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的历史、文本与思想研究

　　复旦大学夏洞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忏悔录>的历史、文本与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BSS0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作品与思想对中世纪以降的西方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已经成为西方古代文明研究中的热门领域之一，而奥古斯丁正是现代学者最重视的“古代晚期”典范性人物。

　　在奥古斯丁的浩大全集中，《忏悔录》（Confessiones）又是受研究最多的作品。该书回忆了作者青年时代的“转变”（conversio），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被誉为一部极具“现代性”意义的经典。百余年来的激烈论争充分表明，在西方基督教传统的自我认同中，《忏悔录》堪称一座举足轻重的基石。

　　长期以来，西方的《忏悔录》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学和神哲学的视角。直到最近几年，历史学角度的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该成果致力于将文学的文本分析与历史学的考证结合起来，以《忏悔录》全书作为整体性的研究对象，以奥古斯丁在米兰的“转变”为中心，以一种更加“历史”的意识为出发点，为《忏悔录》提供一种“再解读”的新方案，为青年奥古斯丁的“转变”提供一种系统的新解释。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奥古斯丁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最重视的思想大家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晚期”的学者最重视的人。而13卷的《忏悔录》，则是他本人最重视的书。百余年来，围绕着《忏悔录》的研究与论说早已汗牛充栋，但对我们来说这本《忏悔录》仍是一个谜。该成果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解开这个“谜”，不如说是为了讲述一条解读《忏悔录》的新思路，激发批判性的读者重新细读这部巨著。

　　该成果试图将文学的文本分析与历史学的考证融为一体，为《忏悔录》提供一种“再解读”的新方案，为青年奥古斯丁的“转变”提供一种系统的新解释。归根结底，《忏悔录》乃修辞家奥古斯丁精心构思的文学杰作。因此，只有经过文学角度的批判性解读，我们才有可能揭开其文学呈现的重重帷幕。与此同时，《忏悔录》也是一位虔诚基督徒在他所笃信的天主面前的祈祷与表白，是他心怀庄重的宗教责任感，对于自己刻骨铭心的前尘往事的真情回忆。

　　对于西方近期以来的《忏悔录》研究新动向，该成果也是一次直接的呼应。该成果强调了摩尼教的视角，将奥古斯丁之“转变”的本质视为一段放弃摩尼教、归于大公基督教的经历；但是，该成果并不认为《忏悔录》只是一场虚伪的文学表演，或者说只是作者为了掩盖真相的凭空虚构。对于青年奥古斯丁在米兰的“转变”，该成果在细致的史实考辨的基础上，从头到尾地论说了另一番推想。

　　《忏悔录》从头到尾都经过了精心的文学加工，其字面意思只不过是基于某种特定目的的文学呈现。奥古斯丁并非出身于一户所谓的“普通市民”，实际上他的家世是相当优越的。自小以来，追求功名仕途就被设定为他的人生目标。早在迦太基执教的时候，他就凭着出身与才华的双重优势，赢得了罗马上层统治阶级的青睐。约在383年的夏天，为了追求“尘世的前途”，他听从了摩尼教团体的建议，渡海前往意大利。摩尼教方面很快就走通了顶层权贵西玛库斯的关系，为他打开了通往锦绣前程的大门。384年秋天，作为一个北上的摩尼教小组中的骨干成员，他前往米兰担任修辞学教授。

　　当时的米兰不仅是瓦伦提尼安王朝小朝廷的行在，也是各方宗教势力激烈角逐的舞台。在米兰，奥古斯丁遇见了大公教会的卓越领袖安布罗斯。很有可能，这位主教立即注意到这个初露头角的年轻教授，于是一场针对这个摩尼教徒的“策反”行动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安布罗斯很快就扭转了奥古斯丁对于大公教会的偏见，使他完全相信只有大公教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而摩尼教原来才是“死亡的罗网”。这个摩尼教一手栽培起来的“新星”，很快就在内心中“背叛”了他们。但是，自来到意大利之后，他的功名前途已经与摩尼教的关系网牢牢绑定，难以切割。出于现实的顾虑，他既向大公教会“隐瞒”了摩尼教徒的身份，又向摩尼教方面“隐瞒”了已经“背叛”的秘密。可是，双重的“谎言”在他的心灵世界中形成了沉重的负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焦虑与失眠症；长期的焦虑症削弱了他的体质，严重的肺病随之而来；而对双重“死亡”的畏惧，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焦虑症。就这样，他在米兰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386年之夏的“胸痛”就标志着这场危机的全面爆发。可以说，“危险的深渊”错综复杂，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全盘的、双重的解决方案，同时解决他的健康危机与人生危机。

　　奥古斯丁早已确信了大公教会的“真理”，确信重返慈母的教会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对于功名前程的留恋使他进退两难。在此关头，米兰教会对他展开了游说。但老神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并不真正理解他内心中的困苦，因此其说服工作并未击中要害。出人意料的是，偶然来访的朝廷官员蓬提齐亚努斯却带来了决定性的新信息。奥古斯丁第一次获知，原来就在大公教会之内，存在“修道”生活的可能性。他马上意识到，这种全新的宗教生活能够圆满地解决如何放弃功名事业的难题。然而修道者必须严守节欲的戒律，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于是矛盾的焦点就转移到“如何节欲”这个难题上。就这样，他走进了那个著名的花园，“巨大的风暴”终于席卷而来。关键时刻，他在花园里听到“拿着，读吧！拿着，读吧！”的声音。在强烈的宗教心理的影响下，他把随机读到的保罗的经文，当成了神直接给予他、专门针对他的命令。他终于认清了矛盾的根本，认识到“修道”正是最适合自己的良方，能够同时解决他的人生危机与健康危机。他终于找到最终的“转变”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尺度之上。”今生今世，他“不再追求室家之好”（即婚姻），也“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这种激进的“转变”体验，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充分地表达在他的神学体系之中，最终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传统。

　　奥古斯丁在米兰的“转变”经历，就是一种“从死中复活”的体验。按照这种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基督徒的人生“转变”应当是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的，一切都完全归功于天主通过一种“奇妙而隐秘的方式”，无条件地赐予的救恩。十年之后，当年那个修辞学教授已经成为新任的希波主教。尽管教会内外的质疑此起彼伏，各方面的困难千头万绪，但那段来自米兰的“转变”记忆仍然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面临此情此景，为了赞美与歌颂那位拯救了他的天主，也为了通过系统的回忆澄清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场名为《忏悔录》的长篇祈祷就喷涌而出了。

　　《忏悔录》的作者是虔诚的。但这部巨著不是一份毫无修饰的记录稿，而是作者在此情此景中有目的地重新回忆的产物。对于397年的希波主教，当年投靠摩尼教、追求世俗前程的经历已是不堪回首。作为大公教会的领导，他也有责任为广大信众提供有益于教化的精神食粮。因此，奥古斯丁明智地采取了一种“内在化”的叙事策略，尽可能地“多谈思想，略说人生”，将自己追求信仰的思想历程当成了回忆的主线。《忏悔录》本身向读者透露，在当年的米兰，“转变”的真正决断其实并不发生在认识“真理”的某一次重大突破中，而是发生在他立志两个“不再”、最终克服人生危机的时刻。但在作者精心设计的文学呈现中，那段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却不必完全、充分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就这样，他当年在米兰的焦虑、痛苦与挣扎都退避到记忆的边缘，变成了烘托思想认识这个主体进程的背景与伴音。可以说，从写作之时开始，《忏悔录》就注定是一本要被读作“思想史”的书了。

　　奥古斯丁在米兰的“转变”体验是刻骨铭心的，而建立在这番体验的基础之上的信念与执念，已经全面而彻底地渗透到全书各卷的字里行间。这部大制作的雄心不是为了“忏悔”个人的罪孽，而是为了多层次地阐发作者关于神与人的神学信念。这种信念牢固地奠基于他个人的“转变”体验之上：人类自身的能力不足恃，所以人只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天主的救恩。无论是在整体结构还是在微观的层面上，这部著作都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是作者深思熟虑、精心构思的成果。为了充分地论证神学的主题，这部文学的巨著被呈现为六次前后相继的对天主的追寻，堪称一座展示多重文学可能性的“文学博物馆”。正因为如此，这部杰作才能在不同的层面中展现出不同类型的文学力量，将感人肺腑的“自传”与气势磅礴的“创世记”巧妙地融为一体。

　　然而，过分巧妙的文学加工也是一把双刃的剑。1600年之后，现代的读者早已远离了当年奥古斯丁进行回忆时的“此情此景”了。绝大部分的历史记录早已湮没，那段发生在4世纪末的米兰往事已经变得那么遥远。该成果所追求的目标就在于，对于他遗留下来的文本片段进行细致的再解读，力图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文学之镜，以一种更加历史、更加具体的态度，推想他在米兰的前尘往事。只有将思想演进的侧面与人生求索的侧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一种新的希望，透过这部穿越千年的古代巨著，远远地瞻望这位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所走过的“多么曲折的道路”。

三 成果的价值

　　在基督教学术与古代晚期研究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文学界，尚缺乏立足于拉丁文本，对于整部《忏悔录》进行系统、深入的全面解读的著作。该成果对于国内的奥古斯丁研究、“古代晚期”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忏悔录》研究都以文学与神哲学路向的研究为主，历史学路向的研究大有可为。该成果致力于将文学方法与历史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责编：王小林、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