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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构建”跨学科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召开

  2019年5月12日星期日上午9时,由《世界历史》编辑部和华东师大历史系合作举办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构建”跨学科研讨会在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3102报告厅召开。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孟钟捷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指出,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问题是当前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次研讨会专门邀请史学(包括世界史、中国史和公众史学)、哲学、传播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就此展开讨论,旨在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以推动国内学界对历史记忆问题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书院院长、历史学系沐涛教授用非洲中世纪末期马里帝国创始人的历史流传为例,强调了历史记忆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对诸位学者拨冗参会以及《世界历史》编辑部对此次会议的支持表示感谢。

  会议第一场的讨论主题是“历史记忆何以建构?”。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晓葵教授阐释了文化记忆及其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讲解了文化记忆的结构形式及其两重作用。王老师向与会学者展示了不同种类的历史遗产,据此提出“战争记忆遗产化”和“圣化”的概念。此外,王老师还以日本对二战历史的记忆为例,分析了日本内部不同群体有关于此记忆的具体情况,包括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战犯的追捧等。此外,王老师指出,“国家认同”在历史记忆建构中起到了意义指向的作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陶赋雯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域,对日本平成时代各种媒体以及文艺形式对二战历史进行记忆的表现进行了分析,着重论述了日本右翼力量对战争记忆的建构。陶老师详细分析了日本右翼群体对战争记忆进行改写、扭曲的艺术手法,比如蒙太奇、削弱情绪等电影技巧,从中总结出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的部分艺术作品对历史的扭曲记忆。在此基础上,陶老师以日本的右翼艺术作品为例,分析了个体遗忘的机制,并指出这一机制能够产生心理防卫的作用,阻止日本国民受到罪恶消极情绪的影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世文副教授则将目光聚焦于互联网面世以来的历史。吴老师以互联网诞生的时间为例,指出当前依照不同的标准,学界存在1994年和1987年两种说法。此外,吴老师还列举了自互联网创始以来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记忆,并就互联网的发展轨迹和两种趋向——全球化和地方化进行了分析。吴老师以“三十年记忆”、“二十年记忆”和“十年记忆”为例,分析了这三个时间节点历史记忆的异同,并对媒体记忆进行着重分析,并主张学者不要仅仅局限于互联网企业的研究,而是要扩大全球视野来解读互联网历史。

  会议第二场讨论主题为“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方式。浙江大学历史系李娜教授对集体记忆和公众历史的概念做出阐述。李老师强调,公共空间的概念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双向互动性,,进而影响了历史的书写方式。因此,公众历史得以在公共空间中存在并固化。李老师运用一些实例,如纪念碑、历史遗址、历史仪式等,在视觉层面展示了历史记忆在公共空间中固化的现象。李老师还指出,并非所有的记忆都会成为历史,公众记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则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就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进行了再阐释。瞿老师指出,诚然,中国的确背负了沉甸甸的“历史包袱”走进了近代,但是对待这些“历史包袱”,我们不一定卸之而后快,否则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传承则无从谈起。瞿老师指出,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应当使用用辩证统一的方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沉沦”和“荣光”,即加强对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抗争之路的记忆和书写,反对民族帝国主义的思想。瞿老师提出并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神圣”,并对当前中国近现代史话语中的文化危机做出了警示。

  会议第三场讨论主题为“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构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吴玉军教授提出,人类通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现在何处?”诸如此类的问题追问自己的身份,进而获得心理归属。同样,国家认同的观念也在内外作用下逐渐构建起来,并成为“国民行动意义的重要来源”和“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历史记忆在诸多方面对于建立国家认同、强化民族凝聚力发挥作用。吴老师同时指出,历史记忆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历史记忆会选择有益的历史符号,来实现其强化国家认同感的现实目的,而历史英雄作为一种历史符号,能够赋予共同体以昔日的荣光,激发成员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所以,历史英雄的塑造会根据当下的认同结构和话语体系出现选择性的遗忘、刻意的凸显和神话,比如中国前几年风行的戏说历史,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抗日神剧”。对此,吴老师主张历史记忆的书写必须基于客观真实。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艳红老师则把目光投放到巴尔干半岛,以科索沃为例,对塞尔维亚的民族记忆进行了探寻和分析。黄老师从中世纪末期的科索沃战役入手,以米洛什这一塞尔维亚历史上的英雄为例,分析了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以来,塞尔维亚地区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建立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忆的关系,即历史事件会植入历史记忆,并对民族认同起到凝聚作用;而历史记忆对历史真相又有所扭曲。对此,黄老师提出,应该对民族全部过去的“元叙事”之片面性有所反思。

  会议第四场讨论主题为大战与“历史记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马建标教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探索中国的民族精英们,如蔡元培、梁任公和范源濂等人对“历史”之救国功能的阐释。马老师认为,一战前后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对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书写比重极大,行文中的民族情绪亦十分强烈,这对把日本侵华的“历史知识”转换成“共有的国家记忆”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对塑造当时中国青少年的民族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教师版教科书中通过“强化记忆教学法”也对反日意识的培育产生了隐形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孟钟捷教授将视野转移到欧洲的德国,着重阐述1945年2月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德累斯顿大轰炸是英国丘吉尔政府为“支援”苏军进攻德国东部,派遣空军轰炸德国大城市——德累斯顿的事件。孟老师从叙事主体的视角切入,列举了德累斯顿轰炸亲历者、纳粹至统一后的德国当局、其他群体等叙事主体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叙事书写,由此提出历史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并多角度地分析了当代继续记忆这段历史的原因。德国统一后,德国国内的一些群体以仪式化、纪念日化、博物馆化等方式,继续记忆着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历史。最后,孟老师辩证分析了如何认识二战记忆的“真实性”及其独特的学科反思意义。

  会议过程中,与会学者和参会学生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或旨趣出发,提出了诸多深刻而独到的问题,主讲老师也分别予以认真而严谨的解答,引发了层层递进的思考和讨论。会议最后,孟钟捷教授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对历史记忆中跨学科的多元性和结论的多样性进行了展望。本次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闭幕。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