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早已融入欧洲 日本东亚和解之路却坎坷——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世界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为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9月4—5曰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世界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会上，来自东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多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其关注重点是，与德国融入欧洲相比，日本与东亚的和解之路为何如此坎坷？

　　与会学者表示，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为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不同路径样本。其中欧洲的法德和解成为战争反思民族和解的典范，而日本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则长期被战争及其后果的阴影所笼罩。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对纳粹侵略历史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在共同努力下，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实现了充分的和解。而战后日本在反思本国侵略历史上却远远落后于德国，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和解之路也因此坎坷不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在会上指出，在和解方面，德国的主动值得称道。二战结束后，德国在政府结构、国家机制、指导思想各方面，均与希特勒德国相区别，主动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认错和道歉，宣布与希特勒时期决裂，赢得了欧洲各国的谅解。这是欧洲在战后反思历史中出现和解进程的关键。在东亚也存在法德关系那样的情况。但是东亚相关国家的历史反思很不够，和解进程与法德相比，差距甚大。明治维新以后对外奉行侵略政策的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长期以来没有实质性的缓解。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克洛克和平与正义研究所执行所长莱因说，在二战结束65年后的今天．日本仍旧没有提出全面的道歉，仍未取得同中国和韩国的和解，这自然是其关系紧张的源头。韩国历史学会会长车和淳则表示，在侵略者国家没有向前殖民地国家忏悔并合法清算过去的错误之前，为共同利益进行和解就不具有可行性，唯有诚实和坦率地对待历史真相，才是持久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基础。

　　民族和解的重要条件是和解双方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德日对战犯审判及战犯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巨大差距。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认为，德国站在了全人类的立场上看待战争犯罪，长期不懈地追究本国的战争罪犯；而日本则是站在本国狭隘的立场上看待战争犯罪，从未主动追究战争犯罪，甚至企图否定已进行的战犯审判。两国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国在民族和解道路上的走向。

　　但就和解的过程本身而言，即便对德国也是漫长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鲍尔康泊表示．德国人与欧洲邻国之间关于二战的和解，并不是简单的双边协商，国家关系的缓和与随后的对话为睦邻友好铺平了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说，我们尝试将欧洲的和解路程与东亚的相比，特别是将德国与日本相比，把“下跪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与免于天皇战争责任的“暖昧的日本”相比。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日本如何走上战争之路的大量资料时，会看到整个东亚国际关系在当时整个国际关系影响下的复杂背景，在分析日本的道歉不足以与受害国和解的原因时，我们看到的是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确立及其延续所受到的东亚之外的控制因素。

　　其中，美国因素是与会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庆龙指出，作为战后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具有主宰性的影响。对于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及社会

　　稳定，美国政府和美国占领当局的积极作用固然不可否认，但对于日本政府和国民至今未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和责任进行深刻的反思，美国自然也难辞其咎。无数事实证明，由于美国的控制和干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存在缺陷，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异常宽容，对战犯及其罪行的清查很不彻底。明显存有诸多历史遗憾和缺失，因而给日本的历史反思问题留下了极大后患。美国的纵容态度不仅不利于日本的历史反思，而且也不利于亚洲国家对日本态度的改善，对于维护和发展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也无多大益处。

　　对此日本驻联合国前大使谷口诚也表示，德国通过“纽伦堡审判”制裁了纳粹战犯，并逮捕、制裁了逃亡海外的纳粹残余：而日本虽通过“远东审判”制裁了部分甲级战犯，但也有逃避制裁的。比如当上战后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就曾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德国与日本对待战争责任有很大差异。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