中是很小心的。是华盛顿认为危机在迅速升级，并坚决支持国民党守住这些岛屿。我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那篇论文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范例，也就是：使用冷战各方的档案，不只是使用有美国的官方观点。

　　顾宁：在研究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时，您这本书非同寻常的角度和观点是什么？换句话说，您这本书对美国研究冷战中三国关系这一重要问题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张少书：直到最近，美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是关注是否赞成中国在美国政治和全球冷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问题。我的书和其他人的成果认为，在冷战史研究中，中国应该被放在更加中心的位置。我认为，实际上有两次冷战。第一次冷战发生在1947年—1972年。第二次冷战是1972—1991年。美国和中国从敌人变为朋友就是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我在书中还指出，美国官员们在20世纪70年代公开讨论美、中、苏三角关系之前的很多年，就曾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也就是需要注意到的是：美国对利用中苏分歧非常感兴趣并鼓励两者的分裂。冷战时期，尽管美国公众强烈敌视“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现在看来，不像很多人当年看到的那样，美国官员其实更关注政策和行动。

　　由我的书引起的另一个主要的争议是，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种族歧视思想的影响。我在书中说，美国高级官员非常歧视中国。这些态度影响他们的看法和决策。当我的书首次出版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多年来进一步的研究还是证明，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思想组成部分便是对非西方国家的 “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