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2011年“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04-06
2011年3月29日,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专题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与我国世界历史学的构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及世界历史研究所的16位老中青史学工作者作了精彩发言,世界历史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参与了会议。以下是发言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历史研究所谢保成研究员认为,真正优良的东西不太容易成为传统,成为传统的东西往往因为程式化而不怎么优良。例如,像董狐那样的史学家历史上就没有多少。他重点谈了对今日有启示意义的几点史学传统:一是涉及天人关系的记载,本身是讲天人感应的,把天象和吉凶和治乱联系在一起,但为我们今天研究自然灾害提供了主要材料;二是重视社会经济问题研究。司马迁《平准书》、《货殖列传》推崇货殖致富,也就鼓励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致富,可惜后来史著未能继承这一传统。三是注重学术文化事业。本意是整齐思想,但保留了许多好东西。
世界历史所学部委员廖学盛研究员对当前的一些史学观点提出了批评。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现在有很多否定歪曲,将之看成斯大林的概括。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针对有人提出的中国历史特殊论,说中国是传统社会、宗法社会,他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不管多么复杂,也不能把统一性挖掉。离开统一性而谈特殊性,是需要特别警惕的。他强调现在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把最基本的观点吃透,要读原著。
世界历史所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研究员同样强调,历史研究首先应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不过他指出,仅仅读原著不够,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发展起来的,是继承和发展了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同样花力气去熟悉、研究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文化的一切成果。20 世纪末和21世纪,从世界范围看,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结构和方法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有人甚至将之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提并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的历史学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所有这些,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认真的研究,切不可把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世界历史所荣誉学部委员陈之骅研究员总结了传统史学中值得继承的一些优长,如明道和经世传统,史论结合的传统,史家四长的传统,等等。有了这些作为基础,在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时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学习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用唯物史观对各种历史行为做出科学解释;二是推进世界历史研究创新,要提倡重视重大理论课题。微观研究要与宏观研究结合,避免脱离历史整体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三是要加强基础研究,集中优势兵力研究地区史、国别史,除关心西方大国外,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近邻;四是要重视历史档案。
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世界历史所于沛研究员强调,要分清原理中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需要发展的,哪些是需要破除的、哪些是他人附加的东西。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特点相结合。关于传统史学,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孤立地谈。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关注现实、追求真理、求真致用过程中产生发展的,我们要吸取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同时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
许多西方学者看不起中国史学,国内过去对传统史学也有过火的批判。针对于此,世界历史所郭方研究员总结了中国史学的优长:一是系统、全面、专深、多样化。二是有系统的史学考证和批评。三是有价值观和价值判断,确实起到树立楷模、敦风化俗的作用。他还以自身研究及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为例,回顾了一些西方学者由误解到了解、进而钦佩中国史学传统的经历。
世界历史所易建平研究员坦言,在梳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独立精神时,感到封建专制统治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学家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他重点回顾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些文字狱,如康雍乾三朝等,对学者的处置与对书籍的毁坏,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他认为当今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要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尊重学术探讨中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世界历史所吴必康研究员认为民生问题是历史的基本内容,是历史活动的主要基础。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个人生活等方面,总结分析了马恩对民生问题的重视。马恩的事业与品格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为穷人说话的思想哲学,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哲学。这也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世界历史所俞金尧研究员从自身研究领域与经历中,谈了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几点认识。他认为,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与各种学说斗争,如20世纪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一直没有被斗垮,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从根本来说,来自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失去解释魅力,人们是难以信仰的。
世界历史所徐建新研究员认为,对于传统史学:对具体内容要辩证分析,不能像梁启超时代那样过于否定;不能简单定义为封建主义加以拒绝;除关注大陆学者成果外,要关注中国台、港、澳及海外汉学研究成果。他以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形成为例,剖析了日本传统汉学的近代转型特点。一是明治维新后,东洋史学概念导致出现新的学科分类,即东洋史和西洋史与本邦史。二是近代东洋史学与传统汉学研究方法不同。三是对中国文化评价发生一百八十度变化,显然受到国家政治的影响。
世界历史所李春放研究员以司马迁与刘知几为例,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学大师出类拔萃的原因。首先,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他们是汉唐盛世的产物。其次,离不开家庭的熏染。再次,优秀史家要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远大的志向、崇高的使命感与异乎寻常的品格。第四,要有独立人格,敢于质疑和批判。最后,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
世界历史所侯艾君副研究员从苏联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出发,提出借鉴中国史学的一些优良做法。如关于大清洗的镇压人数考证,一些人因自身经历过文革的迫害和冤狱,掺杂了个人情感。应学习史家陈寿,陈寿之父被诸葛亮杀害,但陈寿写诸葛亮评价很高,超越了个人爱恨。苏联史研究中成王败寇的史观突出,研究者自己不自觉为强者辩护。不妨向司马迁学习,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很可取。
世界历史所张顺洪研究员谈了他近期阅读《史记》的心得。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历史工作者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很好的文采。世界史著作,即使是通史,也要重视对单个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考察;要重视考察和揭示规律;要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塑造;要体现时代精神。
世界历史所张文涛博士从中国史学史中有关良史的讨论出发,分析了孔子所倡导的礼法观念的影响,认为彰显礼法是中国史学的核心精神。虽然出现过李贽的别立是非论、黄宗羲的万民忧乐论、清代朴学的唯事实论等思想,但未形成有效突破。20世纪以来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进化思想是对传统史观的有益补正。今天需要对良史观念作新的思考与认识。
世界历史所孙泓博士从研究朝鲜史的体会中谈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研究朝鲜史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中国史资料。最早的史书也受中国史籍的影响。很多材料是中国史籍中来的。很多官方史料是汉字记载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也是受中国影响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东亚史的基础。
世界历史所董欣洁副研究员总结了中国通史传统以及对世界史编纂的价值。她认为,自先秦以来,中国的通史传统已经形成一种科学的、辩证的历史认识理论和编纂思想,对于中国史编纂和世界史编纂都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发扬通史传统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构建中国新的世界通史体系。
最后,世界历史所张顺洪所长对研讨会作了总结。他指出,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优良史学传统,吸纳借鉴国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是当代史学工作者构建赶超西方史学的中国世界历史学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的共识。史学工作者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体现时代精神。
(张文涛供稿 科研处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