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2022年11月2日第5版
字号 :[大] [中][小] 打印

用心追随董乃斌先生

2022-11-15

董乃斌先生近照

  我曾在一篇学述里说过,董乃斌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以理论阐发见长的代表性人物。他耕耘的学术园地纷繁多姿,大体有唐代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历史民俗学与唐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史研究、文学史学的原理研究以及聚焦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专题研究,等等。倘言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么,我觉得董乃斌大概可称“论不服人不罢休”,追求宏阔细密精准的科学论证,是他显著的风格。

  本文无意于给董先生的著作写书评或再做学述,我过去已经干过这类事情。还有一种流行的文体“访谈录”,我则对它不太感兴趣。听说董老师后来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带了二十名以上的博硕士生,去年送走最后一名博士才收山。这些受到导师亲炙的青年才俊、学术佼佼者,都是彰显业师的人选。而三十多年前,董先生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我——酷爱中国古代文学的外道野狐学生。这个学生今日连缀与他交往的记忆碎片及其周边情况,吞吐成文,聊表寸心。

  初次与董乃斌见面,是在1989年秋天,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访学者(笔者按,其实是参加一个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班,二十多年后,陶文鹏先生说,你当时是个访问学者,姑且遵命)。在董先生的“两间堂”,听他问询我的各种情况。几年后,他搬迁到有三室一厅的较大寓所,我是经常去的。

  我与董乃斌认识的时候,在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中文系的学士学位刚满三年,是中国第一批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学位的十七人之一。董先生则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老大学生,曾在文学所任职,又是改革开放后社科院“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他在复旦曾师从朱东润、蒋天枢、王运熙等名师,在文学所,何其芳、余冠英、钱锺书都是他的师辈,研究生阶段更入了吴世昌先生门下。当时,他的学术专长是李商隐研究。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中国健在的李商隐研究专家之中,最具有成就者为刘学锴、董乃斌两人,尚无人出其右。

  1989年,我跟群众出版社《啄木鸟》编辑部主任陈洪新很兴奋地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拜了一个老师。老陈深知那家单位之尊贵,有点儿紧张而又期待地问:“是谁?”我回答:“董乃斌。”他的神情马上放松了,说:“他呀,太熟了。”原来陈洪新是董乃斌夫人程蔷先生的师兄。他们是民俗学耆宿钟敬文“文化大革命”后新招录的同届研究生。董乃斌、程蔷夫妇在20世纪90年代曾合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一书。董老师调离北京去上海工作时,我曾撰写了一副对联,请中国书法家协会已故副主席陆石的夫人赵中找了一位著名书法家书写赠之:“尝小吃当跟程,论大道则似董。”上联的“尝小吃”,概指有关历史民俗学的内容;下联的“论大

  道”,则表示了我对董老师理论思维强的服膺。《啄木鸟》有一位编辑提出质疑:她听她的刚从作协调到文学所的文学评论作者讲,董乃斌没有资格带研究生呀。是的,文学所不是大学,研究生名额特少,论资排辈那时还轮不到董先生。

  董乃斌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是陈飞。陈飞时任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帮助我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过论文,使我念念不忘。他曾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未能毕业。董乃斌思想开放,不计较这些,因为欣赏其学问才华,同意接纳他为弟子。董先生第一个硕士生是张剑,目前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张剑与我有不少交往——他曾是文学所《文学遗产》的副主编。张剑读硕士师从董乃斌,读博士师从陶文鹏。但与董的擅长理论阐发和陶的擅长艺术分析不同,他热衷于文献整理。我研究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中的人物所用《绍英日记》就经他之手得到。我家还藏有他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他的宏愿为撰写一部《中国日记史》,其爆冷的想法令人惊讶。我知道董先生从来不要求自己的学生走自己走过的道路,自张一军者更令老师欣慰。

  董乃斌正式招录硕士研究生是1995年。报考者有16人,他根据应试水平相中了两人,但只有一个招生名额。他担心相中的人外语不过关被刷下来,故多定一人备选。他对我说,要是外语都过不了,我今年就不招了。结果一位我从未谋面的李翰兄,虽然专业课成绩优异,却与董先生失之交臂。董乃斌当年出的专业课考题,有一道不算难的题目:请考生按顺序说出唐代所有帝王的庙号。答案是高(祖)、太、高、中、睿、玄、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僖、昭(以上为“宗”)、哀(帝)等等,则天武后不太好表达,她在中、睿那个时期夹着,虽然过了一把皇帝瘾,却只有谥号而无庙号。据考,她临死遗制祔高宗庙,令去帝号,谥号为则天大圣皇后,葬于乾陵。听说李翰把这道题做出来了。越明年,他只好由幽燕的董乃斌教授改投八桂的张明非教授攻读硕士,毕业后又前往沪申师从杨明教授攻读博士。这个世界很小,博士后阶段李翰到了上海大学,还是归于董先生麾下。董乃斌很注意培养李翰。他主持的几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已经出版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都邀请李翰参加,而且分担的篇幅都相当重,即将出版的新课题成果《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李翰更是课题组综揽一切的秘书和重要撰稿人。从李翰写的访谈录看,他和董先生对谈学术颇多颇深;从李翰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来看,重视理论性和具有较强论辩色彩,路径接近董先生。

  董乃斌不仅对自己的爱徒关爱有加,而且对他人的高足也尽可能给予帮助。如郁贤皓、罗宗

  强、陈伯海、黄霖的入室弟子,都有经他举荐在上海大学任教的。上海大学在董乃斌加盟之前,理工科强、文科弱,董乃斌为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创立出了大力。十几年前他曾对我慨叹,真难! 那是当然。可现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已是中国文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老师取得的各类国家级课题,在校里名列前茅,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这当然是诸位老师齐心合力奋斗来的。我也能体会董先生为此付出的一份心血。2005年,学校诚聘他为《上海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整整十年,把该校学报在全国高校学报排位从第41名提升到第7名。有什么绝招吗? 且看学报目录:第一个栏目为“本刊特稿”——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顶尖名家的学术论文;第二个栏目为“影视理论研究”——据说其学术水平仅次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笔者按,程蔷有创作电视连续剧的实践,他俩的公子董浩宇是上海的著名电视剧制片人,董乃斌捕捉到这个明珠栏目,是否受其启发?);还有一个有关上海海派文化的栏目。真是立足学术前沿和高端,打造特色品牌,流连本地域文化。董乃斌在文学所时就是分管《文学遗产》的领导,他与时任《文学遗产》主编的徐公持先生,堪称编辑学术期刊的双子星座,难怪上大学报靠他掌握的人脉、经他调理后就风风火火了。董乃斌在上海大学还做过一件似乎本不应该由他主持的工作,即受钱伟长校长之托,主编该校的《中国文化读本》,使上大的公共通识课教学有了一个自具特色的课本。2008年,上海大学一位专门研究民国土匪、特务、黑帮史的历史学教授到北京观光奥运会,来群众出版社访问《啄木鸟》杂志时遇到我,因为这家刊物发表的文学作品,有他关心的内

  容。闲聊中提及董乃斌。他说:“跟我们差不多,在学校里跑来跑去的。听说他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怎么来上海大学了呢?”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跟他讲述这件事的根由,但是我想,董先生去上海大学,满足了他本人“叶落归根”的心愿,对上海大学来说,其实是个意外收获。据说董先生家离学校很远,他作为普通教授,可不就得跑来跑去的么。可是哪想到,董乃斌在65岁时居然学会开汽车,他拿到驾照后,通过电话通报给远在北京的我,语气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有许多年的一年四季,我总要到董先生在北京潘家园的第二个寓所访学,既谈学问,也谈别的。坐得久了,有时也留我便饭。我们曾一起下小馆子,他也曾亲自下厨,做葱爆羊肉、辣子鸡丁等家常菜招待。他家住在20楼六号,19楼六号发生火灾,楼太高,消防队没法救,大火烧了一个多小时。我见过火灾现场,董乃斌家就像火盆一样被下面的火“烤熟”了,幸运的是,却没有明火进入室内。后来,他举家乔迁上海,把房子卖了。在潘家园的时候,我们在街道散步,我问他,你的学生有登堂入室者,我算什么? 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没有师生的名分,但我们的关系超过师生,可以说是‘平生风义兼师友’吧!”我知道这句话出自李商隐哭刘蕡的诗,说他们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是亦师亦友。我知道,董先生这是抬举我,但师之所命,却之不恭,我只能在心中默默感动。

  我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圈子里的人,好像黏在汽车轮胎上的黄泥,有时嵌在轮子上,多数时间要脱落下去的,故自谓“轮泥”;居然得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潜心思索,我跟董老师怎么学习的,学到了什么呢? 概括说有三

  条:第一,熟读他的著作和论文,包括他从微信中发过来的东西。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应该由他的登堂入室弟子去介绍,我基本上凡见必读,反复体味,结合记忆表象中对他的回忆,有时突然顿悟,智慧更上一层楼。微信中收藏的大抵有《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导论提纲》《中国诗歌传统再认识——关于抒情叙事、表现再现的互惠与博弈》《从诗史名实说到叙事传统》《补课也是开新》等等。这些论著有的在未出书时不可能发表,有的可能在我收到微信的若干时间后已经发表。但我总是以先睹为快的心情,带着老花镜不停地拨动手机……韩昌黎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话,其实老师的著作和论文就是传、授、解,全在学生上心不上心。第二,除了留意老师讲述的知识,尤其要关注老师所用的研究观念或方法。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此处无法细述。第三,关键还是学而能用,要把老师所用的研究观念或方法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同时检验老师的学术思想的合理性,随时保持独立、质疑的态度。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舒适区。董乃斌以20世纪90年代的论著《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为起始,本世纪以来逐渐把学术增长点转移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上。我在群众出版社工作,从编辑实践出发,研究《我的前半生》的成书史以及文本特色,进而考察它的传播张力,从董先生那里受益匪浅。孟子所谓“知人论世”,开启了董乃斌一再强调的他律论的研究方法。《我的前半生》研究离不开溥仪所处时代、所系人脉、所思所想,等等;不从他律论的角度认识作品,无异于栽培无本之木。但是,董先生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的从文本和形式出发,找寻文学史发展的动力与契机的自律论的研究方法,在《我的前半生》研究中也同样适用。在洞悉这部书稿前后几个版本的发展变化中,从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所选择的题材内容之重塑、补充或删削以及体裁调整,再及结构、辞章、语言的改造安排等方面,就可以掌握该图书进阶的奥秘。董乃斌曾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一书,难道溥仪研究就没有学史吗? 在研究观念或方法上,还可以举出一个显例:董老师2008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中涉及西方的主体间性理论。我根据这一理论,探讨《我的前半生》的成书史,认为党和国家权力机构及其代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三方面的良性互动,玉成了这部世界的名著奇书。通过对主体功能的研究,更深入地把握《我的前半生》的性质和价值。总之,董老师教会了我触类旁通,自觉地运用某种研究观念或方法来认识研究对象。

  董乃斌与我的信息交往,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开始了。起初用纸条或纸张,后来鸟枪换炮,使用微信或电脑。2022年9月,我在微信上给他传去拙文《溥仪对旧

  体诗的鉴赏及创作》,他回复道:“谨遵雅嘱,拜读后再告感想。”9月18日,他传过来一篇国内报纸登录的介绍关东军100细菌部队罪行的文章。我旋即把近日所写论文《近因与远果——试析溥仪署名文章与〈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的关系》给他传过去。这篇文章有通过溥仪之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与罪恶的内容。我与董先生总是这样心有灵犀。10月2日,他在微信里告诉我,他亲自执笔的约三十万字的《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引论》现已进入编辑程序,并发表了搞课题的延伸想法。

  叙事传统研究告一段落,我由此想到一些新的问题,即叙事在文史两科的同异与互通关联问题。在文学,叙事传统是与抒情传统共生互动,在史学,叙事传统则与议论传统共生互动。文史都是双足双翼双轨,本质相通,表现各异。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二者均是叙事,本质相同,但亦有重大区别,这些都值得研究。你看,研究到后来,文史真的需要合在一起考虑了。可惜没有机会面谈,否则你我之间是应该可以讨论讨论的。对你的溥仪研究,可能也会有些促进。

  董老师的话,高屋建瓴,立意深邃。我取其立竿见影的效果——沾溉溥仪及《我的前半生》研究。记得,20世纪60年代政审《我的前半生》二稿本(即后来公开面世的《我的前半生(全本)》)时,专家们对该书稿后半部分议论太多表示不满,以老舍先生的意见为代表。“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三十个饺子;原来自私,后来却能帮助某人做些什么事……书中对自己如何笨,如何唯我独尊,暴露得很好,可惜一扯就扯到较空泛的道理上去,说服力就不甚强了。”董老师提出了史学叙事传统与议论传统共生互动的问题,老舍先生则强调在具体作品中平衡叙事和议论的比重。这两种认识属于同一理路,而它们所处层面位置有所不同,但都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哲学思考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者有感而不能不发,议论滔滔自是一番胜景;然《我的前半生》作者的特殊性决定了叙事的表现力强于议论的说服力。经过修改完成形态的《我的前半生》便克服了以前版本的缺点。围绕这部图书叙事与议论的共生互动关系,通过其“双足双翼”的具体展开和演变,探讨书稿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当成为我将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平心而论,董乃斌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多有启发和助益,而我为他所做则较少。我期待他主持的《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陆续进入编辑程序并都顺利出版,更期待他的延伸成果早日问世。同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也希望董老师团队以外的新秀精英们的后续佳作不断问世。

(作者:孟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