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丝路研究，忘不了蔡鸿生先生的引领

　　今年是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诞辰90周年。蔡先生有着长久不衰的学术生命力，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而特别显著的是他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引领作用。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论述丝绸之路的理论专文，但是其学术理念和方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他就发表了关于九姓胡的论文，给学术界研究中西关系极大的启发。从《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年）到《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2018年），几十年的读史求识、学无止境，从古代到近代，从外交到宗教，从理论到考证，彼此呼应，求索阐释，发挥的引领作用有目共睹。

　　蔡先生还是一位学术规划师、组织者和引领者，热心扶持后辈学人。我从西北大学选调到国家文物局系统工作时，他是不赞成的，认为放弃学术研究可惜了。后来蔡先生看我还在坚持做学术，强调要我利用文博特点和考古优势，抓别人不易看到的新资料，以被人忽视的线索探寻新的领域。今天我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探索，首先要感念他的引导之恩。

　　每次与蔡先生见面，都要开心畅谈，他赠送我的著作中夹条留言“珍重见面，相知倾心”，这番留言让我感动。我们之间攀谈内容和他的教诲常常涌上我的心头。

丝路历史研究要有世界文明观

　　中山大学的学人们谈论起蔡鸿生先生，都常忆起他在上世纪困顿生活中做学问的艰难，为了买本所用之书节衣缩食，几入书店叹息价贵。至今回忆买书之事，其夫人蒋老师仍泪眼涟涟。

　　蔡先生说过：“一个学科需要几代人努力，陈寅恪、岑仲勉这样中山大学的‘双星’的班谁现在来接？ 五年前很多人还不知道丝绸之路是什么，现在人人皆知。但是某些人理解的丝绸之路可能是有问题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丝绸的输出，与历史上的丝绸贸易不是一样的；清朝规定丝绸出口有限制的，一条船装多少生丝、装多少丝绸都是要检查的；政府赏还的丝绸贡品与商人采购的丝绸是不一样的，贡品与商品不同；唐宋丝路与明清丝路不同，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的贸易与以前的贸易大不一样……不懂就走样了。这就是陈寅恪讲的要有通识。”

　　他曾屡次告诉我要多读西方与中国有关的书，用世界眼光看待文明。他说：“西罗马一统天下没有东罗马复杂，东罗马位于地中海沿岸，涉及的国家民族较多。德国汉学家夏德早就指出要关注东罗马对中国的影响。最复杂的是大秦，虽然现在发现不少东罗马货币，但是对东罗马的了解是隔靴搔痒。大家先看的是印度，后来又看波斯，但是对拂菻（东罗马）知道的并不多。随着文物出土，结合文献阅读，应该对东罗马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过去只讲希腊罗马神话，后来涉及圣经，对东罗马的东西连基本常识都不讲，所以现在非常隔膜。欧洲都很重视拜占庭，包括俄罗斯，因为与东正教有关。”“现在一讲‘一带一路’马上转入经济问题，虽然到处讲丝绸之路，真正讲丝路历史的很少。广州高校与全国各地高校一样都成立了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丝路研究院，配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部署计划，但是探讨新问题很少。”

　　他关注的“四夷”涉及各个文明实体。

　　他对我说：“你要注意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的文明很古老，亚美尼亚商人足迹遍及东西。张星烺的眼界是少见的，他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共六册，很丰富，注意到亚美尼亚。现在回头看这些老前辈的研究工作很不简单，如今不少人数典忘祖，对过去的奠基性著作视而不见。尤其资料的第一次引述解读很重要，证明作者的眼光不一样。陈寅恪所引述的是旧资料，但是有新解读。现在都是电脑检索，负面作用是没有学术规范，有人故意不引用好像是自己读原著发现的。现在是有技术性规范，没有学术性规范。”

　　对目前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粟特人在中国问题，他早早就指出粟特不等于九姓胡，祆教不等于琐罗亚斯德教，胡姓不等于胡人，住户不等于聚落，这些名词一般人都糊里糊涂笼统使用，而蔡先生非常认真地说，相关概念必须明确化。他对唐代九姓胡的研究从城邦与聚落、胡律与礼俗、节庆与胡名、贡表与贡品等方面，一一深入，紧紧抓住“朝贡”和“胡俗”两条线索，讨论了前贤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嘉惠后学的一系列卓越见识。他把外来的狮子、波斯犬、名禽、汗血马以及胡名、胡神、胡食等等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镜子来研究，取得了非凡的突破。

　　外来宗教史是蔡鸿生先生有贡献的研究领域之一。他首先提出了“三夷教”随着社会变迁的“三化”概念：景教方伎化，祆教民俗化，摩尼教异端化。他说“三夷教”一来就撞上华夷之分、胡汉之别的门槛。胡人入华各有独特的背景，景教有官方批准的背景，摩尼教借回纥之势有民族背景，祆教信众以“兴生胡”为基础有商业背景。这些提纲挈领的认识，为我们研究外来宗教传播奠定了基础。他强调要辨析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佛教经过中亚地区就有了变异，摩尼教在福建华化就有了地方变异。

　　身处广州，海洋文明研究无疑是最前沿领域。蔡先生不跟风做海上丝绸之路的题目，不渲染华而不实的不靠谱说法，而是宏观结合微观，从全人类凝结的海洋文明来研究，从古代市舶时代到近代洋舶时代探寻广州的海事。《广州海事录》就是从“舶”字、“鬼市”发凡，说明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由此延伸到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既有广府波斯舶旧闻释证，岭南昆仑奴的遗事等等，又有广州宋代蕃坊人家和市舶宴的考证，一个字就能作出一部文化史。我到阳江考察“南海一号”沉船遗物，回程拜访蔡先生，他结合沉船上发现的遗物与遗迹，提示我注意观察唐宋船舶上的贸易实物和船民生活用具，注意航海生活中的舶人分工、海粮储备、淡水供应、疾病防治、祈禳仪式等，与陆地定居方式大异其趣，要避免“见路不见人”“见舶不见人”“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强调海事史的人事本质。

外来艺术造型研究

　　在中古传统艺术造型中，往往重神似而轻形似，而最写实的雕塑是唐代陶俑和三彩俑，其中胡俑引人夺目，也是外来文化的标志物。近年对胡俑的研究渐成气候，但大多数属于“乱猜”。二十多年前蔡鸿生先生就教导说，人是丝绸之路研究中最重要节点，胡俑是当时人的缩影，作为陵墓中随葬品，胡人形象模式化，深目高鼻多须成为标配，职业容易看出来，但是民族属性不容易客观辨别，装束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易说明。他最早推荐我查看上世纪1959年美国出版的意大利一位学者写的《唐俑中的西方人》。2006年7月14日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说，《唐代中西关系史研究》可以唐胡人俑为纲，汇集唐代有关资料撰写。

　　他说：现在出土陶俑非常丰富，可以更集中去做胡俑研究。找到两三百幅胡俑照片摆在一起分类，就像打扑克牌重新洗牌一样归类。过去随便说说可以，但没有作为专题，现在你有文物系统工作的优势，有自己研究的条件可以搞。有很多胡俑实物别人没见过，甚至不知道，你能见到，用出土实物论证一些问题，很有价值。

　　他具体指导我：第一，胡人性别比较明显，是男是女一眼就能辨别；第二，胡人族属不明显，不容易分清是哪个国家或民族；第三，胡人身份研究大有作为，商人、官员、士兵、武将、艺人、乐舞人、奴婢、译语人（翻译官员），等等，都可以分辨。

　　有一次他对我说，对胡俑进行社会职业分类，利用陶俑、壁画、玉带等文物结合正史、诗文、笔记、诗歌、文献、碑刻、出土文字等对应分类，搭配论证。背商、行商与坐商的形象不一样，乐人有独奏和乐队的区别，牵驼人有驼队与个体区别，武将有穿甲胄和穿袍服区别，等等，这样分类比按国族分类要有意思，也容易写出一本有分量的书。

　　还有一次他对我说，过去唐代胡人研究有许多遗留问题没解决，日本人研究很厉害，我们利用出土陶俑可以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可继续前行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老是品味“果脯”“酱菜”，而不去品尝新鲜的水果、蔬菜。

　　针对我写的胡俑系列文章，他指出：文物是历史的片断，要还原、复原，纳入历史环境才能使文物焕发生命。

　　他感叹国外有许多研究得益于基金会的支持。国外没有那么强烈的功利心，对胡人珍稀陶俑的关注首先是植根于对移民生命与生活的重视，对外来文明的热爱，而不是因为冷门容易出成果，或是急功近利地要为现实服务。

　　顺便提及，蔡先生不仅仅是只考虑古代艺术，也特别关注前辈学者对外来文化的思考。比如提起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法国小仲马《茶花女》，既是文学名著，也是歌剧、话剧。2007年他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时，专门做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华效应”演讲，他指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出版后大受欢迎，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都受到影响。1912年正在巴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时年23岁），曾亲访蒙马特公墓茶花女原型之墓，半个世纪后仍久久难忘，赋诗追念。蔡鸿生指出，陈寅恪在“颂红妆”（柳如是）之前，已经颂过“洋红妆”（茶花女）了。由此可见晚清西来文化激起千重浪，甚至引发出跨世纪的效应。蔡先生感叹，历史昭示后人：书之传不传，书之显与晦，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取决于时代，著述和译述都是如此。所以，一部文学接受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史。

不要做急功近利的学问

　　蔡先生指出：求学问的宗旨，在于求真理；探究历史，更需要有辨真的慧根。历史的空白只能用事理逻辑来弥补，透过虚实互补去寻找历史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只会线性思维，认为一切都是直线性的，而实际上事物发展规律往往是螺旋型的、发散性的。他说：“不能独立思考，不能自由想象，就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精神生产要付出心血，但精神必得经历痛苦才能释放思想。”

　　蔡先生提醒我：“一篇好的原创论文，胜过数十篇凑数的论文。很多研究者忙于写论文，发表数量不少，但绝大多数发表后没有获得任何‘反响’，即使有所引用也是朋友圈子内相互消化，并不是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有些论文甚至乏味无益，遑论跃居学术界前沿了。我的体会是写一篇论文之前至少要思考一年或者二年，这样才能看到别人从来没有看到或考虑过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研究者一辈子有几篇令学术界不能忘记的论文就不错了，我们要力争篇篇都是精华，要让原创论文占据主导地位。”

　　他认为目前学术科研毁于绩效考核，依赖这种看文章数量的绩效考核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影响年轻学者的科研方向与前途。他多次说一个顶尖学者不是看论文的数量和在什么顶级杂志刊登，而要看其在思想上的贡献和在学术领域的开拓之功。

　　他认为搞项目和冷静研究是两回事。项目要定期完成，但赶时间肯定不会出有分量的像样的好东西。研究要慢慢推进，需要时间从容，反复思考，不能催促。古人以学问为天下，今人以项目为天下。拿了项目经费就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急功近利做不出大学问。他说：“现在有些书错误多，错字错得不通倒好办，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印错了；错得通了反而害了大家，因为大家将错字当作正确的了。”做学问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许多重要成果都是有足够的时间在灵感凸现时创造出来的。

　　2017年，我的《醉拂菻——希腊酒神在中国》在《文物》发表后，蔡先生在电话中说，这是学术界做希腊酒神研究最接近的论证，很新鲜，很有见地，公布出来国内外都能看到。希腊文化对犍陀罗的影响，我们只知道对早期佛教雕塑的影响，只知道甘肃那件银盘，认识太少。史学界对希腊文明的影响研究太少，与对中亚的研究相比，不平衡。

　　我写的武惠妃石椁线刻画等文章呈送给蔡先生批评，他说：要注意石棺、石椁的不一样。过去苏联考古专家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认真分析，不能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他还专门找林英教授谈了他对我论述武惠妃石椁上神兽图像的看法。他认为，希腊罗马神的形象，一般来说神话中的主神、英雄形象大多比较高大尊贵，很少用比较扭曲的身形表现，相反，用扭曲的身形，或者说将神灵魔怪化却是印度—伊朗系神话的重要特征。他建议我在进行比对研究时，如果能辨别出神话故事的情节或谱系，看出不同人物和场景之间的关联，会更有说服力，否则只就一些细节和图像中的局部进行比对，可能不容易让读者看出其中的希腊影响。这些话都非常中肯，让我受益匪浅，久久难忘。

　　他也要求我读一些西方历史哲学著作，尤其是西方最有价值的历史哲学、宗教批判的书。这些书对人类思想领域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不仅是经典文献，而且是我们如今理解西方社会基本观念的主要来源。遗憾的是，受时代局限，我读过一些西人政治经典，仅是浮皮潦草的了解而已，不能吸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蔡先生说，搞丝绸之路研究变成凑热闹就掺水了。现在丝绸之路头尾延伸得很厉害，这样就没有路了。东西变成南北了。提到丝路挂上丝路会得到经费支持，但能提出新认识的凤毛麟角。“史前丝绸之路”让人比较难以理解。史前文化是另一种形态，丝绸之路是文明程度很高的时候才有。他说，假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抛弃，不能因为现实需要而丧失了历史原则。

　　蔡鸿生先生离开我们后，202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了他的《学境》（第三版）一书。每当我捧读，就感叹他的知识面多么宽阔，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范围广。他沿着陈寅恪“读史求识、脱俗求真”的遗教践行不止，正如他说的：历史的洞察力，并非“饱学”的自然结果，读书人中，有知之士摩肩接踵，但有识之士只是凤毛麟角。在中外关系史、丝路历史文化等研究领域，他的识见值得我们珍视。正像北斗星为奔波在陆上丝路上的人们以指引一样，也正像罗盘引导海上丝路上人们的航向一样，他的一系列见解对我有引路之恩德，相信对更多学界同仁也是富于教益的。

（作者：葛承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