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南开大学召开

大会开幕式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天津师大侯建新教授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分会会长、北师大郭晓凌教授

大会主会场

　　2012年 6月16-18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古代文明的碰撞、交流与比较”。共分四个议题：（1）古代欧亚大陆文明的互动；（2）古代的中国与世界；（3）丝绸之路古国文明研究；（4）古代世界的历史、宗教与文化。

　　与会学者约200位，分别来自欧美亚澳各国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他们中大多是近年来活跃于国际古史学界的著名领军人物，如古希腊史专家Oswyn Murray教授、 罗马史和古代地图学专家Richard Talbert教授、罗马史专家Kurt A. Raaflaub教授、古代史比较研究专家Walter Scheidel教授、罗马史专家、现为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的穆启乐教授等。会议共收到论文约120篇，涉及到丝绸之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古史比较、古希腊史、罗马史、古埃及史、古代西亚史、东亚史、中亚史以及欧洲中世纪史、拜占庭史、史学史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国内参会者以近年来刚刚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主，高校在读硕、博士生不仅踊跃参会，而且有的还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显示了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后继有人，发展潜力巨大。

　　会议的论文反映了当前国内外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新观点和新方法。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比较研究

　　古代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尤其是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比较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热点。主要涉及到人口、城市化、城市建筑与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布鲁塞尔佛兰德大学Paul Erdkamp对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模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古代中国并没有像罗马世界那样陷入“低度均势的陷阱”，人口显著增长。其原因是中国社会不仅调整生产技术，而且改变经济制度，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Anna Razeto教授对汉帝国都城长安和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的建筑设施，尤其是城墙系统、城门建筑和道路网络做了详细的比较，认为这些基础建设具有丰富的政治象征意义。荷兰莱顿大学Luuk De Ligt教授则以罗马城和汉代长安城为例证，对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高度城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Richard Talbert教授对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在古典时代之间道路系统的规模、建筑特点、计划设计、道路分类与维护以及使用规则等都一一进行比较，把道路系统看作是帝国权威与文明的表现工具，并从文化、哲学和宗教方面分析了中外驿道系统的内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William V. Harris对前现代地中海世界与东亚在读写认知能力发展史上的相似性与不同点做了历时性的比较，认为经济的发展是这种能力发展的基础。他特别说明，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战国和汉帝国时期，影响中国读写能力的因素同地中海世界大致相当，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

　　北京大学拱玉书教授用说文解字的形式对汉字与楔形文字的形体和构成做了形象的分析，认为不论是汉字说文，还是楔文说文，都是在文字经过长期发展之后文字的使用者对文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所做的诠释。说文解字是传承文字的有效手段，其中对文字结构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字创造者在创造文字时的一些原则。

　　相对于具体的史实比较，美国斯坦福大学的Walter Scheidel教授更多地关注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中外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中外古史比较（作者取名为“前现代世界历史比较研究”或 “古典学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在2000年之后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古代史正在成为西方古代史和古典学中重要的比较对象，但是汉语（包括古汉语）一直是西方古史界在研究中难以突破的障碍，这同时也是中国古史研究者的长处，中国历史学者应当积极地参与到古史比较的研究中去。

　　比较史学在此次会议中颇受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先生在给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分析了古代中国史学与希腊罗马史学各自不同的特点，并特别指出，古代中国在文明史层面上未曾发生断裂，在史学史层面上同样未曾发生断裂，原因就在于通史精神传统的确立。德累斯顿大学穆启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罗马和中国的历史作品中都重视分析“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尤其看重具道德行为同政治结果之间的关系。罗马和中国的历史作家一直试图在历史现实的非正义和历史写作的公正性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他们怀有同样的历史写作目的，这就是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并将这种公正性传与后人。

　　针对西方学界的古代史研究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传统，牛津大学的Oswyn Murray教授向与会者呼吁，21世纪的古代史研究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古代历史”观念，这种观念不应当只把欧洲的传统看作是“古代历史”的基础，而应当将世界古代的重要文明如中国文明和近东文明包括其中。

　　二、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以丝绸之路为主要途径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交流以及与此有关的国际合作项目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南开大学杨巨平教授利用中国的古代典籍以及传入中国的犍陀罗艺术、钱币等文化载体，分析了希腊化文化与古代中国之间的互动交流关系。他认为亚历山大东征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拉近了中国文明与希腊化文明之间的距离。张骞出使西域，则开辟了一个汉文化与包括希腊化文化在内的所有西域文化接触、碰撞、交流、融合的新时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从地中海到黄河之间古代文明信息的流动、交换成为可能。但文明的流动是双向的，多向的，是不可避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可能无法感知它，体验它，证实它，但无法否认它，这就是人类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最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澳大利亚麦克夸利大学（悉尼）刘南强（Samuel N.C. Lieu）教授介绍了他主持（协调）的“中国与地中海世界——10世纪之前（中国唐代）的考古资源与文献资料”项目。该项目汇集了前伊斯兰时代的中亚地区的文献与铭文资料，文献涉及古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叙利亚语和古汉语等语言，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学者对于关于希腊化、罗马和拜占庭历史的研究，其中部分资料已经用中文公布，便于中国学者查阅。此外，此项目在研究过程中还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集。此项目所编纂的多种语言对比的《地名词典》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中亚的地理和历史文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文明互动与文明起源

美国布朗大学Raaflaub教授

　　文明互动和文明起源也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美国布朗大学Kurt Raaflaub教授以古代近东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渊源关系为主线，重点考察了这个时期近东政治思想对希腊人的影响，特别以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为例证，证明古代近东的政治思想对公元前7世纪晚期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斯巴达和雅典的法律思想、公正思想、集体治理思想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在“中国学者论古代文明和文明的发展与交往”对达尼列夫斯基、斯宾格勒、汤因比、麦克尼尔和亨廷顿等国外著名学者对文明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照国内学者如雷海宗、林志纯、吴于廑、胡钟达、刘家和、罗荣渠、彭树智、马克垚等人对古代文明和文明的发展与交往的看法，认为当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各地区文明之间更紧密频繁地展开多层面和全方位的交流，虽然存在文明冲突，但更多的是进行文明对话。人类是有理性和人性的高级生物，理性与人性也是文明所具有的根本特征。在21世纪，人类将根据理智和博爱的精神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平公正地解决多种冲突,人类的文明、各地区民族的文明将空前繁荣昌盛。

　　四、东亚（含中国）史研究

　　东亚史研究进入世界古代史学者的视野，是本次会议的特色之一。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徐建新研究员认为古代世界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全球史”、“世界体系”），但古代世界存在着多个横向交往频繁、互动关系密切的区域。从实证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区域大于某个古代民族生存的地区和某个国家存在的范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古代史学界提出的“古代东亚世界论”就是这样一种区域整体史研究。他对日本学界所提出的“古代东亚世界”的观点、所谓的“东亚世界”的结构、机制，以及这项研究的学术意义做了扼要评介，希望能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提供一些启示。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在“中华地域子文明与隋唐前后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的发言中，提出了中华文明由于受游牧民族南下的影响，在宋元之际出现了第二个南北子文明的分野和融汇，从而再次整合发展的新观点。

　　总之，此次会议不仅体现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整体实力，也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宽了进一步合作研究的渠道，特别是使中国学者对当前国际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趋势、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于提高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水平，使之尽快进入国际前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叶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