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社会变革与中伊战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伊朗社会变革与中伊战略关系”学术研讨会

张顺洪所长致辞

　　2013年11月9日，“伊朗社会变革与中伊战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研究员出席会议，世界历史所研究员、伊朗小组召集人毕健康主持会议。

　　张顺洪所长在致辞中指出，伊朗的社会变革不仅是伊朗的事情，受到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关注。伊朗是个很有特色的国家，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伊斯兰教世界中有代表性的国家。伊朗的社会变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特别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变革的情况下。

　　他说，这次会议提出“中伊战略关系”，是一个创新。伊朗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国，今天也是一个重要地区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发展中伊关系对中国和伊朗都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成立一年以来，在伊朗问题研究上取得一定成绩。这次会议的召开，将集中展示近一年来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希望会议能进一步促进大家对伊朗的研究，为促进中伊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研讨会分为四个时段：伊朗的古代世界与文明交往、中东变局与伊朗外交、伊朗问题与中国外交、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学者分别围绕以上议题进行发言，展开讨论。

　　第一时段学术研讨“伊朗的古代世界与文明交往”，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主任时光副教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主任时光副教授以《中医宝藏》序言为例，阐述伊利汗王朝时期伊朗对中国的认识。他总结了该时期中国文化在伊朗传播的意义：1. 促进了伊利汗王朝的政治经济发展。伊利汗王朝对于中国的先进文化持肯定态度，统治阶层长期致力于吸收中国文化，引进中国学者，主动学习中国的治国制度。中国先进文化的引进使得伊利汗王朝政治日趋稳定，经济得到复苏，并迅速发展。2. 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伊利汗王朝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亦有许多伊朗及周边地区的科技文化、尤其是伊斯兰科技文化传入中国元朝统治地区，而西方欧洲国家也借助伊利汗王朝获得许多东方的先进科学技术。3. 宰相拉施特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与热爱促使多部高质量、高水准的史学、医学、农学、政治学等著作问世，在人类发展进程的长河中留下了诸多丰富的知识宝库。

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探讨了现今伊朗国家所统辖的领土区域内的古代国家。由于她所探讨的时期远在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建立之前，因此使用“伊朗地区”而不是“波斯”这个称谓。根据两河流域的文献记录、埃兰语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证据，伊朗地区古代国家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前埃兰”时期（史前伊朗——两河流域早王朝早期）、“古埃兰”时期（约公元前2600—前1500年）、“中埃兰”时期（中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新埃兰”时期（约公元前1000—前6世纪中叶）和“后埃兰”时期（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后）等五个时期。在简要梳理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后，她提出研究伊朗地区古代国家历史存在的问题：一是研究资料、考古资料零散匮乏；二是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十分局限；三是伊朗本身历史沿革存在复杂性与多样性。她认为，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在研究中应该采取短时段的视角，同时关注区域整体史研究中的微观视角，还要关注其民族性研究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副研究员在相对宏观的视角下，考察波斯人对埃及的征服和统治，探讨波斯人的统治对于古埃及历史进程的影响，进而关照这段历史在古埃及文明消亡过程中的地位。他认为，除埃及距离波斯王国中心巴比伦城较远，不利于波斯国王的直接统治和控制外，波斯统治者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没有在埃及本土实施直接统治、未能深入改变埃及社会结构以及没有处理好外来统治者与埃及本土人口的关系、对埃及人的剥削沉重等四个重要原因，导致其在埃及的统治不成功。但波斯人在接受和践行古埃及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同时，在古埃及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对古埃及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是起点。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赵广成副研究员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赵广成副研究员分析了希波战争前后的波斯外交及其对理解当今世界外交的启示。希波战争中受挫后，波斯在积蓄力量再次进军希腊的同时，将征服希腊的重点转移到外交斗争战线上来。波斯奉行支持次强国家打击最强国家的战略，在随后爆发的一系列希腊内战中不断转换支持对象，最终达到了削弱希腊、控制希腊和充当希腊世界仲裁者的目的。公元前387年的《大王和约》终结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也使波斯对希腊世界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他认为，波斯帝国的希腊外交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排除历史恩怨和思想感情的束缚。二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地区次强国家，联手打击和制衡地区头号强国。这也是战后美国地区战略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认识和应对美国外交的重要切入点。

　　第二时段学术研讨“中东变局与伊朗外交”，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副所长马丽蓉教授主持。

西亚非洲研究所陆瑾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陆瑾副研究员分析了伊朗鲁哈尼政府外交与伊朗核问题新变化。她认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鲁哈尼政府外交政策呈现出通过“温和”与“互动”，进而实现“平衡”与“双赢”的特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强调外交政策中的理性主义、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东西方关系的平衡、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间的交流与平衡。在鲁哈尼务实外交新政的作用下，伊朗与西方国家关系特别是美伊关系出现缓和，并给伊核问题谈判带来新变化：1、美国和伊朗都显示出对政治和外交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和时间紧迫感；2、美伊在立场上都决定做出适当的让步；3、美国开始直接参与5+1对话；4、谈判的频率、效率和级别都在提高；5、各方一致同意对外发表联合声明并遵循保密原则。针对上述情况，伊核问题谈判相关各方从各自利益出发，表现出心态和姿态上的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副研究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副研究员，则对鲁哈尼当选伊朗新总统以来与美国关系缓和的现象进行了深度分析。他认为，美伊互动发生在双方利益互需和两国国内政治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但美伊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双方战略目标针锋相对，化解难度极大。而且两国均面临内部掣肘，伊朗政坛中势力仍相当强大的保守派和强硬派限制了鲁哈尼的政治回旋空间，而美国国内的反伊朗势力如国会和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势力十分强大，美国的中东盟友以色列也高调反对美伊缓和。美伊双方对缓和的迫切程度不同，伊朗急于摆脱西方制裁，谋求缓和意愿更为强烈，但美国并不急于与伊和谈，更不会轻易让步，双方的谈判要价差异巨大，更严重缺乏互信。由此决定了尽管美伊都有谋求缓和的意愿，美伊关系也出现了破冰迹象，但双方当前的缓和进程脆弱而有限，实现关系正常化更是遥遥无期。

《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王南

　　《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王南阐述了伊朗在阿富汗重建中的作用。他分析了伊朗在阿富汗重建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地缘和现实方面的独特优势。他说，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还是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伊朗都可以为阿富汗重建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是，伊朗的这些优势和作用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发挥和施展，还将取决于以下因素：1、阿富汗未来政权的构成及其对伊朗的态度，西方国家对对阿富汗未来政权的影响及其对阿富汗重建的安排等。2、伊朗与阿富汗另一个重要邻国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利益协调。3、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未来阿富汗重建作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之安排，以确保未来阿富汗政权亲西方为主要目的，以西方为主导，在操作层面让印度发挥主要作用，将中国和伊朗排斥在外。虽然这个计划在实际中不可能完全将伊朗拒之于阿富汗重建的门外，但它对伊朗作用的发挥肯定是消极的。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成副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成副教授就鲁哈尼外交政策与伊朗外交的转型，发表了前瞻性的观点。他说，选择鲁哈尼这样一个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担任总统，表明伊朗人改变外交思路的愿望。这预示着伊朗外交将要完成三个转型：一是伊朗在国际事务中由当事人向调停人转型，鲁哈尼将开启伊朗作为国际事务调停人的角色。二是伊朗将由东向外交向全方位外交转型。东向外交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在美国支持巴列维王朝的背景下作出的外交选择，随着美国对伊朗态度的转变及美伊关系的改善，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改变，这将促使伊朗开始全方位外交。三是伊朗将由伊斯兰认同走向文明交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建立起，一直强调伊斯兰认同。东向外交是对霍梅尼提出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突破，下一步，伊朗将走向文明交往的全方位外交。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魏亮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魏亮分析了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朗对伊拉克进行的全面渗透：通过支持伊拉克境内的政党、积极参与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等措施对其进行政治渗透；通过对外贸易、日用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金融等领域对其进行经济渗透；通过什叶派家族、朝觐贸易等措施对其进行宗教渗透。他认为，伊朗在伊拉克力量的突破对其而言具有战略价值。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壮大了什叶派的整体实力，为伊朗扩展自身政治和宗教影响力打开方便之门。两伊关系的发展使伊朗的地区安全格局得到根本性改观。伊拉克成为伊朗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伊朗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影响伊拉克什叶派人口控制其中央政府，确保伊拉克不触碰“亲美”和“反伊（朗）”这两条底线，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伊朗的战略安全和在地区格局中相对有利的地位。

　　第三时段学术研讨“伊朗问题与中国外交”，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副研究员主持。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范鸿达副教授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范鸿达副教授探讨了中国应对伊朗核危机的政策问题。他首先提出，在伊朗现行政治体制下，总统在重大事项上的决策权存在疑问，因此伊朗的外交政策不能被称为鲁哈尼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应该着眼于长时段考察美国与伊朗关系，即使在美伊关系亲密时期，双方仍然存在冲突。相反，在今日美伊看似对抗的情况下，双方也有关系缓和的苗头。将伊朗核问题放在长时段的背景下看，它并不是造成美伊关系紧张的原因，而是长期糟糕的美伊关系催生了伊朗核危机。他概括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政策取向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总体战略角度来考虑，根据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确定对伊朗外交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从具体利益出发，强调伊朗对中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关键是确立中国的定位，是全球性大国还是区域性国家，根据定位确定相应的外交战略。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丽蓉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副所长马丽蓉教授分析了中国—伊朗人文外交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政治方面，两国国内政治及国际体系转型之际的全球政治对中伊外交具有影响；意识形态方面，伊斯兰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分歧会影响双方的人文外交，并在外交决策者、外交目标、外交模式及社会舆论等方面得以呈现；经济方面，“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已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不可或缺的建构主体之一，对中伊人文外交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方面，“丝绸之路”所累积的人文交流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甚至限制了当代中伊人文外交的内涵与途径，文化差异则成为深化中伊人文外交的阻碍性因素；国际组织方面，上合组织对中伊人文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以及中伊两国新一届政府的新外交举措则是两国人文外交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猛副研究员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猛副研究员梳理了中国和伊朗从1905年到2005年一百年间的关系发展，将其概括为“五段两点”：“五段”分别是1905～1949、1949～1979、1979～1997、1997～2004和2005年以来，“两点”分别是1979和2005年。他从中国在20世纪的社会发展视角解读同期伊朗的社会发展，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找准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没有人能够否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但伊朗的确不具备挑战整个国际秩序的实力和能力，伊朗需要心平气和地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第二，历史发展具有很大惯性，关键性转折需要时代潮流和历史人物的共同推动。如何在不引起动乱的前提下纠偏伊斯兰共和国延续了30年的航向，伊朗能否在山重水复之际实现柳暗花明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为伊朗做出类似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贡献。

北京大学博士生波耶史

　　北京大学伊朗籍博士生波耶史分析了国际制裁对伊中石油贸易的影响。通过回顾伊朗和中国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1993至2013年以来的中伊石油贸易，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对伊朗和中国石油贸易产生的影响有限，伊中石油贸易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随着中国在伊朗能源领域投资的增长，伊中关系越来越深化。伊朗和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逐渐变成了伊朗“向东看”战略举措的核心。伊朗政府对西方的强硬态度加深了其与西方之间的矛盾。为减少西方集体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伊朗政府乐意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能源合作关系。除经济效益外，伊中石油贸易还有政治效益，是中伊两国关系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在伊朗受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单边制裁和集体制裁的情况下，伊中石油贸易会受到美、中、伊三边关系的影响。

　　第四时段学术研讨“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春放研究员主持。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蒋真副研究员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蒋真副研究员分析了伊朗1906年立宪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立宪革命联盟内不同社会阶层成员及政党的利益与观点不同，对革命的目的、要求和发展程度认识不同，革命缺少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导致联盟基础不够稳固。2、占据领导地位的民主政党对国家发展道路存在分歧，民主主义者内部对革命的认识不同，对农民阶级的分析和对乌勒玛的作用具有不同看法，在斗争方式上也存在不同观点。3、民主主义者提出的政教分离主张将乌勒玛阶层推向了立宪革命的对立面，使这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者。4、立宪革命没有把社会经济改革放在第一位，不能解决伊朗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和业已形成的殖民经济状态，不能解决民族困境。5、立宪革命要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强，威胁到英俄的利益，遭到其武装干预，革命最终失败。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就卡扎尔王朝时期伊朗的犹太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介绍了卡扎尔王朝对犹太人的限制性政策，以及该时期伊朗犹太人的经济、宗教和教育状况，分析了西方与伊朗犹太人的关系及其影响。西方对伊朗犹太人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西方犹太人对伊朗犹太人的关注与帮助；西方传教士在伊朗犹太人中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西方国家政府向伊朗政府施压支持犹太人。但由于伊朗的犹太人口比例很小，其社会地位不引人注目，西方对伊朗犹太人的兴趣较低。他着重关注了犹太人的改宗问题和马拉诺现象。卡扎尔王朝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主要是宗教歧视，将宗教信仰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有些伊朗犹太人出于被迫或自愿，改宗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巴布教等其它宗教。成为“新穆斯林”的犹太人内心仍坚守犹太教信仰，世代过着一种危险的双重生活。

南开大学博士生李晗

　　南开大学博士生李晗研究了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从世俗主义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转变。她说，从20世纪初伊朗知识分子在宪政运动中首次登上政治舞台到21世纪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改革运动在政治层面终结了。在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宪政主义、社会主义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与西方之间“从理想化到妖魔化再到理性回归”，以及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从效忠走向背叛”的互动。她认为，在伊朗这样一个教俗合一的国家里，缺乏世俗社会主义发展的沃土。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因此，现代伊斯兰主义取代世俗的社会主义成为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是历史的必然。

　　在会议每一个时段，在主题发言结束以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展开热烈互动。

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

　　毕健康研究员在会议小结中说，这次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学术探讨会，大家讨论得比较热烈。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有相当厚重的历史感。尤其是时光老师的报告，很有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大家的观点有交叉，有落差，有讨论，有交锋。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相当一部分学者努力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贯通性思考，这是一个好的尝试，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他还就伊朗社会变革诸问题，谈了自己的粗浅认识。

　　他说，我们关注社会变革，意在面向未来。我们感觉到，伊朗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他用“两个60年”、“两个30年”，将伊朗与中国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西汉王朝在公元前202年建立，经过60年发展，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开始建立丰功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60年的建设，国力基本恢复到康乾盛世以来的顶峰，开始向世界大国迈进。相比之下，古代伊朗人走得更顺利，古波斯帝国仅用30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性大帝国。伊朗从1979年至今，走完了第一个30年，早已进入了第二个30年。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国，三十年河西。”可以设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第二个30年迟早要发生重大变化。

　　关于美伊“缓和”的前景。美国与伊朗对抗了三十多年，双方交流不畅，隔阂尤多。要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很不容易，必然经历一个较长的曲折过程。而且，正如有学者指出，双方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内外因素对双方的制肘不可小觑。因此美国与伊朗的“缓和”在短期内困难重重，中长期内可能会走得更顺利一些。有利于美伊“缓和”的主要因素主要有：（1）从伊朗方面看，伊朗人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的哲学思辨传统，会在关键时候做出适当的抉择。一个有哲学头脑的民族是不会长期僵化、落后的。比如，1988年霍梅尼做出决断，结束两伊战争。伊朗内部在变化、发展，这是需要予以关注的。（2）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近年来在中东受到很大的挫折，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内部遇到的困难亦不容忽视。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目的是进行战略东移，因而美伊“缓和”符合双方国家根本利益。（3）美伊“缓和”是伊朗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在伊朗社会大变革、世界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全球战略框架下，进行开创性思考，构思中伊战略关系。对美国与伊朗的缓和，我们要乐观其成，中东的和平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张顺洪所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15世纪末西方国家开始海外殖民扩张后，亚洲的一些封建大国，如奥斯曼帝国、伊朗萨非王朝与卡扎尔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中国的明清王朝，都没有避免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耻辱历史。实际上，这些封建大国都有变革图强的机会，并且采取过某种改革措施，但未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没有能够与西方先进国家同步发展。我国明朝中后期，也与西方有很多交往，但后来出现反复，未能避免后来所走的弯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张所长还指出，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挑战过程中的各种表现，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现实意义。研究伊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言行，有利于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表现。最后，他希望专家学者能够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推动中伊战略关系的发展。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室 姚惠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