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会议厅隆重举行。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为“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美国、荷兰等国近二十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及数十位临时代表、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武寅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国家和国家起源问题是中外学术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研究课题。十九世纪国际学术界对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一百余年来，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有关国家起源研究的资料得到极大的充实，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关注国家起源问题的局面。古代国家起源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古代史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职能都变得更加复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我国来说，如何从国家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回答和解决今天国家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以及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敦书教授在大会上分别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研究员出席了会议开幕式。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共进行了八场学术报告会，宣读论文共计十九篇。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首先作了《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中国古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的发言。他指出，早期国家形态问题是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自上个世纪以来，古史学者们便发现古代两河流域及其他地区存在过不少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小国，学界称之为城邦或城市国家。与西方学界的情况相似，近二三十年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也就古代城邦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王敦书教授对中国史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做了简要的介绍与梳理，着重阐述了林志纯先生在此领域的学术成就，同时涉及到杜正胜、林甘泉、田昌五、赵伯雄、顾准和陈隆波等多位学者有关古代城邦问题的观点，并重点介绍了胡钟达先生对于古典时代中国与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最后，王敦书教授简略阐述了他个人有关城邦问题亦即古代世界早期国家形态问题在研究方法以及具体论题上的观点与想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的报告中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阐述了各个发展阶段形成的背景、过程及其分别的特点，并归纳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几项特征。首先，他阐述了有关国家的定义及文明概念与国家概念的异同，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可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历史阶段。邦国时期指的是龙山时代，王国时期主要为夏、商、周三个王朝，王国之后为帝国时期，指秦代及以后的中国历史时代。在这三个阶段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一些具有独特性的历史特征。

日本国学院大学铃木靖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日本的首长制社会与国家的产生》。铃木教授指出，在日本,如何界定从原始社会到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各个阶段（步骤、过程）以及发展道路，是古代国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日本的古代国家形成学说以公元1至2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概述了日本国内有关古代国家形成的各种学说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把统治组织及其统治对象的人民作为国家的基本标志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还需要重视反映在首长制中的、在日本前近代社会底层流动的本质，并认为采用分层社会的多线阶段理论更适合日本列岛的实际情况。有关国家形成理论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微观与宏观的不同角度来观察日本列岛各地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过程；另外还需要在东亚或是亚洲的范围内考察日本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研究员主要阐述了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他强调，在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我们既需要研究其演进的过程，亦需要研究进入国家社会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提出：“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正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部分西方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通过所谓四级聚落，即“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的差别来区别酋邦与国家。聚落等级研究有其理论上的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王震中研究员认为，我们对于聚落等级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而且即使聚落等级之间有隶属关系，也不能说这种隶属关系就是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关系。我们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必须对史前社会组织、等级、阶层、阶级的产生、权力性质的演变，乃至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等进行多方面的考察，方可说明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是如何产生的。仅就国家形成的标志而论，他依然主张阶层阶级的出现和强制性权力的设立是最具特征性的，而且在考古学上可以找到其依据和物化形式，因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里宁在《原初政治组织体的演进》的发言中指出，“政治组织体的演进”可以用于理解复杂社会内部政治体制的起源和演进，而“国家的形成”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演进模式。他将原初“政治组织体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酋邦及其相似的政治形态形成阶段；第二阶段为早期国家及其类似政治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他认为，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原初政治组织体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特例或总体社会进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不是政治组织体演进的唯一结果，在早期国家发展的同时，还有众多类似于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其发展方式多样，有些缺乏发展成为国家的潜力，有些国家发展的进程则被强行中断。而且这种类国家的组织体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政治组织体演进过程中国家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条件：1. 一种能够深刻改变习惯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状况，往往表现为战争；2.社会不平等现象及等级划分的标准不再是血缘关系；3. 管理制度的变革：职业的管理人员出现，程序化的法律规范取代安抚手段、磋商等机制。

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教授作了《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的报告。他认为，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的问题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老课题，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老大难课题。在发言中他强调，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些处在已经形成的国家之中的有心人，面对不同的国家形态，就试图对这类问题加以解答。然而，迄今为止，却没有一种假设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他介绍和分析了西方学界对该问题的基本解释，并对古希腊国家的形成路线做了一些个人的假设。

来自荷兰社会科学研究会的R.范·科塞尔—哈荷斯泰因博士阐述了政治集权化的动力——“衰落”形式的多样性问题。她通过个案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些看法是：衰落与瓦解并不局限于考古学体系与历史政治学体系。衰落是系统处于一种无法应付失衡与压力的状态，它与系统是否复杂或相对简单无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可能“映射出”集中化与非集中化的种种原因，并且将之与“再生”理论联系起来；即便是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过渡性国家，或者像中国那样成熟的国家，也存在或长、或短地分裂时期；当代的衰落国家与衰落中的早期国家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早期国家在历史上已经“凝固”了，而当代衰落国家仍然是富有“活力”与生气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已有一些研究用于发展“预警系统”，鉴定招致国家灭亡的大量风险的特征。同时，关于“应对手段”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最后，她谦虚的表示，她的发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份纲要和对一种新的交叉学科的尝试。

北京大学黄洋教授以《迈锡尼，“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为题作了发言。他指出，关于早期希腊国家兴起的统治性说法认为，迈锡尼文明衰亡之后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之后城邦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遽然兴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断，这一观点为古典学界普遍接受，成为诸多研究的出发点。他指出，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两者之间的中断，乃是因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起了作用。城邦文明历来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它必须和被认为带有专制王权色彩的迈锡尼文明区分开来。然而这样的解释忽略了迈锡尼文明和后世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诸多联系，而且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黑暗时代”亦非通常认为的那般黑暗，希腊人群体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此外，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历史面貌更可能是公元前8世纪以前，而非此后的情形。由此他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把城邦兴起看成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墨子〉“尚”的是专制主义之“同”吗？》。他通过分析《墨子·尚同》中的一段话，认为其中体现的是非专制主义思想，并对“天”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关于所谓“天选”还是“民选”，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三个问题来讨论：首先，在墨子看来，“天”选择的是贤人，是从“天下”“选择”“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并且，惟贤是举，没有其他的标准。此外，“天”既然能够“选择”贤者，当然也还可以对“不肖者抑而废之”。其次问题是，何谓“贤者”也即“圣王”，何谓“不肖者”也即“暴王”。他指出，其区别的核心在于，“爱利万民”，还是“贼杀万民”。“万民”是核心中的核心。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选择”“天子”的“天”，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到底代表什么。最为重要的是，“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所以，“天”代表的就是这些百姓，就是“万民”。最为实质的其实是所谓“下爱人”，或者说，“爱利万民”，还是“下贼人”，或者说，“贼杀万民”。故此，终其意，他认为所谓“天选”者，实“民选”也，“天下之百姓”选也，“万民”选也。归根到底，将民视为根本，也是墨家最为重要的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阐述了东亚大陆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大宗教礼制系统。他通过对东亚大陆史前至夏商周王朝时期礼仪建筑、墓葬和礼器及其演化过程的考察，提出了对中国文明初现期文化发展态势的总体认识。许宏研究员认为，可以以礼制遗存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宗教结构为分野，将相关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个大的系统，即礼乐文化系统和非礼乐文化系统。前者的勃兴与后者的衰微构成了华夏礼乐文明萌芽与肇始期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是华夏礼乐文明形成的核心地区；而真正与三代礼制相关联的遗迹的出现，可以纳入礼制系统的成组早期礼器的问世，应当都是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社会大变革与大重组的直接产物。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H.皮特曼向与会代表作了《哈兰盆地吉罗夫特地区孔纳尔·桑达勒遗址考古报告：第1号（2002－2008年）》的发言。皮特曼教授指出，2000年文物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来自伊朗地区的被盗文物，这引起伊朗地区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考古学者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克尔曼省的吉罗夫特地区展开考古调查，发现了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经过几年的考古发掘活动，考古学界基本确定，以哈兰盆地为中心，公元前3千纪时，文明起源要素普遍出现：包括纪念性建筑、大型手工业作坊、居民区以及大量的墓葬。发掘出土的器物证明这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同时，手工制品及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器物也证明，这个地区是中东地区在公元前3千纪广阔的贸易交流体系中的核心之一。此外，当地特有的软石器物及刻画雕刻艺术从多方面反映了哈兰盆地社会生活状况，记录了以盆地为中心长途贸易及其管理活动的特点。这些青铜时代遗址中包含的雕刻艺术及风格的影响力可能达到西方的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复旦大学金寿福教授在《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的报告中指出，古埃及国家形成问题是埃及学当中最经常讨论和最具争议性的主题之一。他首先回顾了学界关于埃及国家形成问题的几个观点，接着论述了埃及国家形成之前的涅迦达文化的发展过程，然后考察了古器物上有关国家形成问题的图示证据，进而分析了古埃及王室关于统一和二元王权的意识形态，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埃及国家的形成是在几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完成的，这些因素是：社会分层越来越多；经济和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精英手中；表达统治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来越大；上埃及的技术、思想和物体越来越多地扩散到全国；对外贸易的增加；文字的发明和行政部门的逐渐发展；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因素共同激发了统一国家的形成。

东北师范大学吴宇虹教授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奴隶名单》为题作了发言。他指出，Robert. K. Englund在其论文《笼中味》中讨论了乌鲁克三期和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的一些早期奴隶名单。这些文献证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均起自奴隶制社会。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早期管理文献与后来的文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尤其是人名和地名与后来的苏美尔名词有很大不同。由于人名是所有这些奴隶名单的主要内容，而Englund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确定这些早期文献中的语言是苏美尔语，因此他们用大写的拉丁字母予以翻译。为了理解Englund所讨论的奴隶名单，吴教授表示将再度研究它们，将这些符号转写成苏美尔语，按照泥板中字行的书写顺序提供参考性的人名和文字的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员认为，古代国家形成的基本前提是有共通性的。这样的基本前提至少有两点：一是古代国家都是建立在已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性经济的社会之上的；二是古代国家是从社会资源被不平等占有的社会中产生的。国家同原始社会的社会管理组织相比，其最大的差别就是建立起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按地域划分人民，而不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关于这一点，不能过于绝对地去理解。因为在有些古代国家，特别是一些早期国家中，原始社会的氏族制的原理在国家的一些组织中，仍然在一段时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而言，从公元三世纪中后期开始，位于畿内地区的“小国”（大和王权）成为西日本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五至六世纪，大和王权最终形成了凌驾于西日本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七世纪以后，大和王权不断将已拥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最终于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初期形成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的天皇制古代国家。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外部条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典型的原生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很短暂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和特征》。他将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工作的发现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是人口迅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第二，在房址形制和聚落布局方面，红山文化聚落内部组织管理形式发生明显改变。第三，在祭祀性遗址的分布和布局方面，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远离居住区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是社会变革的有力证据。第四，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结构分化，等级制度确立。第五，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彻底取代狩猎—采集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第六，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分化日趋加剧。第七，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第八，红山文化时期广泛吸纳周邻地区史前文化的强势因素，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重要推动力。从考古学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级技术能力的出现，等级化社会的确立以及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A.克罗塔耶夫教授关注的是世界政治演进过程中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问题。他认为，在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是最主要的政治进化形式。国家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类型：早期国家、成型国家和成熟国家。国家形态演进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城市是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包括国家机构自身的发展进程）是与城市化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国家发展也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在国家统治中心（也就是首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和国家的关系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是他强调，我们也应当关注公元前1千纪发生的多次重大倒退：成型国家领土面积的增长滞后于世界城市人口的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种滞后性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地区性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市场货币发展的缺陷以及科技水平的制约等因素。

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阐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外张内敛运动。他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酋邦社会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早期国家出现阶段。他从如下几个方面阐述了其观点：首先，考古学资料中所提供的庙底沟文化呈现出文化大扩张的现象；其次，龙山文化中后期，也就是传说时期的尧舜禹时期，是四方部落因大洪水急剧向中原内聚集中的时期；再次，由古文字以及上古汉语看，我国早期国家发展经过四个阶段方形成，这四个阶段是：“邑”→“都”→“国”→“中国”。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也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公元前四千年之前的先民所居的聚落遗址——“邑”已经不少；第二阶段，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在各个宗族的居住中心建了宗庙礼仪建筑——“都”；第三阶段，在距今4500年到4000年之间，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这时一些大的中心聚落建筑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壕沟——“国”，也有了军事防御力量；第四阶段，选天下之中作为“中国”，这种性质的“中国”实际上是“国中之国”，也就是天下的“王都”，其目的就是要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便于统治天下。

美国新泽西学院刘欣如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吠舍厘城的公众女性Ambapali》。刘教授指出，公元前1千纪中期，即佛陀生活的时代，在印度恒河平原北部地区，许多新兴国家兴起，涌现出众多的城市中心。部分国家由国王统治，其他国家则由权贵家族的男性成员共同管理，称ganasangha，直译为“公众聚会”。Ambapali是犁车族共和国（Vajji Confederation）——当时最强大的ganasangha——都城吠舍厘城（Vaisali）中公认的最美丽的女性。当时最强大的城市——吠舍厘城里的男性争相与她结为连理，因此吠舍厘ganasangha会议通过表决决定Ambapali不得与任何人结婚，她将成为城市的标志。她因此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职位，成为城市的官方代表和女主人。身居高位，她变得善于交际、富有，影响力巨大。她极力保护佛陀及僧伽，周旋于战国时代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韶华逝去的时候，Ambapali加入僧伽成为一名比丘尼（nun）。之后，她撰写了一系列诗篇回忆自己的生平，传播她的思想观念。在Ambapali生活的年代，文字资料十分稀少，关于她的事迹散见于各类佛教文献中。这些文献不仅展示了佛陀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画面，也揭示出在各种政治体制及理论纠结斗争时代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对立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作了《文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国家权力的演进》的发言。刘健研究员指出，在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研究中，文字的起源通常被学者确定为国家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学界对此争论很大，但是文字作为文明、国家起源标志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Mesopotamia），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伴随着国家的起源与演进，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她梳理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字起源、各种文献类型形成的历史，指出文献类型的不断丰富折射出国家的发展与统治思想不断完善的进程：早期的管理文献凸现出早期国家管理功能的进步；王铭等文献内容的不断扩展表现出王权与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从乌尔第三王朝开始，编纂、抄写、转录古代文献的传统标志着古代国家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意识不断增强，各个不同王朝及民族的文献搜集与收藏传统也见证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民族意识的确立与强化过程。

与会学者纷纷就上述会议报告内容提出各自的见解，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大加深了学者们对古代国家起源与发展问题的认识。与会学者对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赞扬，肯定此次研讨会为世界各地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并表示愿将本次会议议题和重要成果带回各自的研究机构，进行深入细致的消化吸收，以共同推进古代国家起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