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考评西方史学: 2010年世界史论坛

2010年世界史论坛

　　2010年12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2010年世界史论坛暨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人民日报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世界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共一百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与会学者就跨学科研究的意义、世界历史和全球史的概念方法、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东北亚动荡局势的表现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党委书记赵文洪和副所长任长海参加了本次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为论坛的举办发来贺信。

张顺洪所长主持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论坛的开幕式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主持，他在致辞中表示，举办这次论坛是为了深度考评西方史学，分析西方史学的成就、问题和不足，总结西方史学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刘家和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首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力量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举措。他以人们对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不同理解为例，指出目前我国世界史学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的研究无法代替整体世界史的研究，只有借助跨学科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把握，探寻本源，才能克服今日世界史研究出现的复杂局面，解决学科内部面临的问题，更好的为中央献计献策，也能够更准确的对各种西方史学流派的观点加以辨析。

庞卓恒教授发言

　　在关于西方史学优缺点问题的讨论中，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认为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数十年来最大的进展在于从拒绝理论到重视理论。他重点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创刊于美国卫斯理大学的一本重要史学期刊——《历史与理论》，详细分析了该杂志自创刊以来刊登的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主题，勾勒出了战后数十年西方史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至于西方史学存在的问题，庞卓恒教授指出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即使是西方很多极富盛名的全球史专家也仍然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并进而指出历史学研究应以探寻规律为最终目的。

张宏毅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则从广阔的研究视野、重视长时段整体史研究、在外交史研究中重视经济动因、重视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探索等方面对西方史学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同时，张宏毅教授也认为西方史学的问题在于相当一部分学者反对把历史学当作一种有规律可循的科学加以对待，为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辩护，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便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派。

何顺果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解读了世界历史研究中西方派与马克思主义派的分歧。他认为在检视世界历史研究时，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仍是重要起点，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提出了普遍联系的概念，强调“交往”；二是马克思提出了以五种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社会形态演进模式。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与纵向联系都有所考虑，从而形成一个有机体系。何教授以此为基础对剑桥史系列和苏联《世界通史》进行了点评，并认为后现代思潮最终因反对理性而会走向人类自身的反面，但也具有反对西方中心论、强调边缘地区作用的长处；而全球史的兴起则是马克思普遍联系思路的结晶。

党委书记赵文洪主持大会发言

李世安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强调人文主义是西方史学的最主要传统。他指出古代西方史学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中世纪的人文主义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加以延续，直至文艺复兴以来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但西方人文主义也存在过分强调“道德”和“理性”的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西方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并批判了其唯心主义倾向，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不过，在运用这一哲学进行史学研究时，苏联学界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也都存在相应的问题。

任长海副所长主持大会发言

　　世界历史所李春放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春放研究员勾勒了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史研究的大致走向。他认为世界历史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历史，属于宏观历史范畴，有别于国别史和区域史。从古代至今，西方的世界史研究不断发展，并在二战以后掀起了全球史研究潮流。其缺陷在于西方中心论，研究全球史的角度存在偏差。

张伟伟副教授发言

        南开大学张伟伟副教授介绍了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曼宁、本特利、霍布森等人有关全球史研究的学术观点和活动，并认为全球史研究应摈弃民族主义观念，提出了“非中心研究”的路径，强调全球史研究需整合队伍，进行全球合作，从事整体研究。

人民日报社王南在大会上发言

　　人民日报社非洲问题专家王南总结了近几年我国非洲史研究的积极变化及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从积极变化来看，一些对非研究机构得到加强，一些单位恢复和增设了对非研究部门，学术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关于非洲的媒体纷纷问世，跨部门合作研究得以开展，企业资助力度日趋加大，涌现出了一批对非研究成果。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对非洲学界发展缺乏整体规划和激励机制，对非研究滞后于中非关系的发展要求，研究中仍未摆脱西方影响，研究队伍所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上述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概念、横向联系与纵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中心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世界历史所汤重南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针对最近东北亚的动荡局势，会议邀请汤重南研究员介绍了近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表现、走势和成因，并对中日关系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等问题做了分析。

世界历史所阚思静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苏联东欧历史问题也是本次论坛关注较多的领域。世界历史研究所阚思静研究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深层次剖析了匈牙利剧变的渊源。她强调，自公元9世纪以来，匈牙利逐步开始面向西方，并对西方价值观具有了认同感，而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提出回归欧洲的要求，则是反对当时该国领导人面向东方的具体表现。

世界历史所刘邦义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世界历史研究所刘邦义研究员重点讲述了卡廷事件这一波苏关系史上的空白点。他细数了卡廷事件前后波苏之间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指出了其间的逻辑顺序关系，并根据20世纪90年代公开的档案材料，对有关该事件发生原因的各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进而指出，民族之心不可辱，波兰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国长期受苏联控制与影响，其民族与主权独立受到损害，故而在剧变时受辱的情绪爆发了出来。

世界历史所马细谱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世界历史研究所马细谱研究员则对保加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有无法西斯主义、如何看待二战后人民民主运动及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所起作用等几个保加利亚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保加利亚的法西斯主义组织不成气候，并没有形成政党，国王不是其领导人物，因此当时保加利亚并未形成法西斯主义运动。在1944年保加利亚突然解放一事上，他认为苏军起了重要作用。他总结指出，在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美国等西方大国面前，我们特别需要注意撰写失败者的历史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要努力摆脱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影响。

世界历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世界历史所侯艾君副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世界历史所黄艳红副研究员在大会上发言

世界历史所张文涛博士在大会上发言

世界历史所郭子林博士在大会上发言

　　此外，高国荣副研究员介绍了环境史在欧洲的缘起、发展及其特点。他认为欧洲的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和年鉴学派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渐趋顺利，具有跨学科、全球视野、重视城市与人工环境和多元化等特点。侯艾君副研究员对西方“恐俄症”的表现形式、内容、根源以及俄罗斯的回应等问题做了阐述，他认为所谓“恐俄症”有自然、客观的一面，可成为俄罗斯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同时，西方的指责也具有伪善性。黄艳红副研究员重点介绍了19世纪德国历史学的思潮与问题，他认为19世纪德国史学的独特性体现在历史主义的解释方法中，其核心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和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这是对自然法思想的克服，并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张文涛博士对中西历史思维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求真意识是东西方历史思维的共途，西方历史思维的典型特征是历时性，而中国则表现为共时性。郭子林博士探讨了埃及学研究中的一种理论方法问题，他指出文化传播论认为文明的历史是文明逐步分化成不同的边缘文化的过程，很多埃及史学者以此理论为基础，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对其他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使埃及学研究进入了考据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时代。然而，其不利影响在于一些学者盲目照搬这一理论，夸大了埃及文化对周边其他文明地区的影响。

　　张顺洪所长在总结发言中结合希罗多德《历史》一书谈了自己研究西方史学的体会。第一，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从学术标准看，两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说司马迁是专业历史学家的话，那么希罗多德只能算是业余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严谨的历史学著作，而《历史》则类似充满道听途说的游记；第二，希罗多德的《历史》与现代西方历史著作有很相似的地方，从现代西方历史著作中常能看到希罗多德《历史》浓厚的影子。希罗多德的《历史》比较重视宏大叙事，人物故事情节比较丰富，可读性强。同时，《历史》一书也很注重现实关怀。但是，该书着意渲染东方专制主义的荒谬和恐怖，大肆歌颂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此说来，希罗多德真算得上是“东方专制主义论”的始作俑者了。此外，张顺洪所长对本次论坛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反馈，并认为这次论坛既发挥了老同志的学术引领作用，也锻炼了年轻同志，是一次经过深入细致的准备、体现出较高水平的学术论坛。

　　赵文洪书记在本次论坛上指出，学术研究需要获取知识以达到量的积累，同时更需要生发思想以实现质的飞跃，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关注现实，从中获得研究动力，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所在；同时，要具有怀疑、批判和创造的精神；第三，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他认为所有思想都是通过归纳获得的，只有知识愈加广泛，归纳能力才愈强，而对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须加以重视。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必将有力推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同时，在提高我国世界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认识、走出中国特色世界史发展道路方面也具有其应有的促进作用。

　　（科研处、张炜供稿   马渝燕、陆晓芳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