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召开

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

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

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

　　2017年6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论坛”在北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首席研究员和《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吴英研究员

　　本届论坛的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首席研究员和《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吴英研究员致词。他指出，举办论坛的初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工程项目的研究需要得到史学理论界、尤其是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的支持和参与；二是《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要加强同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交流，建立一个稳固的作者队伍，保证杂志质量的稳步提升。目前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这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我们期望通过全体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工作者的努力，重新树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指导地位，这是改变当前史学研究碎片化状况的出路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史学理论研究》愿意发挥平台作用，同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工作者共同努力去迎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春天。

　　论坛分四个时段，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四川大学何平教授、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旭鹏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研究员以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为例分析了历史事实的真伪辨析问题。1999年11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所谓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其中提到了对全球化和俄国未来发展的观点，在俄罗斯引起了各种反响。陈启能认为，辨识这份“政治遗嘱”的真伪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不能感情用事，要尽量寻找证据，尤其是最直接的证据。他从对普列汉诺夫的生平经历、与其来往密切的身边人物的证言、学术背景、时代背景等多方面的分析入手，认为这份 “政治遗嘱”并非出自普列汉诺夫本人之手。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在以“理解、阐释和判断：历史解释学刍议”为题的发言中指出：历史流动地存在于人们永不间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在实际生活中，“历史”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历史是人类社会已经逝去的历史过程；其二，历史是人们对这一过程历史认识的结果；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存在着客观的历史真理，人们可以认识它，但又不可能穷极真理；历史真理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历史认识的过程，就是探究历史真理的过程，在实证研究阐明“是什么”的基础上回答“为什么”，以揭示历史的真理性内容。

四川大学何平教授

　　四川大学何平教授在以“史学理论研究推陈出新展望”为题的发言中指出：研究前沿问题是理论研究创新的途径，可以通过新的分析、概括和解释使创新成为可能；目前在史学理论前沿问题中，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已经发生两次了，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推动的贸易自由化浪潮，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目前正在发生的是中国推动的意在普惠世界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二个问题是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其核心是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将取代人脑对现实的控制，许多传统行业可能会被淘汰，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物联网等都是世界历史需要研究的课题，史学研究在未来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

　　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在以“新名词、新观念、新历史——论环境史对史学的创新”为题的发言中指出：环境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退去其初兴之时的道义色彩，成为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一个特色鲜明的新兴交叉学科和新的历史门类，并从多方面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和创新；系统地探究和总结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如何促进了古老的历史学的创新，并以我们自己凝练的话语来加以表达，可谓正当其时；通过研读丰硕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环境史已创造大量的新名词、新观念和新历史，它们构成了颇有新意的历史知识体系，对推动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旭东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旭东研究员在以“新疾病史学：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为题的发言中提出：疾病史的研究长期被置于主流史学家的视野之外而没能获得应有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末因威廉·麦克尼尔开创性研究实践的影响，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此后的疾病史研究逐渐受到各国史学家的关注，从而成为当代国际史学潮流中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及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历史学中的疾病史研究已经发展到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疾病史学的地步；“新疾病史学”将有别于仅作为医学史附属而存在的疾病史研究传统，以全新的切入视角和理路来予以系统化建构，其所探讨的是真正新史学意义上的疾病史，分析自然人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因人类自身行为扰动或打破生态环境原有衡动机制，而导致的疾病产生、发展、流行和消退的历史，这样的新疾病史学，力图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为建立更加健康的个人及社会生活方式提供鉴戒。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在以“兰克——全球史的先驱？”为题的发言中认为，长期以来，兰克被视为民族国家史学的鼻祖，但兰克史学的另一面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兰克在晚年撰写了多卷本的《世界史》，世界史在兰克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他反对历史哲学指导下的进步史学，也反对各民族国家历史汇编式的世界史，认为世界史写作的任务在于论证历史上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联，论证它们是如何融合为一个共同体的，兰克的这一世界史理念与当今的全球史理念很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兰克称为全球史的一个先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吴英研究员在以“唯物史观的学科属性辨析”为题的发言中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因此，重树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成为我国史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初衷、对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身进行考察，能够阐明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与此同时，有鉴于唯物史观所建构的对人类社会的系统认知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它同样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旭鹏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旭鹏研究员在以“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观念”为题的发言中指出：所谓的“地方化欧洲”，意在摒弃经由殖民主义而形成的各种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将欧洲从居于人类历史的中心位置，转移到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众多地方位置中的一处；查克拉巴蒂同时指出，将欧洲“地方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认欧洲所代表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也不是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反对欧洲文化价值观念中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地方化欧洲”旨在思考，产生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欧洲的文化价值观念，缘何借助历史的进程，逐渐超越其发源地，为欧洲之外的各个地方所接受，这其中既存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南京大学闵凡祥副教授

　　南京大学闵凡祥副教授在以“感知的历史：认知与理解过去的新路径”为题的发言中认为：人的五种感官感知（听觉、视觉、嗅觉、味觉与触觉）是人类感知与理解世界的基础，通过感官感知以及由之而产生的特定生理反应及因之而形成的生理记忆与情绪，人们得以形成对自我与外界的认知体验，并最终以之为核心形成个体与世界联系的判断标准体系，感知与文化的形成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学家开始给予感知以历史关注，开始研究感知的历史，研究的对象从单一的感官感知史研究逐步到对多种感官相互作用下的人的生活体验的全面研究；在国内学界，对感知的研究仅是心理学的范畴，未见相应的史学研究成果出现，这一新领域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信阳师范学院肖文超副教授

　　信阳师范学院肖文超副教授在以“西方文化史研究的物质转向及其限度”为题的发言中认为：物质文化史是西方史学界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它力图突破“新文化史”的文本束缚，利用本不受历史学家们重视的物品（文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物品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它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与分析框架，除了研究传统的物品与人的关系之外，历史学家们更希望能够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将物质文化的研究范畴拓展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去；物质文化史的兴起也在推动历史书写方式的改变，但是，研究所需的物质与特定时空环境缺失以及实践操作上的一些限度，也会给物质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董欣洁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董欣洁副研究员在以“什么是全球史”为题的发言中认为：全球史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史学界的一种重大而显著的学术现象，从自然环境，到物种细菌；从诸般器物，到思想观念；从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到联通各地的人类网络；从微观的衣食住行，到宏观的上层建筑；从一时一地的断代史、国别史，到纵贯古今、地域广阔的通史，各种主题的全球史研究几乎已不可胜数；“全球史观”、“全球史视野”、“全球视角”、“全球史中的”、“全球视野下的”等话语，成为众多论著表明自身学术背景与研究方法的界定词；全球史是发生在世界历史学范畴内的观念与实践创新，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

长安大学沈斌副教授

　　长安大学沈斌副教授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共同体’问题”为题的发言中认为：“共同体”（“公社”）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致力于“共同体”问题的研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起点”，研究“共同体”问题对夯实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共同体”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把握和阐述不同社会发展道路时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在人类原始社会历史理论的解释体系上大体经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农业公社”→“氏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他还根据俄国公社等“共同体”问题的经验材料对未来社会的具体形态也做出了一定的展望与勾勒。

　　东北师范大学徐前进副教授在以“身体史方法论”为题的发言中认为：在“人与历史”的传统分析结构里，人是一个有接受、感知、反思和实践能力的存在，但这个结构在实际研究中有不确定性，现代身体史简化了人与历史的模糊关系，身体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感受性的存在；“人与历史”的分析结构可以拆分成“人与身体”、“身体与历史”、“人与历史”三个领域，身体史不是封闭的学科，也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它的边界是开放的，有通向艺术史、解剖学、医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代性批判等多种领域的可能；身体史与存在主义有相关性，是历史学家对于存在主义的实证表达，身体史是存在主义在文学领域之外的新方向。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炜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炜副研究员在以“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为题的发言中认为：西方书籍史的经典著述在最近十数年间被中国学术界广泛译介，引起了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对自身书籍传统研究方式的反思，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的书籍史研究视野，加快了书籍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融合的趋势；此类研究也存在论述中国书籍史问题时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概念等弊端，造成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实相脱节的局面，而要实现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在全面理解西方书籍史理论形成的社会语境与学术背景，以及深入挖掘中国书籍史研究资料和史实的基础上，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书籍史发展特点的问题。

中南大学罗春梅副教授

　　中南大学罗春梅副教授在以“最近10年国外拜占庭学的最新发展——以著名历史学家、拜占庭学权威、考古学家约翰·哈尔顿教授为例”为题的发言中提出：最近10年国外拜占庭学的合作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跨地区跨领域研究深入发展，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合作研究国际性项目，他们不是把拜占庭帝国看作一个孤立的地区和国家，而是把拜占庭帝国研究置于广阔的时空范围之中进行全新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约翰·哈尔顿（John Haldon）和以他为首的研究团队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运用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把拜占庭世界置于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背景之中进行长时段综合研究，极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曲阜师范大学任军锋老师

　　曲阜师范大学任军锋老师在以“约翰·金纳莫斯《功德记》古典特征研究”为题的发言中认为，12世纪是拜占庭复兴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1143—1203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曼努埃尔一世皇帝的宫廷秘书，其七卷本的《功德记》记录了两位皇帝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和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的丰功伟绩；《功德记》秉承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学家的撰史传统，在史料选取、结构布局和文字风格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古典色彩。

天水师范学院贾迎亮副教授

　　天水师范学院贾迎亮副教授在以“西方学术界宫廷史研究述评”为题的发言中认为，宫廷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有着长期的传统，自20世纪初兴起以来一直受到重视，而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状况尚无系统了解，西方宫廷研究主要经历了传统文化史和文化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和新文化史的研究三个阶段；西方学术界对宫廷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碎片化”，在宫廷研究中采用认同理论和全球史观可以克服宫廷研究的“碎片化”，并可以拓宽我们对近代欧洲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视野。

浙江大学汤晓燕研究员

　　浙江大学汤晓燕研究员在以“文艺复兴早期法国挂毯艺术中的女性新形象”为题的发言中认为，挂毯艺术在欧洲源远流长，传世巨作如《贝叶挂毯》等一直以来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文字材料相对匮乏的中世纪研究领域，被认为是研究该历史阶段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从法国国立中世纪博物馆以及卢浮宫现存的挂毯藏品来看，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早期法国挂毯中的女性形象相较于之前的其他女性图像资料而言，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仅题材从宗教教义开始向日常生活场景蔓延，并且女性在其中占据的位置也发生重要转变，反映出整个欧洲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中对尘世生活的观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郑州大学姜静副教授

　　郑州大学姜静副教授在以“1945—1990年的社会革命——读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为题的发言中认为：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是一部视野宏阔的全球史和整体的社会史著作，对于1945—1990年世界各国发生的社会革命进行了有历史深度的分析和有理论高度的概括；二战后全球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惊人变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大变革，首先，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永远、彻底斩断了世界与过去历史的血脉链接；其次，大学生人数激增，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也急速涌现，这个变化在全球普遍出现，意义深远；再次，工人阶级概念逐渐解体，劳动性与非劳动性的分工界线逐渐模糊；最后，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发生转变，女性进入劳工市场的人数越来越多，且大量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变动对全球各地人们生活造成的革命性变化不仅影响深远，而且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初庆东老师

　　华中师范大学初庆东老师在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史学观念与实践（1946—1956年）”为题的发言中认为：学术界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已有研究，偏重史学家个体与六七十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熟期的研究，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和早期发展史缺少系统审视；因此，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中心，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数量、史学观念与实践，及其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地位，能够加深学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写作以二战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为开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地位，推动了世界史学的革新。

中山大学付亮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付亮副研究员在以“社会规训范式在意大利宗教史研究中的出现与发展”为题的发言中提出：德国学者、教会史学家胡贝特·耶丁开创了意大利宗教史的研究框架，耶丁在特兰托大学创办了意大利—日耳曼历史研究所，推广他的“天主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范式（即“耶丁范式”）；耶丁的高足保罗·普罗迪接手历史研究所后提出耶丁的史观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未来亟需采用新的史学视角重新检视近代意大利的社会发展与天主教的近代性问题，在普罗迪心目中能够代替“耶丁范式”的正是“社会规训”范式，他认为“社会规训”范式有助于审视近代意大利历史中有关大众社会和宗教演变的重要发展脉络，一方面能够为近代化理论提供一个长时段的框架，另一方面则可以将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与社会史扣连起来，“社会规训”范式目前仍在意大利宗教史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但该范式也有简化历史之嫌。

　　学者们还就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吴英研究员在做会议总结时指出，这是一次高质量的论坛，论坛的主题词可以概括为创新，这从各位学者研究选题的创新性就可以看出，而且各位学者还结合自己的研究围绕什么是创新、如何实现创新发表了非常有见地的看法。中国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目前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必须奠定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创新必须是对之前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对之前研究进行扎实的批判性研究基础上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否则的话可能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重复；二是创新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而唯物史观无疑就是科学的历史观。相信通过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工作者的努力，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会越来越为史学工作者所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董欣洁供稿）